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碑刻

东汉碑刻
最集中的是黄河中、下游，即河南与山东地区，其次是河北、四川、陕西、山西、与湖北，之外的大部分地区数量很少，有的仅见一、二通。

由于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定型，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所以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作品丰富多采，加之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以留下碑版最多，也最精湛。
社会上士人高自标榜，互相题拂，清议之风盛行，门阀大族中有许多人相率让爵、推财、避聘，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邀世誉；他们死,亲人都要为其树碑立传，炫耀生前功名，企望后人尊崇，同时给亲人了带来庇荫。这种刻碑风气为隶书提供了用武之地，刻碑的夸饰心态又进一步强化了隶书的装饰特征。在这两方面原因的作用下，隶书获得了最佳的发展机遇，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绚丽繁荣，正所谓“各出一齐，莫有同者”。

所谓“碑”，在古时是宫、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或刻文告等，秦代称为“刻石”，汉代以后即称“碑”。自东汉以来，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有碑颂、碑记、墓碑等等，用以纪事、颂德，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
请问书闲老师：汉代碑刻高潮出现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东汉时期隶书碑刻有哪几类典型风格？试举例说明。
答：汉代十分重视书法教育，东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使书法教育上升不独立的艺术教育，培养了一批书法人才。政府根据《尉律》来选拔书法人才，以通经艺取仕，有力地促进了书风的盛行。汉代以孝治天下，并有举孝廉制度，此风一开，厚葬盛行，加上士大夫们好名之风盛极一时，死后皆立碑颂其生平，为汉代的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碑刻艺术的发展。

　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有三种风格。

一端庄平正、法度严谨类的碑刻。有《子游残石》《乙瑛碑》《袁博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王舍人碑》。

二是挺峻流丽、清劲秀逸一路的碑刻。有《礼器碑》《孔宙碑》《尹宙碑》《曹全碑》。

三是质朴高华、雄浑沈厚一路的碑刻。有《裴岑纪功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张迁碑》《石门颂》《封龙山颂》《西狭颂》《郙阁颂》。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欧阳修曾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到了后汉时突然大增，即到了东汉，隶书逐渐成熟。
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很是盛行，石刻渐多。这个时期，汉碑的精华，包括笔法、结体、风韵和格

调，是个大力加工更绚烂的时期。因而书法日趋精巧了，这种法书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并且遗留下许多碑版，直至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由于东汉树碑立传之风很是盛行，所以遗存的碑版为数最多，并最精湛。人们通常说的汉隶主要是这类碑版。在东汉隶书中著名的碑刻很多，见于著录者有三百种以上，现尚存者有一百七十余种。这种碑版书法多种多样，笔法互异，体态不一，风格亦不一，但都属成熟的隶书，成为后人学习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当多。倘按笔法来分，大致可分为方、圆笔道；倘按风格神韵，大致可分为五大流派：

(1)属于工整精细，法度森严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等，是隶书的正宗。

(2)属于飘逸秀丽，圆静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等，这一派是汉隶的精品。

(3)属于风神纵逸，烂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门颂》、《杨淮表》、《封龙山颂》等。

(4)属于方整宽厚、茂密雄强一派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

(5)属于气度宽阔，厚重古朴一派的有《?阁颂》、《鲁峻碑》、《夏承碑》等。
东汉碑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高198厘米，宽91.5，厚22厘米。刻东汉元嘉三年（153年）鲁国国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守庙百石卒史的有关公文。隶书，笔力刚健，书法雄劲，是汉隶的代表碑。属孔庙存碑。
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立。高170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有额无字。碑文刻赞颂鲁相韩敕造立孔庙礼器、修复孔子车舆、修饰孔庙、免除孔子母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差徭等功绩。后三行及碑阴、碑侧均为捐款人姓名及钱数。古人推此为汉碑第一杰作。
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立，通高207.5厘米，宽85厘米，厚22.5厘米。有碑首，无穿，无字。碑身高174厘米，前刻鲁相史晨请求孔庙“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的奏文，碑阴记史晨祭庙的盛况及修治孔子遗迹的功绩。汉隶代表碑之一。
一、《史晨碑》的历史情况介绍：
《史晨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分两面刻。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铬》，也称《鲁相史晨孔庙碑》，《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通常称《史晨前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刻。据清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七尺，广三尺四寸。”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刻，高广尺寸同前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后碑书风一致，

当为一人手书。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世见最早榻本为明榻本，“秋”字完好。北京图书馆藏明榻本。《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收入。
艺术价值及学习目的
庄严肃穆的曲阜孔庙，是集中反映了孔子儒家学说思想在汉文化中占正确统地位的场所。而长期受孔子儒家美学思想支配的汉代，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便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审美准则，它要求一切艺术美的形式都必须在不偏不倚，不激不厉的和谐统一中去追求；要求艺术的情感必须在一种非常理性、非常节制而又能被社会和统治阶级所普遍
接受的情感中去表现。因此，在这种“准则”的直接影响下，使汉代书法艺术越加趋向于规矩和法度中去发展。 ．
在汉隶碑刻中，《史晨碑》无疑是非常遵循这一“准则”的典型，而作为东汉后期的产物，《史晨碑》显然又是东汉隶书走向规范，定型后的代表。它结字平正秀润，修饬紧密，法度森严。线条中锋圆融，提按分明，劲健遒逸：点划疏密匀称，顾盼有情；整体章法次序井然，步伍整齐，和谐统一，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所以它“结构与意度皆备，询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的作品风貌极适合于置身在曲阜孔庙这种庄严的地方。
由于过分拘泥于法度和规矩，以及再加上受到庄严场所的限制，使《史晨碑》的艺术个性较弱；其神韵和情趣也没有稍前的《石门颂》和同时代的《衡方碑》那样来得纵横恣肆，古拙自然。，“严谨和含蓄”是《史晨碑》最显在的审美特征。看上去，它与《曹全碑》颇为相近，但究其实质，它的含蓄却是《曹全碑》所不及的。
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纵253厘米，横123厘米。碑阳20行，行45字，碑阴题名五列。藏西安碑林。明万历初陕西郃阳(今合阳)莘里村出土，曾存郃阳孔庙，明末断裂。碑主曹全，字景完，敦煌效榖(故城在今甘肃敦煌县西)人。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举孝廉，除郎中，转任郃阳令。曾随军征疏勒，有战功；为官期间有政绩。属吏王敞等为其勒石纪功。
此碑为汉碑中极负盛誉者。其结字匀整，秀润典丽；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成熟期飘逸秀丽一路书法的典型。《曹全碑》不仅字写得美，而且石质坚润，刻工精良，所以历千余年而字口清晰，棱角分明，在汉碑中少有如此完好的。此碑对后世影响很大，，临习者甚多，但有的人只注意其流美洒脱的一面，忽略了它同

时还有端庄沉劲的一面，故往往失之于俗艳而不能得其真髓。
清万经评此碑：“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东汉 种类增多,文字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种类上已发展为刻石、摩崖、碑、石经等多类并存；其数量至少有300种以上；在字数上,上千字的丰碑巨碣屡见不鲜，一部“熹平石经”达万言以上；内容上更是异彩纷呈,如《裴岑纪功碑》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记述敦煌太守裴岑战胜匈奴呼衍王的事迹；《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记述郃阳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迹，碑阴还刻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资助钱数；《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 (186)，记述张迁祖先及张迁任毂城长时的政绩，碑阴亦刻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资钱数；《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 (153)，记述汉鲁国相乙瑛请求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对乙瑛的赞词；《鲜于璜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阳文记雁门太守鲜于璜生平简历，碑阴述其家族世系；《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记述建初二年(公元77年)侍廷里父老25人集钱买田事；《熹平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175)，共刻46碑，立于洛阳太学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