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变文

从敦煌变文《叶静能诗》看佛教月宫观念对唐代“明皇游月宫”故事之影响

“明皇游月宫”故事见载于唐代多种笔记小说，如柳宗元《龙城录》、郑处晦《明皇杂录》、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卢肇《逸史》、郑綮《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是当时流播很广的传说。各家所记除行文繁简不同之外，在具体内容上也多有差异，宋周密《癸辛杂识·游月宫》日：“明皇游月宫一事，所出亦数处。《异闻录》云，开元中，明皇与申天师、洪都客夜游月中……《唐逸史》则以为罗公远，而有掷杖化银桥之事；《集异记》则以为叶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钱之事；《幽怪录))则以为游广陵，非潞州事。”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亦云：“按游月宫事，记者甚众，所载各有异同。《龙城录》与游月宫者为申天师，《唐逸史》为罗公远，《明皇杂录》为叶法净。又《异闻录》、《开元传记》并记其事。”说明“明皇游月宫”故事的结构形态在产生之初当有多种蓝本，考较诸本，其中尤以《龙城录》和《逸史》的载录最为完整、详细。

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过一大门，在玉光中飞浮，宫殿往来无定，寒气逼人，露濡衣袖皆湿。顷见一大宫府，榜日“广寒清虚之府”，其(守门)兵卫甚严，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时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玉城崔峨，但闻清香蔼郁，下若万里琉璃之田。其间见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少焉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见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上皇素解音律，熟览而意已传。顷，天师亟欲归，三人下若旋风，忽悟若醉中梦回尔!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师但笑，谢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丽无复加于是矣。

罗公远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日：“陛下莫要至月宫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桥道如银，与明皇升桥。行若十数里，精光夺目，寒气侵入，遂至大城。公远日：“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上问其曲名，日：“《霓裳羽衣》也。”乃密记其声调。旋为冷气所逼，遂复蹑银桥回返。却顾银桥，随步而灭。明日，召乐工依其调作《霓裳羽衣曲》，遂行于世。

这“广寒清虚之府”果真有别于人间世界：有巍峨粲然之城郭，万顷琉璃之良田，精光射人之宫殿，七宝合成之楼阁；更有芳香馥郁之清气盈鼻，婉转清丽之乐音充耳。皓衣素服的仙人道士于此中乘浮云、驾鸾鹤，往来游戏，嬉笑歌舞，好一派自在快活、逸乐逍遥的美妙景象，难怪令贵为帝下的明皇都不禁神迷目眩、心旌摇荡，恍如醉里梦回，意欲“再往求之”!只是月宫富丽有余而温暖不足，“寒气逼人”的感受正显出其特别之处，那是有别于喧嚣凡尘的一块清冷乐土。陈学斌收藏有一种呈八菱形大圆钮状的宋代“明皇游月宫镜，构图非常别致：明皇被罩在火焰状的光环里，骑在一只硕大的蟾蜍之上，弯腰拱手作揖，行走桥上，正步向传说中精光夺目却冷意慑人的月宫。明皇虽为天子之尊但仍是凡人，还是要借助火焰光环才能抵御月宫的寒气，铜镜上的这幅图案恰好给文字叙述作了一个逼真、生动的说明。明皇月宫之游的所见所历正可视为唐人月宫印象的缩影，对唐人而言，月宫是一个富丽繁华、美妙精工的仙境，那里的一切皆冰洁玲珑、晶莹剔透，与人间殊异，令尘世中的凡夫俗子意迷魂牵，心向往之。

然而事实上，在“明皇游月宫”故事中，对月宫的描写并非落笔的重点，另有两个重要问题很值得注意。

其一，所谓“明皇游月宫”本质上不过就是以宣扬、神化道法、道术为目的而编造的故事，冈而内容本身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从《龙城录》中申天师作法引明皇于云上游月宫，到《逸史》中罗公远掷杖化银桥接明皇升桥玩月，从《集异记》中叶法善助明皇腾空于潞州城上以玉笛奏曲，到《玄怪录》中叶仙师起虹桥置明皇于广陵观灯火盛景，尽管施法作术之人不同，但皆南道法高妙的道士为之；尽管所操持之法术各异，但结果均实现了明皇升天以游月、观城的愿望。所以“明皇游月宫”故事颇有道教自神其教、自重其教的性质和意图，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道徒用来宣法布道的富有情趣的神奇故事。若以此角度重新审视明皇月宫之游的见闻，则当可解释为何月宫中尽是乘鸾驾鹤的仙人道士，为何月宫府第被冠以“广寒清虚”之名了，唐人对月宫景物、人事的描绘和表现已经深深打上了道教的烙印。而《上清黄气阳精三道顺行经》中的如下文字也恰恰证明了这一分析是不错的：

月纵广一千九百里，月晕围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银琉璃水精映其内，城郭人民与日宫同，有七宝浴池，八骞之林生乎内，人长一丈六尺，衣青色之衣。常以一日至十六日，采白银琉璃炼于炎光之冶，故月度盈则光明。比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于骞林树下采三气之华，拂日月之光也。

《上清黄气阳精三道顺行经》简称《三道顺行经》，是六朝古上清派养生仙术经典之一，相传为高上玉帝口授南极上元君，经上相青童君、西城王君等人(仙)而传授与南岳(魏)夫人。就其产生时间而言，远早于唐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明皇游月宫”故事，就其所叙内容而言，诸本“明皇游月宫”故事中对月宫景象的描写亦明显脱胎于此经，可见“明皇游月宫”故事与道教经典之间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其二，是各本“明皇游月宫”故事最后皆以一点结束，即借明皇游月闻曲、归而识之来解释《霓裳羽衣曲》的来源。唐郑嵎进士第诗《津阳门诗并序》即云：“上皇夜半月中去，三十六宫愁不归。月中秘乐天半闻，丁踏玉石和埙篪。宸聪听览未终曲，却到人间迷是非。”并自注谓：“叶法善引上人月宫，时秋已深，上苦凄冷不能久留，归于天半，尚闻仙乐。及上归，且记忆其半，遂于笛中写之。”如此大费周章地虚构出一个精彩的明皇游月宫、得天乐的故事，只为说明“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霓裳羽衣曲》之由来，是颇为有趣的现象。而“霓裳羽衣”之名，读来不觉令人有飘飘然如乘祥云、驾飞鹤之感，会自然地与道教所宣扬的“羽化登仙”联系起来。然而，细考《霓裳羽衣曲》，其前身本为西域佛曲，名为《婆罗门曲》。《新唐书·礼乐志》云：“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王灼《碧鸡漫志》亦曾专作考证：“《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日：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节度使阳敬述献凡十二遍。白乐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来能事各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自注云：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造。郑愚《津阳门诗》注亦称：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予又考《唐史·突厥传》，杨敬述白衣检校凉州事，郑愚之说是也。”并引杜佑《理道要诀》进一步指出：“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中使辅璎琳宣进旨，令于太常寺刊石。内黄钟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而《唐会要·诸乐》则以“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为起始，列举大蔟宫(沙陋调)以下共十四调所属二百二十余曲曲名，其中有五十八曲标记有原名及新改之名，就包括将“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那么，为何玄宗要下令将《婆罗门曲》更名为《霓裳羽衣曲》呢?从中国音乐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西汉张骞首通西域，西北地区以及印度、伊朗甚至欧洲的音乐就逐渐传人内地，随着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趋势日炽，至隋唐则雅乐、胡声并用，而发生于天宝十三载(754)的乐曲改名事件就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滔滔涌入的胡部新声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