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史学博士论坛】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何大进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摘　要]京师同文馆是由清廷举办,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长期担任总教习的中国第一所官办洋学堂,

它是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晚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潮的产物,也是国门洞开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创办,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肇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丁韪良;京师同文馆

[中图分类号]K 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5)04-0079-04

P .Martin And C apital Tung -w en College

HE Da -jin

(Humanities C ollege O f G uangzhou University ,G uangzhou 510405,China )

Abstract :Capital Tung -wen C ollege held by Qing Dynasty is the first official western college that appointed American m issionary Ding W eiliang as general instructor.The college is the result of the thought of learning from western advantages in order to outweigh westerners and the resul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Capital Tung -wen C ollege is the beginning of China ’s m odern education reform and in fluences deeply on China ’s s ociety.

K ey w ords :m odern China ;Ding W eiliang ;Capital Tung -wen C ollege

[收稿日期]2005-04-25

京师同文馆是由清廷举办,由西方人长期担任总教习的中国第一所官办洋学堂,它是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晚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潮的产物,也是国门洞开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创办,打破了传统腐朽的封建教育统治全国的旧格局,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肇端。

一、丁韪良受聘同文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留守北京与列强签订和约的恭亲王奕　,深感在对外交往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与西人交往不仅“不识其性情”,而且“易受人欺蒙”。因此与桂良、文祥联衔,奏请开办西文学馆

[1](卷71,p.2679)

。奕　等人所奏几天之内便获咸丰帝批

复。1862年6月11日学馆正式开学,定名为“京师同文馆”,附设于总理衙门。同文馆初立时,仅有英文一馆,次年又增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满族儿童,旨在培养翻译人员。1865年3月,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推荐,美国新教传教

士丁韪良受聘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

丁韪良(W. A.P.Martin ,)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毕业于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在大学读书期间,除研读神学和法律之外,他又广泛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和机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1850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偕妻来华。最初他在宁波传教,生活了近10年,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并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1863年,举家迁居北京,在北京开辟了美国长老会新的布道据点。

应聘同文馆,从事世俗的教习工作将使丁韪良无法专注于“更神圣”的传教本职,因此数月之后,他便向总理衙门提出辞职。但在同文馆极力挽留下,他还是打消了辞职念头,决定留任。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接受聘请并最终决定留任呢?

首先是为了满足家庭开支的需要。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尚未结束,长老会因财政紧张而压缩了给他的津贴,这使丁韪良在经济上处于拮据状态。受聘同文馆,每天只要工作两小时,便可以得到高达银一千两(约合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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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005年第4期(总第192期)

北方论丛

THE NORTHER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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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年薪,这对他的家庭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在给长老会的报告中解释说:“正当我们大的儿子们进入大学和小的儿子们送回国内念书时,它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增加收入的办法,它满足了我们的急需,而慈善团体却没有提供,因此我并不认为我的责任是拒绝它。”[2](卷4,p.11)

其次是为了解决布道活动的经费。他在给在纽约长老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战争正在进行,我是出于做好事和减轻财政困难而接受聘任的,并且我能为学校(按:指丁韪良在北京办的教会学校)积蓄钱款。现在一位朋友已经给了我这笔钱,所以我将在年底辞职。”[2](p.166)可见,丁韪良最初受聘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是一种权宜之计。

三是他意识到了这项工作可以对清廷的重要人物施加影响,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基督教事业。在他应聘数月后提出辞职时,他的解释是每天只教十来个学生学英语太没意思,简直就是在消磨时光。对于他的想法,总理衙门中的两位大臣董恂和谭廷襄劝他说:“那你是错了,你不会一直只有10名学生。考虑一下这些学生的前途吧,我们都一天天的老了,他们中一些人也许会接替我们的位置。将来皇上也许会学外文,除了你们的学生还有谁会被召去教他呢?”这番劝说,使丁韪良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留任是因为希望开辟一个比我在北京街头教堂能够发浑广泛得多的影响场所。”[3](pp.197-298)

二、丁韪良对同文馆的改造

1866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准备于外文各馆之外,增设天文、算学馆,延请西人教习。招收对象也不限八旗子弟,而是扩大到满汉科甲人员和年轻官吏,同时要求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也入馆肆业[1](卷4,p.11)。这一计划,在当时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派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但从朝野舆论看,保守派却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使同文馆招生陷入了困境。由于舆情所致,半年之中,报考者只有98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72名,且素质低下,无一人为科举正途出身,半年后只余下10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同文馆的门庭冷落,与千万人报考科举的盛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1869年11月,经赫德推荐,总理衙门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负责一切教务工作,包括制定课程计划、督察各馆功课、聘请教习、负责教科书的编写、筹建教学设施、决定招生办法等。自此以后,直到1894年5月由于健康原因离馆辞职,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职达25年,连同先前应聘为翻译教习,他在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占了京师同文馆存在40年

(1862年─1902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得到负责筹措同文馆资金的海关总署税务司赫德的支持,丁韪良在馆中的实际权力甚大,因此,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和丁韪良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文馆创建时,只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学馆,无论是学生来源、招生数额、管理模式、教师俸饷,均“仿照俄罗斯馆旧章办理”[1](卷8,pp.31-35)。因此,同文馆初期尚属一个封建性质的学校。丁韪良任总教习后,即按照西方模式对同文馆进行改造,使之逐渐成为具有近代教育特点的新型学堂。

丁韪良对同文馆的“改造”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1.制定新的教学计划

京师同文馆在丁韪良就任总教习前,课程主要是西文和中文。丁韪良就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法律、历史、地理、天文、航海、测算、机械、经济和译书等课程。这一变革使同文馆由先前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以外语为主、兼学多门近代科学知识的综合性学校。根据1876年丁韪良会同各科教习拟定的教学计划,同文馆课程设置分为8年制和5年制两套。8年制课程主要供年纪较小,既学外文,又学新学的学生使用;5制课程主要供“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的学生使用。

同文馆8年制课程如下:

一年:认字写书、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同文馆5年制课程如下:

一年:数理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

二年:学四元解、几何课本、平三角、弧三角。

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

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

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4](pp.19-23)。

京师同文馆这两套教学计划,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份分年制教学计划,它打破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科举教育的模式,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以文为主的教育内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从此作为正式课程列入了中国学府的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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