在中国发现历史

读《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问题一直是以西方为参照物来研究中国历史。

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由于西方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不是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过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中国史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框架与思考模式。

本文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以往的中国史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读者主要是针对研究中国史的外国学者，而本人认为这本书同样对中国学者与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使用范围这个总问题。

作者认为就用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叛逆运动来说，19世纪中叶在中国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变，并不是散居蜷缩在沿海小天地中某些西方人的恼人行为，而是内部的骚乱。

除了许多地方性的叛乱外，有四次规模巨大的叛乱，分别是云南的回族暴乱（1855——1873），西北的另一次回族暴乱（1862——1873），捻军（1853——1868）和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

不管1850年前西方冲击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如何肤浅表面，但是在华南一带这种影响确是真实而深刻的，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

起义的后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洪仁玕更是直接接触过西方文化。

而且，在六十年代初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英法两国的军队，由西方人率领的雇佣军，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武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说明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太平军起义势必大为改观。

太平军是19世纪中叶受西方入侵影响较大的唯一叛乱运动。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在任何重要意义上，作者认为不能把它看成是针对西方作出的回应。

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矛头不是针对西方的，它不像有些通俗读物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想把中国弹射入“近代世界”的尝试。

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为了对付西方或西方所造成的问题而作出的努力。

更确切的说，它只是按照一支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而这支主旋律大约从1850年到1870年之间曾在中国许多地区广泛出现过，同时从总体上说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以前的情况所作出的回应。

我们学习过的天平天国运动其重大意义确实在于反封建方面。

正如芮玛里所说：“19世纪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的斗争。

西方的冲击尽管从长远看十分重要，在当时则知之甚少。

外国入侵只是一种地区性的骚乱与刺激，它只限于整个帝国东南边缘的五个港口。

”从改革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冲击——回应框架存在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

中国的改革志士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对西方作出反应，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为头等大事——而且即便到这时，有此看法的也只是很少数的学者和官员。

七十年代之前十年左右，中国大部分改革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叛乱问题。

实际上在同治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消除导致叛乱的祸根，西方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果中国能把内部整顿的比较像样，西方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体用”之说于九十年代后期尤为盛行，其目的在于证明“西学”由于实力显著，应该采纳，但同时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至德的。

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不如说是“复旧”。

这说明尽管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

所以作者认为为了纠正冲击——反应的歪曲，把19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组成，可能有所裨益。

也许按照“对受西方影响的局势做出受西方影响的回应”这一概念来思考问题比较可靠也更加富有成果。

在冲击——反应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

作者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对近代西方本身的认识是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

究其原因首先是近代西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次“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

第三，像中国这类国家所接触到的“西方”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

而且即使这一部分在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步蜕变。

第四，这种西方的首次冲击，当它经由中国人传递时，还会受到另一种歪曲。

第五，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

而各种现象既存在地理上的区别、也有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区别。

简而言之，作者认为中国在19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

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

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间接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绝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作者在第二章分析了“传统与近代”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传统与近代”模式中，外国史对传统中国的普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国家，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样中国的旧形象才能消失。

他们认为中国确实在经历一场解放，只是，它不是从自身解放出来。

而是由西方解放出来。

不是从事实上的不变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是从一种由外界强加的无变化之看法中解放出来。

这样体现为西方文化的近代社会，通过两种途径同时作用于中国文化：一种是作为溶剂，中国的旧文化对之无力防卫；另一种是作为楷模，中国的新文化对之亦步亦趋。

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文化必然自始至终为近代西方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所左右。

中国革命是一种反对西方正是为了加入西方的革命。

中国的历史发展以西方为标准。

作者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而七十年代初西方史家对中国的认识事实上也有了这种观点。

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历史研究中传统的“帝国主义”模式。

首先关于“帝国主义”的含义有两种解释：1）认为它是鸦片战争到共产党成立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种种问题的最后根源，称为帝国主义取向。

在现实中只要我们对西方入侵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积怨未消，就很难接受一种冲淡帝国主义在我们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中之作用的估量，而且很可能把美国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看成是归根结底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以更加微妙的新形式进行的外国思想侵略。

例如毛泽东和蒋介石就把近代中国的落后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

而新时代的我们在情感的作用下对“帝国主义”也是恨之入骨。

2）认为帝国主义曾起过某种有限度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领域。

这就产生了“大象和跳骚”的说法：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领域，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不论是好是坏，总的说是比较有限的。

正像所说的大象耳中的跳骚一样，外国经济入侵可能起某种刺激作用，是局部性破坏的根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中国的整个经济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的程度太高，过分贫穷，外国的经济入侵不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总之，“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外国入侵产生的政治冲击多半是间接的。

直接的是在心理和思想上产生的冲击。

但是另一方面，外国对中国政府的地位与权力的冲击，则往往要直接的多。

作者考察的以上三种模式不足为怪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质，这种性质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

冲击——回应模式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酣中唤醒。

于是对中国这头“野兽”说，西方就成了“美人”，经她一吻，千百年的沉酣终被打破。

她那魔术般的力量将本来被永远锁闭的“发展”潜力释放出来。

通过对以上三种模式的分析，作者在第四章提出了中国史研究应走向以中国为中心。

因为以上模式是以社会文化对比为中心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力图主要通过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中国。

中国中心取向之所以适宜从历史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构想中国的过去，是因为它进行比较的重点不在于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的不同，而在于一个文化的内部前后情况的不同。

前一种比较方法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文化的比较稳定持续的属性和特征，即文化的固有特性上，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

而后一种比较由于强调某一文化内部在时间上所经历的变异，就扶植了一种对历史更加动态，更加以变化为中心的看法。

总之，作者总结中国中心取向有以下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在中国中心观这幅画面中，西方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对这种地位的理解，要比以前复杂的多，因为我们开始看到和西方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被动的中国，而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一个充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

这个中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加以观察，绝非离奇古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而是由真实的人所组成，他们和任何社会中的人一样，日夜思考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在一个严厉、苛刻、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中国中心观的提出无论是对于中国学者还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开拓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这样，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例如孔飞力所著的以中国中心观为取向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在这本书中作者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利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界，认为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衰落的开始时期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

这并不是说鸦片战争无足轻重，而是说它的作用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它和外交史，中国对外贸易史，甚至在广东和其他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与地方政治史都有密切联系，但是和中国整个社会的演变的关系则不然。

当时的中国政府对鸦片战争就不以为然，即鸦片战争对中国政府没有带来根本上的冲击，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

中国中心取向不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模式，而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取向。

它的思想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

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