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参考书

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参考书--------------------------------------------------------------------------------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搜集点击：389 更新：2005-4-26 2:03:13１９００年５月，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十七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总藏约五万卷珍贵写本中的精品近万卷即相继为英人斯坦因（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法人伯希和（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等盗运出国。

后来，由于清政府及一班官吏的昏愦腐败，剩余的写卷又流散甚多，致使这些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被分藏于北京、伦敦、巴黎、列宁格勒等处，还有少部分流落在国内外私人手中。

在敦煌遗书中，有许多以说唱体为主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唐、五代写本，这就是“变文”。

变文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弥足珍贵的丰富资料，填补了空白。

本文即就有关敦煌变文研究的书籍，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最早辑收敦煌变文残卷的一些书籍在敦煌遗书发现后最初二十年间，由于其中的变文写卷大多被携至国外，国内学者极难看到原卷或照片，因而学术界对变文的认识是朦胧不清的。

如日本的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于１９１２年游历欧洲，看到部分遗书原卷，首先介绍了《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等，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中认为它们“似后世七字唱本”，又认为《目连救母》、《李陵降虏》二种为“纯粹七字唱本”。

胡适在国外见到《维摩诘讲经变文》写卷，遂在《海外读书杂记》中最早介绍了变文名称，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

１９２４年，罗振玉首先搜辑印行了《敦煌零拾》一书，其中的“佛曲三种”即是变文专辑，收录了《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有相夫人变文》三个国内所藏的敦煌残卷。

由于写卷首尾残缺，罗氏当时还不知道“变文”这一名称，也未能认识到“变文”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与其它民间文学样式及佛经的关系，因此将它们定名为“佛曲”。

１９２５年，刘复（半农）将他从巴黎抄录的１０４种敦煌遗书内容，按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文字三类编成《敦煌掇琐》三辑，作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刊出版。

该书上辑所收的四十六种民间文学材料中，即有十七个变文残卷一一主要是说唱历史故事的变文（如《昭君词》、《季布歌》、《伍子胥变文》等）。

这些材料，是刘半农在巴黎留学的四年中间，利用空暇亲自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写卷中抄录的，往往连卷子中的俗字、别字也一一照样描录，因此忠实于原卷。

虽然刘半农将绝大部分变文归入“小说”类，它仍然是我国解放前汇辑变文资料最丰富的书籍。

蔡元培在为《敦煌掇琐》写的序中讲：“我们对于刘先生的选择、排列与记录的勤劳感谢不尽。

”充分肯定了刘半农的成绩。

１９２６年９月，上海东亚研究会发行了伯希和与日本人羽田亨合编的《敦煌遗书》第一集。

该书收载了九个敦煌残卷，其中只有一种变文资料：《小说明妃传残卷（Ｐ．２５５３）》，即《王昭君变文》。

由于编者对变文未能深入探究，所以仍然在“明妃传”前面错误地冠以“小说”二字。

１９２９年，郑振铎写成《敦煌的俗文学》一文（载于１９３１年《小说月报》二十卷第３号），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个名称，指出《明妃传》等通俗文学作品“是一种新文体”，即是变文而不是小说。

同年，向达发表了《论唐代佛曲》一文，论证了“敦煌发见的俗文之类而为罗先生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认为敦煌变文“别为一种俗文学”。

从此，对于变文的研究，在范围、内容与体裁等方面才算是迈进了一大步。

^^二、《敦煌变文汇录》与《敦煌变文集》从三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在收集、整理与研究敦煌变文方面，取得了外国学者无法相比的重要成果。

但是，由于变文写本分藏各处，一般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均难看到。

于是，周绍良遂将自己多年中从各处搜集、抄录的变文三十六篇汇辑成册，题名“敦煌变文汇录”，于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由上海出版公司编入“中国文艺研究丛书”出版。

在该书《叙》中，周绍良认为：①“变文者，刺取佛经中神变故事，而敷衍成文，俾便导俗化众也。

……但其中亦有非佛经故事，用其体相同，故亦归诸‘变文’之列。

”②“变文之起源，盖由于释家唱导之说。

”变文即为唐代寺院“俗讲”之话本。

③变文结构，从文体方面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佛经故事之变文（其中又有先引经文再敷衍韵语、叙经之中加韵语诠释及诗句与散文相间三种），第二类为非佛经故事之变文，全部由散文与诗句相构成，相生相切，综合成篇。

在该书汇录的三十六篇变文中，佛经故事变文（包括押座文、缘起）二十四篇，说唱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的十二篇。

每篇题后均有编者所加的简要说明，简述原卷所藏及编号，有的还有内容考订，如《维摩洁经菩萨品变文（甲）》提要云：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Ｐ．２２９２），为“变文”中之最整齐者。

此卷尾题为“维摩经二十卷”，各家著录均以为《问疾品》，实误，应为《菩萨品》为是，盖弥勒菩萨问疾，乃《菩萨品》中之一段也。

这就为读者作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

１９５４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参加，在广泛摄、抄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变文资料的基础上，过录了一百八十七个写本，作了认真的整理，选成七十八种，分为八卷，编成了《敦煌变文集》，于１９５７年８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敦煌变文集》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变文写卷进行规模最大的一次整理的成果，也是收辑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变文总集。

该集所收变文，按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两大类。

历史故事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分为三卷，共二十三篇，其中如讲唱伍子胥复仇、孟姜女寻夫、王昭君出塞、秋胡戏妻、孔子项托相问等故事的变文均是据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敷衍而成，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佛教故事则依佛（释迦）故事、佛经讲唱文与佛家故事分为三卷，共四十篇。

这些故事虽然带有浓烈的说教色彩，仍然充满了人世间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该集第七卷为押座文及《季布诗咏》等短歌文（押座文多为讲经前的唱词，以讲唱佛经故事的概要来吸引听众，引起下文）。

第八卷收录了敦煌遗书中含有变文原始资料的《搜神记》与《孝子传》。

该书的这一分类和分类的次序排列，也正好反映了变文的发生、发展和转变为话本的全部过程。

该书还附有曾毅公辑录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按“目录”、“录文”、“通论”、“专题研究和跋”四部分，为广大读者研究变文提供了线索。

由于学术界对变文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有分歧意见，参加编辑《敦煌变文集》的六位学者的看法亦不甚统一，加上当时工作条件及时间关系，这部变文集在收录内容、编排次序及校释等方面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变文集出版后，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开展了进一步的探索。

除了徐震堮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上的《〈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外，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

这本书既是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研究变文的专著，又是人们阅读、研究敦煌变文的一部工具书。

它对于变文写卷中所出现的大量不易读懂和理解的字、词，结合唐代其他文献进行横的解剖，又广泛引证汉魏以来的典籍与现代方言作纵的审视，对变文字义作了扎实细致的考释，从而不仅为阅读、研究变文扫除了不少文字障碍，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口语与通俗文学作品的语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较为科学的论据。

因此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日本人波多野太郎撰文推荐此书，誉之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

该书１９５９年３月初版，９月重版，１９６１年５月又出了修订本。

修订后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共释字４１１个，即第一篇释称谓字３４个，第二篇释容体字２４个，第三篇释名物字１７个，第四篇释事为字１２８个，第五篇释情貌字１０１个，第六篇释虚字１０７个。

最近，该书的第四版又在上海问世，所收字数已是初版的三倍了。

^^三、《敦煌变文论文录》和《敦煌变文述论》敦煌遗书发现后，国内学者对敦煌变文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除了对变文写卷作整理工作外，学者们还发表了不少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论文。

由于这些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不易寻找，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搜寻更难。

为了检阅半个多世纪来敦煌变文的研究成果，也为了便于今天的研究者在学习、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研究推向深入，周绍良、白化文编辑了《敦煌变文论文录》一书，于１９８２年４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编选单篇论文为旨，将所收论文编为上下两册：上册是通论性的，收王国维、向达、孙楷第、周叔迦、王重民、傅芸子等十八人的论文二十八篇；下册是对单篇作品的专题研究，收陈寅恪、关德栋、容肇祖、冯沅君第十八人的论文三十二篇。

可以说，从敦煌学创立到１９７９年底国内有关变文的主要论文基本上都收齐了。

此外，书末还附录了苏联所藏说唱佛经故事类作品五种（即《押座文》、《双恩记变文》、《维摩碎金》、《维摩经讲经文》与《十吉祥讲经文》）。

这些写卷内容是苏联学者在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７２年间陆续刊布的，这次由编者根据苏联发表的原卷照片重加校订，在国内是第一次发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十多年来，台湾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敦煌变文的论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潘重规的《敦煌变文新书》、罗宗涛的《敦煌讲经变文的变——讲经变文运用佛经的方法》、苏莹辉的《论敦煌本史传变文与中国俗文学》等，这里我仅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普及读物的《敦煌变文述论》一书：著者邱镇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０年４月出版。

该书正文七万余字，共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论，叙述了变文的起源以及变文与俗讲、变相的关系，解释了变文的名称、意义，并对２２种变文的著作年代作了推测。

第二部分叙述变文的内容及种类，其中对佛祖故事变文及说唱兼具的史传故事变文介绍得较为详细。

第三部分分析变文的体裁与结构，对变文结构中的散文、韵文部分分别作了研究，同时对散韵组合的三类方式也作了介绍。

第四部分论述了变文的价值及其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作者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列举了比较典型、充实的例证，来说明变文对宝卷、鼓子词、诸宫调、弹词、鼓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影响。

该书还附有《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列了２０８种变文残卷。

应该说，这本书比较注意吸取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条件所限，国内的一些资料作者因未能见到而没有反映（如《敦煌变文集》），造成了论述中的不足。

^^四、苏联出版的敦煌变文研究书籍俄国人鄂登堡曾继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从敦煌劫去大量写卷，后来藏在列宁格勒。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苏联藏卷的情况不甚了解。

１９６３年，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刊布了第一批藏卷的目录，同年，苏联出版了汉学家孟西科夫（Л．Н．Ненъшиков）的两本书：《中国敦煌写卷。

佛教俗文学的古文献》与《维摩诘经变文。

十吉祥变文》。

两本书都有作者的序和原卷照片，后者还有原卷文字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