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
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总结
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总结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对财政管理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理论基础，并开创了财政学的研究方向。
然而，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财政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对西方财政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并探讨每个阶段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影响。
1. 古典经济学阶段（18世纪-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经济学与财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他提出了“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财富生产。
他还强调贸易的重要性，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然而，斯密对财政政策的思考相对较少，他主张“夜光法则”，即对经济的干预应该尽量少，以避免政府滥权。
大卫·李嘉图则关注了财政政策对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他提出了相对剩余和绝对剩余的概念，并通过劳动价值论解释了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
他强调了财政政策在保护国家利益和促进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但也主张政府应该遵循自由市场原则，以避免干预过度。
2. 凯恩斯主义阶段（20世纪中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和财政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凯恩斯理论提出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观点，主张政府在经济下行时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干预，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他提出了财政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原则，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支出和减税，以增加总需求。
这一观点对于解决大萧条和实现经济复苏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兴起并成为主导，对财政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主张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遵循市场自由原则。
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集中在政府过度借贷和货币供应过度膨胀等问题上，认为这些问题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
西方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的启示
西方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理论与财政改革的启示一、市场配置为基础，财政配置为补充。
在市场经济中，财政作为政府直接计划配置资源的手段，应当尊重市场机制的力量，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财政活动应当把弥补市场的缺陷，校正市场失灵作为出发点，其首要任务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且还应当极力避免由于政府或财政的不恰当干预给市场的有效运作和市场经济的效率造成损害。
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把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作为财政改革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切实搞好国有资产（本）财政。
二、财政支出安排要有层次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活动应当首先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具体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保证国家机构，如国防、行政以及公、检、法等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需要；二是保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中必须由财政提供的部分的需要；三是满足大型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重点建设投入等非盈利性或微利投资的需要。
在保证满足公共需要且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进行国有盈利性、竞争性企业的投入。
按以上方式进行的财政安排支出的原则可简称为“保三争四”原则。
三、实行公共财政上的“量出为入”，贯彻总体有偿原则。
西方财政理论把政府能够取得收入的原因（主要是税收）归结为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价值补偿，主张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来确定税收的规模，同时试图在个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数量与其应缴纳税额之间建立起等价交换关系，也就是说，个人缴纳的税收数量应该和他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成正比。
从总体上说，由于一个人究竟获得了多少公共服务是很难衡量的，因此西方财政理论的这一看法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仍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
那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取得多少的财政收入，应该充分考虑到自身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和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可以从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多少的补偿或收入，而不能仅仅考虑自己在取得收入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的支出规模一再膨胀。
西方国家的财政发生了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危机，即原有的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结构，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赤字大量产生，政府开支长期地、大量地依赖债务收入。
以布坎南为首的财政学家们，认为政府收入大量地依赖于公债而不是征税权受纳税人（通过国会）控制的税收，会使行政部门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控制，这将破坏宪政制度[①]的稳定。
为此，他们提出财政立宪主义，主张压缩赤字规模，将预算平衡和财政原则写进宪法，以约束政府的权力。
这一思想，影响了美国及西方国家财政制度和宪政制度的改革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收入转型为以税收收入为主，但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赤字和公债规模一再增长。
因此，总结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②]，吸收和借鉴其中的合理因素，对认识和治理我国当前的财政赤字和公债问题将有积极的意义。
一、财政立宪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1、现代税收与西方宪政制度的关系税收作为政府依据强制性权力，无偿地从人民取得的一种收入，在古代西方早已出现。
但是，古代的税收并不具有现代税收所具有的那种固定性，多数时候也不具有现代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在现代税收产生以前，西方国家政府获得收入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王室的）财产收入。
税收是偶然的，只起补充作用，只有当战争或其它原因导致临时财政困难时，君主才会向臣民征税。
13—17世纪，由于社会发展对政府扩大职能的需要以及战争等因素，西方国家传统的以财产收入（王室土地收入）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入结构，已不能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不得不开始大量地、经常地征税。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政府从一个不依赖于纳税人财产和收入的政府，转型为一个依赖于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的政府。
若不能控制政府的征税权力，就将对纳税人财产造成最大侵害，因此纳税人自然产生制约政府征税权力、约束政府支出的强烈要求。
西方货币理论的演变及借鉴意义
货币理论研究货币对经济的影响，研究货币，就要探讨货币的需求和货币的供给。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主要有费雪（1911），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完善起来的古典理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
相对货币需求理论而言，货币供给理论的产生和形成要晚一些。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西方的货币需求理论，以求有所借鉴。
一、古典货币理论1、货币数量论现金交易数量说古典经济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货币数量理论，是一种探讨总收入的名义价值如何决定的理论。
因为该理论揭示了对既定数量的总收入应该持有的货币的数量，并且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11年出版的《货币购买力》对古典数量论作了最清晰的阐述。
其理论内容主要反映在费雪交易方程式中。
费雪交易方程式是M× V= P ×Y其中M是给定年份的货币数量，V 是给定年份货币流通速度，P是给定年份的价格水平，Y是给定年份的交易量。
该方程式表示货币数量乘以货币使用次数必定等于名义收入。
费雪认为短期内V,Y是不变的，因为V有社会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所以长期内比较稳定。
同时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商品和劳务总交易量，即Y也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因素。
这样，交易方程式就转化为货币数量论。
而且，货币数量论提供了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解释：价格水平变动仅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当M变动时，P作同比例的变动。
费雪认为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在于交易，这样，货币数量论揭示了对于既定的名义总收入下人们所持的货币数量，它反映的是货币需求数量论，又称现金交易数量论。
如果用货币需求量表示M ，M ×V= P ×Y可以写成×V= P× Y两边同时除以V得= × P ×Y因为短期内，V为常量，名义收入决定了其所引致的货币需求量,因此，货币需求仅为收入的函数，利率对货币需求是没有影响的。
费雪交易方程式能够成立的基础是V 和Y不受M变动的影响，而这一前提是货币中性论，即货币不过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对经济并不产生影响。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西方财务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财务管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理论、模型和方法不断涌现，贡献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对于西方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介绍西方财务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
一、财务规划理论的发展在西方财务理论中，财务规划理论是发展最早、影响最广泛的一个分支。
它不仅是企业经营活动总体规划的基础，也是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
财务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财务规划理论属于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财务预算和财务计划方面。
第二阶段，是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财务规划理论经历了一个创新和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模型，例如NPV模型、IRR模型、CFAT模型等，这些模型对企业财务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阶段，是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财务规划理论进入了成熟阶段，财务决策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而是逐渐转向风险投资和融资决策。
我国企业可以借鉴西方财务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规划体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财务目标和计划，并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实现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
二、财务报告理论的发展财务报告理论是西方财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企业的业绩管理和信息披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财务报告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财务报告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管理层提供财务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分析企业业绩，做出适当的决策。
第二阶段，是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财务报告逐渐成为企业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成为了股东和投资者评估企业价值和投资风险的主要依据。
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到现在，财务报告成为了公共财产，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特别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要求越来越高。
二战前后西方财政理论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献 ．＿ 棕 一１。 ¨ ，． ＾ ～ ＿ 二战前后 ， 西方财政理 论的研究取得 了较大进步 ， 步构 建起 了现代公共财政理论 。西方 财政理论确 立的逻辑 判 逐 断标准包括完整 的框架 与体 系、 核心概念的提 出与对现实 的解释作 用。同时 ， 战后西方 国家政治 经济 的变化 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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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二 编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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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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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年第 ６ （ ０８ 期 总第１ ７ 期） ３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引言财政学是研究政府财政活动和财政制度的学科。
20世纪初，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快速演变，为全球政府财政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本文将从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历史演变、主要派别以及借鉴意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西方财政学理论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它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历史学等知识于一体。
财政学是研究政府财政活动，即政府收入、支出和债务的管理和运作机制，以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的一门学科。
在西方财政学理论中，财政学是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法等诸多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西方财政学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18世纪后期，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系统”理论，并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公共和私人实用主义”理论，这是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开端。
19世纪后期，古斯塔夫·冯·舒伯特、列昂尼德·沙马洛夫、约翰·贝茨·克拉克等学者对财政领域进行了探讨，并逐渐形成了“公共财政”和“私人财政”两个研究方向。
20世纪以来，财政学理论经历了两次重大波动。
20年代至60年代，西方财政学理论逐步展开了理论研究的全盘社会化趋势，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三大学派。
70年代以后，财政危机大规模爆发，西方财政学理论社会化趋势开始逆转，出现了自由市场理论、新政府支出理论和产权理论三大学派。
四、西方财政学理论的主要派别1.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重视政府干预与政府调控，主张政府通过调整经济政策等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失灵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的目标。
2.自由市场学派自由市场学派又称新古典派经济学，强调市场在分配资源和实施经济调节方面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的能力。
认为政府介入只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失调。
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
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推进我国财政改革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
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
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
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
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摘要】这篇文章将重点探讨西方财务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借鉴意义。
首先介绍了财务管理理论在西方的应用和西方财务理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了我国企业可借鉴的西方财务理论和西方财务理论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最后探讨了西方财务理论在我国企业的应用情况，并提出了我国企业应该如何借鉴西方财务理论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为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并推动我国企业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我国企业、借鉴、财务管理、应用、主要特点、启示、结论、未来发展方向、结语1. 引言1.1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历程西方财务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
在当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的资本积累和企业扩张，财务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财务管理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涉及到财务规划、资本结构、资金运作、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
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现代财务理论体系，包括财务报表分析、投资决策、资本成本、财务绩效评价等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财务理论也逐渐与国际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财务理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经典的学说和方法。
现代资产定价理论、实施决策理论、财务与会计信息的有效市场假说等理论为财务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西方企业的财务管理实践也逐渐走向标准化和专业化，提高了企业治理水平和经营效率。
1.2 我国企业现状我国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我国企业的规模与数量不断增长，但整体上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一些大型企业与小微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财务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一些企业存在着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忽视财务风险管理等问题，导致经营风险增加。
我国企业在财务报表透明度和质量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影响了企业的透明度和信誉度。
对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借鉴意义研究
对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借鉴意义研究前言财政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研究的是政府在财政领域的活动和政策。
自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财政学领域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许多经典理论和学说，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财政活动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以及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学学者的借鉴意义，希望可以为读者对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和财政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有更深刻的了解。
历史演变古典财政学18世纪后期，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古典财政学也开始逐渐形成。
亚当·斯密是古典财政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涉及市场经济，并主张遵循自由市场经济原则。
该学派的学者强调税收应该合理分担，对社会应该尽可能公平，国家支出应该经过严密的控制，防止过度浪费。
这些观点对财政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奠定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
需求管理20世纪早期，经济大萧条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和储蓄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些措施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增加，也促使财政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在需求管理的框架内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需求管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兴起。
该学派的学者主张市场对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最有效的方法，持有市场自由、政府少涉及市场经济的观点。
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降低，还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这些观点对财政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基础。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借鉴意义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财政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一些借鉴和应用包括：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西方学者对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提高税收收入和提供公共服务。
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借鉴吸收这些政策，以满足自身的不同需求。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引言财政学作为一门研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学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财政学以其深入的研究和理论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本文将探讨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并探讨其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
财政学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古希腊财政学的雏形古希腊时期，人们开始研究财政收入的起源和用途。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提出了一些关于财政管理的想法。
柏拉图认为，国家应该通过公正和理性的财政政策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公共支出应该用于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观点。
古罗马财政学的发展古罗马时期，财政学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罗马帝国的扩张使财政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人们开始研究如何有效地收取税款并管理财政支出。
该时期的智者西塞罗和公历提供了一些关于财政管理的重要观点，他们强调了财政稳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方法来实现财政平衡。
古典经济学对财政学的贡献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对财政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自我调节，并主张减税、自由贸易等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大卫·李嘉图则提出了经济学中的“李嘉图原理”，强调了税收和公共支出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这些理论为后来的财政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财政学的兴起20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管理复杂性的增加，现代财政学开始形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视为现代财政学的创世之作。
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主张通过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并广泛运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增长。
此后，现代财政学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和税收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西方财政学理论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西方财政学理论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的参考。
第二章 西方财政学说
• （三）税收理论
– 承认税收的杠杆作用，注重发挥税收 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 – 提出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 – 政府减税应使收入越低的人获得好处 越多，否则，减税不仅会加剧收入不 平等，而且难以达到刺激有效需求的 效果。
• （四）公债理论
– 公债的好坏要看具体情况。当有效需 求不足引起失业增加时，就应该由公 债来弥补。但公债增多往往被高收入 阶层持有，而公债还本付息的税收负 担却落在中低收入阶层身上，这就造 成了新的贫富差距。
– 公债弥补赤字的模型 – 增加税收的模型 – 减税刺激投资和消费模型
• （五）提出“注射政策”和“补偿 性政策
– 财政政策应着眼于长周期引起的经济 波动，不能仅仅着眼于短周期（8— 10年）
– 经济衰退期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注 射政策”
– 经济繁荣期增加税收，补偿赤字，实 现财政平衡的“补偿性政策”。
• 3、税收理论：提出公平、确实、简便、 征税费用最少的税收四原则。研究了税 收负担和税收转嫁问题 • 4、公债理论：认为公债的发行在于统 治者的奢侈和浪费。公债的发行使资本 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领域，阻碍了 生产的发展。 • 5、财政支出理论：支出应主要用于军 事开支，另外，维持司法费用，发展公 共事业
• （二）财政支出理论
– 政府投资不应只注重就业，更应该注 重经济稳定。 – 公共政策具有“时滞”问题。 – 经济繁荣和衰退都应该推行赤字预算。
• （三）税收理论
– 税收基础理论。（1）税收的实质体 现了将一部分社会产品和劳务的使用 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2） 税收原则有：利益原则；牺牲原则。 承认要实现“公平课税”，是极不容 易做到的。 – 税收的调节作用。累进所得税是经济 的稳定器，提出“相机抉择”政策。
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基础改革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第3卷 第6期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Vol13 No16 2004年12月Journal of G uangdong Vocational C 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c12004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基础改革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晋晓琴 收稿日期:2004207215(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经济管理系,郑州450011)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基础改革的大体情况,然后详细剖析了他们的成功经验及对我国政府会计引进权责发生制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国家;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中图分类号:F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08(2004)06-0024-05 会计基础(Basis of accounting),又叫会计确认基础、会计核算基础、会计计价基础或会计结帐基础。
有关其概念,说法众多,《政府财务报告—公立单位委员会第11号研究报告》中指出“会计基础是指大量的决定交易或事项的影响应在何时在财务报告中确认的会计原则。
它与进行计量的时间选择有关,而不考虑计量的属性。
”会计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两种最基本的确认基础———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
我们知道,企业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核心的收益观,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长期以来一直采用收付实现制。
但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收付实现制在政府会计的地位出现了动摇,具体表现就是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收付实现制转向权责发生制或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本文就是对西方国家的改革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希望能为我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改革之路。
一、西方国家政府会计基础改革的情况(一)政府会计基础改革的基本现状政府会计引进权责发生制的改革,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已在很多国家取得了进展。
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全国范围以及在政府会计和预算中全面实施权责发生制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
20世纪西方财政学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奥 、 财政 学 者用 边 际 效 用理 论来 说 明公共 产 意
安 格鲁 萨克森传 统基 本 统 治 了 ２ Ｏ世纪 ５ Ｄ年 品理论 。他们认 为 ， 际 效 用 理论 除 了适 用 于私 人 边
代之前的英国和北美财政学。这一传统将新古典经 产品外 ， 还适 用于公 共产 品 ， 由于公共 产 品消 费 的 但 济学的价 格理论 应用到财 政学 的研究 当 中。马 歇尔 不 可分 性 ， 无 法 通过 消费 数 量 的 调 节来 改 变 边 人们 运用 经济学 的局 部均衡分析 方法研 究 了税 负转嫁 与 际收益 ， 因此 只能通 过改 变 成本 （ 收价 格 ） 税 来适 应 归 宿问题 。这 方 面的实证理论 也 由此产 生 。庇 古 研 同一数 量的公共 产品 。这具 体表 现为 不 同的个 人支 究 了局部均 衡下 的外 部 性 问题 ， 为 政府 通 过 税 收 付不 同的税收 价格 。 认 或财政 补贴来 弥 补这 一 市 场缺 陷 ， 进边 际社 会成 促 瑞典学 者也 为 此做 出 了贡 献 ． 要 是威 克 塞 尔 主
内蒙古财 经学 院学报
２１ ０ １年
第 １ 期
２ Ｏ世纪 西方财 政学 发 展及 其对 我 国的 启示
李 佳
（ 中南财 经政 法大学
［ 摘
财 政税 务学 院 ， 湖北
武汉
４ ０７ ） ３０ ３
要］ ０世纪西方财政学的最初发展阶段是新古典财政学的出现 ， ２ 包括安格 鲁 ・ 萨克森传 统和斯堪 的纳维 亚传 统两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以边际效 用价值论 为基础 的新古典 财 政学 的出现 较
典 财政学研究 的重 要 内容 。 ２ ．斯堪 的纳维 亚传 统 的新 古典 财政 学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
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及其借鉴意义经济法.doc
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及其借鉴意义_经济法论文哈耶克的财政法律制度理论及其借鉴意义程雪律师一、哈耶克财政法律制度理论的思想基础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哈耶克构建了庞大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而其财政权力分立的财政制度理论就是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实践性理论。
该理论也是以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知识论、社会秩序理论和法律理论为思想基础的。
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认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
这一认识论框架将西方的自由主义区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立基于笛卡尔式欧陆理性主义的思辨式的建构论唯理主义；另一个则是近代始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特别是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它是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
建构论唯理主义立基于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和人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藉个人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够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
[1]72而进化论理性主义主张理性的限度，反对任何形式对理性的滥用。
其认为人们必须要去维护理性不及的领域，在累进性进化的框架内，理性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进而，法律等社会制度是人类通过实践在不断地试错、日益积累中而艰难获致的，而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
立基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哈耶克更从知识论角度指出，人类的知识分散于社会的个体之中，并且这些知识并不完全被个人的理性所掌握。
甚至存在着被社会而非任何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即人类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
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生自发秩序”与人造的“组织”秩序。
自发的秩序是一种自我生成的或源于内部的秩序，有别于凭藉个人理性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行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人造的组织秩序则是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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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的演变及其借鉴意义(一)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
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
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
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
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
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
（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
（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
（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
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
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
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
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
”（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
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
……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
”（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
（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
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
……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
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
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
”（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
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
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
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
……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
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
”（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
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
（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
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
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
早期西方财政学专着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
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
（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