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
【内容摘要】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校。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担任总教习二十五年间，对教育进行了改革，即优化课程设置、完善教学组织、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试制度、广聘优秀教习、扩大招生规模，此外，他还培养了一大批外交人才。

本文就丁韪良对京师同文馆的教育改革、外交人才培养作一分析，从而探讨丁韪良对京师同馆的贡献。

【关键词】
京师同文馆丁韪良教育外交贡献
【正文】
京师同文馆是近代中国官方设立的第一所新式学校。

它从1862年建立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短短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而且是中国近代培育外交人才的摇篮。

在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历程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功不可没。

一、丁韪良简介
之后十年他勤习汉语，成为了一个中国通。

1863年，丁韪良被聘为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

1868年他又被聘为国际公法教习，为了能担当此重任，他回国进修。

1869年，由于京师同文馆面临着闭馆的危机，丁韪良在赫德的强力推荐下重返中国，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但丁韪良提出要求“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1]即只负责同文馆的教育，不管财政等相关工作。

二、丁韪良对京师同文馆的贡献
丁韪良自担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之后，开始了一个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半世情缘。

担任总教习期间，丁韪良用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成熟的外交理念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自闭的外交状况转变成近代化的新教育和多元化的新外交。

他还将西方的科技知识和其他文明成果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新视野。

这些巨大的成就得益于丁韪良对教育的改良以及外交人才的培养。

（一）改革学校制度。

在丁韪良任总教习之前，京师同文馆存在着许多弊端，如学制落后、生源不足、教习素质低等，同时还面临着闭馆的危险，面对这些难题，丁韪良开始了全方位的学校改革。

1、优化课程设置
同文馆建立之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专业的翻译人才，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比较注重外语。

为了培养时代所需的实用人才，丁韪良优化了课程设置，制定了八年、五年课程计划。

在八年课程的设置中，学生前三年学习外语、汉文等基础课程，主要是“读法、书法、拼法、文法、会话、翻译句子、世界史地和翻译电报等”[2]，其后五年，除继续学习外语外，更多的涉及自然科学知识。

“第四年习算术、代数、翻译公文；第五年注重格物、几何、平面及球面三角；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第七年讲求化学、测算、万国公法；第八年天文、地理、金石、富国。

此外，第七第八两年有须讲求译书。

”[3]西方语言贯穿八年课程设置的始终。

八年课程计划的成功制定与实施，增强了学生的外语翻译能力，丰富了学生在天文、地理、微积分、化学、国际公法等方面的知识，改变了中国儒学教育的传统，适应了近代化的教学发展。

八年课程是为年幼者而设定的，对于学习外国语言难度较大而又想增加知识的年长者来说，丁韪良则为他们安排了五年课程，比八年课程少了前三年的外文基础。

因此，不习外国文字的学生，五年即可完成学业。

新设置的八年、五年课程计划使中国古代传统的“模板式”课程设置转变为灵活多元的新课程设置，使西方理学、新科技文明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培养了一大批综合技术人才，使京师同文馆由简单的以外语为主、中文为辅的翻译学校，发展成为拥有近代自然科学新文明的综合学校。

2、丰富课程内容
新课程设置是教学工作进行的大纲。

京师同文馆所设置的主要课程内容有文字学、天文学、舆图学、算学、化学和格致学等，学科之下又分设了许多小科目，“至于细目，仍宜与各学馆教习随时体察，酌量变通…”[4]以格致学为例“凡格致之学有七：一曰力学，审吸压之理以利于用；一曰水学，审动静之性以利于
用；一曰声学，审响应之微以利于用；一曰气学，审蒸化之方以利于用；一曰火学，审腾热之方以利于用；一曰光学，审回返之理以利于用；一曰电学，审触引之捷以利于用”[5]对于新设置的这些小科目，学校允许学生们自由选择，改变了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学课程，形成了多元、自由的近代新学科。

这样学生在学习专业翻译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及社会需求选择性的进行学习，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较多的学科设置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学习范围，而且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使得教学更加丰富、具体，更加适合近代化的发展。

3、完善教学组织
在拥有合理的课程设置的同时，先进的教学组织也不可忽视。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私塾和书院，一直采用个别教学的方式即教师仅与单个学生发生教学关系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

然而，个别教学虽然可以更具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但他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教学规模小、教学成本高、教学效率低、教师资源利用不合理等。

针对个别教学的弊端丁韪良引入了班级授课制。

班级授课制度也被称为课堂教学，它是以“班”为人员单位，年龄大体相同的学生一起在一个班级中学习，教习按照课程计划统一教授知识。

班级授课制度有很多的优点：对学校来说，有利于学校对学生、教习进行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合理的安排教学计划，顺利的进行全部教学；对教习来说，一个教习可以同时教很多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主导作用以提高教学效率，还能够节约教师资源；对学生来说，逐节课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一步一步的掌握知识内容，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此外，在同一班集体内同学们还可以多向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启发，有利于形成互助友爱和集体主义的精神。

班级授课制的引入使固定授课成为定制，使教学规模逐步扩大，使教学效率不断不提高，更使教师资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

这种授课制度凭借着独特的优越性被今天许多国家的学校普遍接受，成为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

4、创新教学方法
丁韪良除引入班级授课制度之外，还对教学方法有所创新，如：演示、参观、实验、实习等。

这些方法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教学，而且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之初，丁韪良就增加了电报课程。

他通过演示的教学方法把电
报这一新奇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学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一批熟练运用电报的学生，推动了中国电报业的发展。

丁韪良根据教学需要，“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造了观星台”[6]，并提出“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以器窥测”[7]。

通过亲身观察，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把书本天文知识与实际天象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和掌握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此外丁韪良还提议建了格物馆（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实验的场所。

实验室的建设与使用，不仅有利于教习教授知识，而且可以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尤其是对于初步接触自然科学的同文馆学生来说，更容易的接受新知识。

因此，教习在授课过程中对试验方法的运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效果。

在演示、参观、实验等教学方法之外，丁韪良还推行了实习这一教学方法。

同文馆中有“学生须在总理衙门兼任译员”[8]的规定，这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练习翻译的良好平台，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翻译能力，而且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已有外文知识翻译西方先进的书籍。

学校还规定学生从第五年开始翻译西书，为了方便学生译书“1888年又添设了翻译处”[9]，以上举措不仅能够提升同文馆学生的实用操作能力，还有助于传播西方先进文明。

丁韪良引进的这一系列新教学方法，使教师可以自由的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融洽了课堂氛围，同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帮助他们从中了解不少“实验”操作，丰富了学生了课外知识，更有助于素质教育的开展
5、改革考试制度
新课程计划、班级授课制及新式教学方法能否有效实施，考试制度是对其检测的最佳方式。

考试不但是对教师教学成果的考察，更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检测。

为了衡量这些新教学制度实施的成效，丁韪良从考试制度入手进行了重大改革。

考试制度主要分为四大类：月课、季考、岁试、大考。

详细介绍如下：
（1）、月课：每月初一进行。

由教习拟定考试条文，散给诸考生翻译誊卷，然后由教习评定等第，注册备查。

（2）、季考：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等各月初一举行。

季考出题、评定等第均与月课相同，但季考试卷顺呈堂裁定，然后才能注册。

（3）、岁试：于每年十月初十日前，堂定日期，在总理衙门前当庭举行。

考试成绩优异者赏给笔墨纸张，以示奖励。

（4）、大考：旧历五年大考一次，现改为三年考试一次。

[10]
按照考试规定“优者授予九至七品官职，次等者留馆或降级学习，劣者除名。

已授予七品官职者，复考后又列优等，则授为主事。

”[11]
以上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外语、化学、算数、天文、格物、万国公法等，这与中国传统的考试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考试题型与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宗旨相符，较多的涉及到汉译英或者英译汉的试题。

考试纪律严明，若有抄袭将受到严厉处罚，大大规范了学生行为。

通过不同阶段的考试，学校不仅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而且可以对教学状况进行总结与评价，以更好的指导教学，培养合格的人才。

6、强化师资力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引导和启发着学生掌握更多的先进知识，而且教师的道德与文化素质高低决定着教育的质量。

因此，丁韪良十分重视任用教习的工作，多次从欧洲国家聘请高级专业教习，如：“欧礼斐硕士、德贞博士、骆三畏硕士、施德明博士、麦克唐纳学士”[12]等。

这些高薪聘请“洋教习”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近代的文明的成果传授给中国学生，使得落后愚昧的中国人有了环看世界的机会。

为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中国的高素质学者，丁韪良同样也是广纳贤才。

聘请了四位中国人担任的教习，其中三位是中文教习，一位是数学教习（李善兰）。

于是丁韪良组建了这一支贯穿中西，通晓文理的高素质教习队伍，为京师同文馆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教习队伍的壮大以及教习素质的提高使同文馆的整体教学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

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7、扩大招生规模
有无足够的生源是一个学校能否创办的前提条件，更是它能否顺利发展的保障。

京师同文馆在初创时期的确因为生源问题面临闭馆危险，主要因为学堂规定“于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俾资学习”[13]。

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后便提议扩大招生规模以保证足够的生源。

1886年此提议得到肯定，同文馆将招生规模扩大到“满汉年在十五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14]。

这
一政策不再有民族的界限，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此外，同文馆还“按等给予入馆学生薪水膏火。

入后馆习洋文者，月给膏火三两；学有成效，选拔前馆，月给膏火六两；越数年课业颇有进益，则增至十两”[15]。

较高的生活补贴以及逐年增加的招生人数给同文馆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随着优秀教习的不断聘请，京师同文馆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学生素质也得到了提升。

西方的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等知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广泛传播，中国的教育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以上所述，丁韪良创立的这一整套教学制度不论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组织还是教学方法、考试制度都冲击了传统的教学藩篱，为中国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中国近代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为之后的新创学校树立了榜样，促进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

（二）、培养外交人才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是因为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据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处总以英文为正义”[16]。

清政府意识到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已迫在眉睫。

1869年丁韪良十分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他担任总教习后从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两个方面开展教学活动。

1.理论教育
丁韪良在学校中开设国际公法课程，并亲自担任教习。

他以自己翻译的书籍，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17]作为国际公法课程的教材，给学生深入讲解近代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以及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的方法。

丁韪良对国际公法的引入及讲授，给京师同文馆学生和清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明确了近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准则，推动了中国外交事业的顺利进展。

2.实践教育
为了给学生提供增强外交能力的平台，丁韪良提议从京师同文馆选拔人才随大使参加外交事务，至此，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外交。

每次外交活动的翻译职位都由同文馆的学生所担任。

1886年，奕劻曾在奏折中称“于同治五年至今学生或随带出洋，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18]。

京师同文馆前后有十五名学生担任过驻外公使，如：庆常、刘式训、德明、荫昌、萨荫图、汪凤藻、杨晟、刘镜人、胡惟德、吴宗濂、、陆征祥、颜惠庆、杨枢、杨兆鋆[19]。

选自京师同文馆的翻译人才，在丁韪良的教导下，钻研国际公法，深查各国
国情，提高了外交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的提高使得他们从单纯的翻译人才蜕变为真正的外交官，独立地登上了中国外交舞台，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京师同文馆取得的成绩，在外国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对中国来说却意义重大。

同文馆，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以文为主的宗旨，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引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另一方面打破了中国无外交的局面，介绍了最新的国际法则，推动中国的外交融入世界领域。

由此可以证明丁韪良对京师同文馆的贡献巨大，促进了中国教育、外交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03页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03页
[3]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2页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7、78页
[5]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58页
[6]
[7]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40页
[8] 白光耀：《灿烂文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2页
[9]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17页
[10]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0页
[11]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51页
[12] 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0页
[13]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3页
[14] 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51页
[15]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16]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17] 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