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

敦煌变文

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佛教东传，翻译注释大量涌现，但一般民众仍难接受，所以约东晋以来，有些和尚就用浅近的方法如“唱导”来传教。唱导讲究声，辩，才，博。其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尽铺张，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这种作品，就称之为“变文”。

【又】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佛教用语。以佛经的内容为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即变文。“变文”

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内容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1899年敦煌千佛洞从佛经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钞本，即敦煌变文。

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变文研究是起步最早、取得成果也最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之

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学界无论是在对敦煌变文这一文学类别的讨论和认识上，还是在对它的整理、汇辑和研究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一、关于敦煌“变文”的讨论

关于“变文”名称的讨论 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的原卷大都残破太多，加上题名不一，所以人们对它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本世纪较早著文对敦煌变文进行研讨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以“静庵”的笔名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用“通俗小说”来指称之。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则将《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统统称为“佛曲”，这是人们对变文最早的一种称呼。稍后，徐嘉瑞的《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郑振铎的《佛曲叙录》都采用了“佛曲”这种称呼。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学者们已经相继感到“佛曲”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于是，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中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之类而为罗振玉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首次将之称为“变文”的学者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这个称呼逐渐为学界所承认。后来虽然还不时有人指出用“变文”统称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并不太合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变文”。

由于“变文”这个名称基本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于是人们又开始对何谓“变文”，即“变”的字义进行讨论。

最早对“变文”之名及其“变”字进行解释的学者还是郑振铎。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中古文学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中说：“原来’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正如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

到四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不同的看法。如1943年，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而为佛教俗讲所借用。

几乎与向达此文同时，傅芸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

在向达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读〈唐代俗讲考〉》中指出：“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变文者，’变相之文‘也。......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citra。（此字有彩绘之意。）”

紧接着，关德栋有提出新的解释和论证：“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较为得宜。”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还进一步指出：“我觉得’变相‘’变文‘的’变‘字的来源是这样：（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三）’变相

‘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

五十年代，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中则对傅芸子观点作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变‘当非常解释。......歌咏奇异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他在《读变文·变文之解》还对“变文”之“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按变即神通变化之变。......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净重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萨佛诸菩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

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变文”之得名与“变相”之关系：“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变文与变相相配合，......’看言‘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这个观点，在当时国内学界反响不大，却得到了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

八十年代，白化文的《什么是变文？》对“变文”与“变相”有关的观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辨，他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逐步推论出：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

虽然学界对“变文”和“变”字的字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直至现在尚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

关于“变文” 来源的讨论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来源，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认为是外来的。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也都持类似的看法。关德栋在《谈〈变文〉》和《略说“变”字的来源》两文中均努力从印度文学中寻找“变文”的来源。他在前文中明确指出：“印度文学有一种最特别的体裁，就是在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缀以韵文的偈颂Gāthā（佛经中常译作：讽颂、伽他、伽陀、或偈），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象唐五代产生的’变文‘，便是这种印度文学形式中得来的。”

当时也有人认为，“变文”这一文体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如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的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曲旧乐中求之”，或即“变歌之一类”。但这种看法，当时响应者寥寥。

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发表之后，变文出于中国本土说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王氏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体裁是有说有唱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