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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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读后感第一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

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

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瞭解。

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

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爲長歎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

至於馮君之書，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据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僞；然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

摘
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２是０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产物，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是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
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西学观
照、辑分析、史主义、学与哲学史相结合、物史观等作出评述。逻历哲唯关键词：友兰；国哲学史；法论冯中方
认宗教为诗之说，释儒家的 ‘ ’ 富于诗味，解礼之说
法似较新颖。 ”
洋名词，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就今其即
一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和启发下诞生的，又毫不逊色，与但它《纲》同推进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近代化，大共
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另一个经典文本，胡与
适各领风骚。
胡适的《纲》然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豁然开大虽朗，由于只有上卷没有下卷，但于是冯著的《国哲中学史》便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本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中体
法论层面的变革。胡适的《国哲学史大纲》以中（简称《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前者打开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摘要：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

近年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有一些批评本属正常，但有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或有所误解。

比较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的今昔不同评论，笔者仍认为此书对中国哲学史的论述应属“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并认为此书将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亦有作者之卓识。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其固有的“哲学思想”，但“哲学”这一“学科”的引进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哲学学科在“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海内外影响最大且最久的著作。

据近期图资人员的统计，在2000—2007年间，冯著《中国哲学史》仍是被国内哲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①不可否认，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冯著《中国哲学史》亦受到一些批评。

对于一部成书于70多年前的旧著，就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当然是正常的。

但是，某些批评并不符合实际。

如有学者批评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乃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又如有学者对冯著《中国哲学史》关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划分亦提出了批评。

本文仅就此两点，以对冯著《中国哲学史》今昔评论比较的方式来作一辨正。

一在近些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在第一篇“子学时代”的“绪论”中所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②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表述有其缺陷，应是情有可原的。

金岳霖先生在对此书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有其“困难”，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③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

冯友兰_中国哲学史_方法论述评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西学东渐影响下的重要产物，该书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被视为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在书中，冯友兰运用了多种方法，如西学观照、逻辑分析、历史主义等，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明确指出，哲学本是一西洋名词，因此在讲述中国哲学史时，需要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筛选出可以对应西洋哲学名词的部分进行叙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中国哲学按照西方哲学的框架重新整理，从而梳理出一本中国版的西洋哲学史。此外，冯友兰还通过述普通所认为的哲学内容，使人更好地理解哲学的本质，并将西方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部分，以便更好地对应和解读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学说。总的来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仅打开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视野，还提供了后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本，其方法论的运用和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理解，都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王沁凌【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８－０７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

王?森将之概括为“三次革命”：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革命；以“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

其中，胡适的研究促动了“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

１９１７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论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绕不断加深。

[学术]四不象的冯友兰——评冯教授《中国哲学史》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这已是哲学界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了，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而国内学界马上反驳说中国有哲学，他们随后便把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搬了出来，并遵循西方的思维模式，在这些圣人的理论中去寻找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踪迹。

到底什么是哲学呢，好像历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敢站出来理直气壮的说我对哲学理解的很透彻，这个词是我们普遍使用，随口拈来但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弄懂其真正涵义。

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最初来源于希腊文，philo是爱的意思，sophy是智慧的意思，那么philosophy的意思就是爱智慧，追求智慧的意思，而西方哲学的主线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求，所以哲学也变为其代名词了。

而中国哲学主要是讨论的是关于人性的问题，或更精确的说是关于内在道德性的问题，特别是孔子，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仁的理论体系，以后的思想家便开始围绕其或者批驳或者赞赏。

如果要谈本体论的话，也许老子可能会有发言权，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我认为不应该拿西方的哲学标准来生搬硬套的套在中国思想里，每个国家的思想都有其特点，我们不能苛求思想的一致性，之所以说中国没有哲学，是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的哲学，但中国有自己本有的哲学，有自己的思想。

中国有没有单纯意义上的哲学中国有没有单纯意义上的哲学。

你提出于丹在百家讲坛上讲的庄子“周庄梦蝶”就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论坛，而是一个知识普及的讲坛。

于丹讲<<论语>> 不是在讲哲学，也不是在讲学术。

她自己也说"对于国学，我从未说过研究，我只是站在学术之外谈个人感受。

因此，“心得”与“感悟”都只是我个人对《论语》的感悟。

"。

所以她讲的“周庄梦蝶”不是从哲学上去分析它，而讲的是她个人对于庄子的“周庄梦蝶”的思考。

这与我们讨论的“中国有没有单纯意义上的哲学”是没有联系的。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批判

哲学852019.4 | SOCIAL SCIENCES DIGEST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批判文/张荣明缘起早在20世纪前期，中国哲学史研究既已形成一套相对严谨的规范。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开创性研究，而且在于其研究基于严谨的学术规范。

在该书的“导言”中，胡适把研究工作概括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个步骤。

其中“述学”是基础，包括搜集史料、史料辨伪、史料分析，进而形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系统勾勒了中国古代哲学史概貌，同时在“绪论”中也论及哲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以及历史与哲学史的关系，主张“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

胡、冯二氏提出的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傅斯年所论历史研究之法并无二致。

傅斯年旗帜鲜明地指出近代以来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被史学家概括为让史料说话，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不说话。

简言之，哲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哲学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历史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

然而，后来的发展却不完全是这样，某种类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甚至完全不是这样。

这有种种表现：哲学史研究不作学术史清理，别人的研究成果随意据为己有，对史料的诠释随心所欲，对自己的学术失误强词夺理。

由此而生种种恶果：毫无意义的重复研究屡见不鲜，学术之争成为个人利害之争，观点之辩成为学术帮派之战。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学术局面？我们认为至少与如下三项因素有关。

研究对象不定现代学科通常以研究对象命名。

研究天体的称为天文学，研究植物的称为植物学，研究微生物的称为微生物学。

因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

然而，什么是哲学，却始终是一笔糊涂账，西方学者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罗素，中国学者从胡适、冯友兰到当今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理论上说，“哲学”是“理性”、“智慧”的代名词，但什么是理性和智慧，未见有说服力的定义。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综述阅读材料(选读)导读：陈寅恪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概括了研究者对古人的著述应采取审慎的态度。

古人著书立说都是有所为而发，只有了解著立之人所处与所受的环境和背景，才能进行评论。

由于年代湮远，已不可能掌握著立之人的全部材料，最理想的情况，也只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这样在认知上势必产生局限。

同时，历史人物是立体的，历史动因是多重的，不能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对于古人著述和历史人物都应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0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

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On Rewriting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Feng
Youlan
作者：高秀昌
作者机构：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38-41页
主题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编写;精神独立;思想创新
摘要：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
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
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读后感——兼论庄子思想摘要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中西哲学方法论和出发点不同,中国哲学自成体系,百家林立,在哲学思想的继承上没有西方哲学明确。

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采用西方哲学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哲学思想,并做出深刻见解。

本文在简略阅读《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对该书内容进行简单概述和评论。

并就自身感想与书中描述,对自己感兴趣的庄子思想进行详述。

关键字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庄子1. 引言《中国哲学史》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还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

陈寅恪曾评此书以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尽管中国哲学界对冯友兰的评价呈两极化,但对《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存在惊人的一致:在目前所有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还未能有任何著作能在整体上胜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该书在中国哲学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2. 内容概述该书上半册从先秦梳理到董仲舒,以诸子为核心,相比之前诸人,能系统的有意识的利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如黑格尔的矛盾三段论,边沁的功利主义等等无疑是一种推进,从中可见比较哲学的雏形,可惜后来的发展多拘泥于简单的比较。

同时很多注也都体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如对梁启超评价先秦思想繁荣原因,人民生活空前痛苦,作者即认为中国历史根本无时无刻人民均水深火热,此理由无法成立。

下半册自董仲舒开创独尊儒术之时代始,历数两汉之古今文经学之争,魏晋南北朝之玄学佛学,唐朝之佛学以至宋明理学,最终以康有为等人为中古时代之结束。

中间各种图表,各种解释固无一一细论之必要,其实我很怀疑为什么要对诸如董仲舒的天地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之类的东西详加描写。

但是魏晋以至唐朝的佛学确实是能展示作者深厚学术功力之处。

对佛学的一点浅薄理解多半来自古龙武侠小说的“手中无环,心中有环”至于阿赖耶识就只能想起沙加和婆罗双树园,这里对玄奘、天台宗、华严宗等的介绍让我第一次触及了这个思想系统。

一部冯友兰研究的创新之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读后

评价。他说：本论文… …从哲学观、学史观、 “ 哲哲学史
展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冯友兰先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因此．书的研
论加以分析。当说，研究》应《的将哲学观、哲学史观作为哲学史方法论逻辑前提的思路，是合理的。照马按
讲 ” “ 象继承法 ” ）、抽等的分析．停留在对冯友兰中或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展中某些时段（０２世纪３年代或建０国后）的考察。未有学者将冯先生一生不同阶段的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加以总体考察。友兰本人讲，冯他
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研究》书则在此方面提《一
出更为系统的思路，那就是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三个层面对冯友兰一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
是说，者们对哲学家冯友兰关注较多。学而对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关注不够。这对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
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究哲研学史方法论，就不能不对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先加以探讨。观《究》通研全书，不论是对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
史成就卓著的时期（０纪３年代的“ ２世０大哲学史 ” 时期和２世纪８年代后的“ 编 ” ００新时期）还是对冯友兰学，
也从未作通盘的考察，研究》《对此问题则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来因就

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

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请了陈寅恪和金岳霖两位教授对这本书稿进行了评审。

陈寅恪写了两篇审查报告，一篇是1930年写的，一篇是1933年写的。

在审查报告里，陈寅恪表达了非常多的意见，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了预测。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代表性的人物。

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史是胡适写的，但是胡适写得很简略。

所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史书籍，应该首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在西方接受的教育，用西方的理论、做法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做了调理，而写成此书。

陈寅恪先生在他写的审查报告里强调了所谓的“理解之同情”，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极尽表扬之意，认为这本书非常好，贡献也很大。

但实际上也暗含了批评之意，而且批评得非常厉害，只是当时大家都没读出来而已。

现在我们再仔细读时才发现，陈先生的评价里好像不全是赞扬的话，他说这本书取材严谨、持论精确、很有贡献等，但是后面又说了几句：“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这实际上是批评的话，他说冯友兰拿西方的理论来讲中国的思想，把它调理得越整齐，越清楚，离真相就越远。

所以陈寅恪先生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有微词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他的精神。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词叫“理解之同情”，当然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是德语的一个词，就是你在了解一个人，了解一件事的时候，要有同情心，设想你处在同样的情境，这样才符合真相。

所以他的“理解之同情”实际上是批评了冯友兰的做法，而且他在调查报告的最后，也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终归于歇绝者。

也谈“了解之同情”

也谈“了解之同情”作者：张旭东来源：《读书》2010年第08期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著述所写的几篇序文,有雅然不尽之致。

我曾比较集中地介绍过这十四篇序(《读书》二○○九年第六期《陈寅恪的序文》)。

而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作的两篇《审查报告》并没有算进去,虽然它们后来也缀于书尾作为后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以下称《上册审查报告》)原载一九三一年三月《学衡》第七十四期,距今已经七十年,但关于它的讨论并未停歇。

原文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其中“了解之同情”一语,广为流传。

前年(二○○八)冬天,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演讲,题为《“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桑先生认为:“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了解之同情”只是冯友兰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在此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里面就说:“(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文字上虽颇相似,但现在看来,其实不同。

陈先生文字当中有这样的现象,就是用了和别人不同的词句,却表达了“从众”的意思;有时词句和别人差不多,却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宋代黄庭坚论诗有所谓“夺胎换骨”之说:中心意思不变但换了辞句,谓之“换骨”;辞句看似相同但中心意思已经变了,谓之“夺胎”。

陈先生文章很讲究修辞,大抵亦是这两类。

“了解之同情”一语,其含义陈先生在《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甚明,本不待混淆。

其先言“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继言“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故可知“了解之同情”不过“设身处地”之意而已。

而两次提到“了解之同情”,都接以“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正是此意。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近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掩卷沉思，意犹未尽，遂决定为案头书，之后可常习也。

不知什么原因，自己对哲学很有兴趣。

只是没有机缘深究。

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延伸知道了一些费尔巴哈、黑格尔之类，浅尝辄止而已。

后来，曾读了一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感觉到了一些哲学的奥妙，便耿耿不能忘怀。

后来，也曾探究过一段希腊哲学，也只是兴趣而已，未得要领。

关于中国哲学，只限于文化层面，感觉始终不得要领。

总觉得，只有西方的哲学称其为哲学，有一套严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似乎是凌乱的，在体系上也不明晰，我的认识也是浑浑噩噩的。

当然，现在看来，这纯粹是自己的无知。

这似乎也和我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有关，也和文革破四旧否定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有关。

还有，由于西学东渐，哲学界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比附我国先秦思想，对我国古代哲学持一种否定态度，也混淆了人们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但是，不管怎么说，自己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还是近于无知。

如果说知道一点的话，也是很肤浅的。

这次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算是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在我的头脑里算是对中国哲学有了一个框架。

看到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另类特色的哲学体系。

当然，这种认识还很不到位，还需要再读书再学习，争取有一个通常性的了解。

不求深通，但求明白。

中国哲学也是东方哲学的代表。

我还曾读过一本有关印度的哲学书，当时也很觉得了得。

其实，每个民族及其文化发展，都有其精华的东西，我们切不可片面。

世界之大，源流之多，精华之深，我们都应想到。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开阔的视野。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的哲学大师，人们并不陌生，也是中国文化哲学史上少有的几个有自己哲学体系的大学者之一。

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就职于清华大学。

《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是其代表作。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评价

太虚：冯著《中国哲学史》略评冯君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曩尝稍一翻涉，顷始阅尽，其殊胜处诚有如审查所言者，然于佛学未能与子学俱重，故于向未之儒道拘蔽，未尽解脱，以视蔡孑民先生“不以一派之哲学一家之教义梏其心”，似有未逮。

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竖承三千年来子学佛学之结晶，而横吸欧美各国近代现代之思想，始足复兴且充实恢弘之。

汉末来之道教与北宋来之道学，则最为锢闭削弱中国民智者也。

而此书反多奖许，将汉武以来划为经学时代。

致儒道对佛之误解偏见，不能去除，陈君寅恪且谓以完成宋明新儒家为惟一大事因缘，尤使言固有文化者，仍落宋儒窠臼，与蔡孑民先生“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之旧习”，何其反耶。

此其故皆由于中国传承之佛学，未能充分详述，于佛学莫见其全之所致。

冯君亦知“东晋至唐季第一流思想者皆为佛学家”，则此数百年之佛学，实应与春秋战国数百年之子学并重，划为另一时代，故我于冯君此书上编之子学时代，大致赞同，而愿为之商请者，则改下编经学时代使三倍其量，而全书划为“诸子分途竞兴时代”(即子学时代)、“诸子分期独盛时代”(秦为法家独盛时代，但秦统一人另一时代，汉初为黄老独盛时代，汉武为今文独盛时代，东汉为古文独盛时代，魏晋为老庄独盛时代)、“佛学传受化成时代”(东晋到唐季应详叙昆昙俱舍法相诸有宗义及三阶教等救世苦行与君相之佛教治化等，最少应不灭于子学时代之叙述)、“子佛融合道学时代”(宋至明清)。

窃观明代之兴起，根器原颇雄大，追隆汉唐而非宋可比，然其后仍渐弇陋者，受宋儒拘锢之所致也。

今欲复兴民族者，不可不注意于此。

（原载《读书周报》第22期，1941年3月）牟宗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五四前后，讲中国思想的，看中了墨子，想在墨子里翻筋斗。

其他皆不能讲。

既无兴趣，也无了解。

原来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

当时人心目中认为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

实则墨学的真精神，彼等亦不能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