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
《汉书》在体例上仿照《史记》，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班固生活在儒家正统已经确立的东汉前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是正统的儒家文人，以儒家经典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
而且，《汉书》与《史记》性质不同，它是奉旨修撰的官书，在民主性和批判精神上迥异于《史记》。
班固同情司马迁的遭遇，但是批判他的史学观点。
“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汉书·司马迁传》）因而，《汉书》虽然有大量篇目直接来自《史记》，但班固大量改写了“列传”中的“太史公曰”。
二、价值
1、为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和卓越贡献的英雄人物立传。
如《苏武传》、《卫青霍去病传》、《赵充国传》
2、与《史记》相比，立传更注重整体，评价更注意大节。
如司马迁对晁错的评价：“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
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
反亡其躯。
”有失偏颇。
班固的评价则中肯得多：“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
虽不终，世哀其忠。
”
3、语言风格详赡严密、工整凝练，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
范晔评价为：“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
”（《后汉书·班固传》）《汉书》有相当部分篇目直接来自于《史记》，在移植过程中进行了一定加工，就文字而言，更简洁规范。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史书，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以下将分别介绍《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1. 《史记》《史记》是秦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部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巨著之一。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纪传、表、书、本纪、世家、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和各个朝代的兴衰史，世家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历史上的名臣和功臣。
《史记》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独特的史书风格，被后人称为“史家之宗”、“史家之绝”。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编年史，其在史学理论和史书写作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权威性。
2. 《汉书》《汉书》是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主要记载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本纪、表、志、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所有汉代历史上的皇帝和重要官员，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描述了历史上的名臣和英雄。
《汉书》在整理汉代历史资料和传承历史学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史书之宗”。
其史料详实、文字简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被后人广泛引用和研究。
综上所述，《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阅读这两部史书，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还可以感受到古代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揭示。
同时，这两部史书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素材，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异：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史发展之脉络。
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引言类史文学作品《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两部重要著作。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细节，还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本文将对这两部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它们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史记》的历史意义1. 多元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志体结合的真实历史性著作。
在文字选材上，它涵盖了自上古时代到西汉末年这个广泛且漫长的时间段，记录了各类人物、政治事件和社会背景，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2. 知识源泉《史记》不仅包括一般政治军事事件，还涉及地理、医药、音乐等各领域内容。
它成为后来传世典籍中最重要的学科百科全书，为后代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知识。
3. 思想启示《史记》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例如，司马迁强调“史无常非”，揭示历史循环发展的规律性；他还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矛盾斗争推动前进的。
二、《汉书》的历史意义1. 体系化《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纪传体完全叙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并按照各个皇帝进行了详细编写。
它总结了中国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信息，为后来的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2. 政治典范《汉书》着力描述当时官僚制度与禅让制度，并将王朝兴衰归因于沟通正统与道统之间是否保持平衡。
这一观点进一步规范和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在后世影响深远。
3. 文学价值《汉书》的文学风格独特，相比于《史记》更加细致入微。
它以平实、煞有介事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这一文学特点使得《汉书》在后世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其他历史著作的重要参考。
三、两部作品的异同点与互补关系1. 不同视角《史记》侧重于整体性而不顾个别人物，注重揭示历史大背景和思想意义；而《汉书》则更注重个人传记，从宏观到微观展现了当时各界人士的丰富故事。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两部作品在辨证法上存在差异。
汉书史记区别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与内容
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与内容
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正史巨著,分别由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所撰写。
两部作品在体例和内容上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区别。
体例方面:
1. 纪传体:两部作品均采用纪传体的体裁,即将编年体和传记体相结合。
纪是按年代编年顺序记录大事,传是根据人物的重要性依次撰写传记。
2. 十二纪:史记和汉书的前十二纪基本一致,记载从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代王朝和重大事件。
3. 世家、列传:除了纪之外,两书后面都附有世家和列传,记载重要的外戚、功臣以及各类人物的事迹。
内容方面:
1. 记载范围:史记记载了从上古时代到西汉武帝永元六年(公元前23年),汉书则记载到东汉景帝永元七年(公元189年)。
2. 记载重点:史记主要记载西汉的兴亡史以及各族的沿革,汉书则多记东汉史事,同时也对西汉做了补充。
3. 内容丰富程度:汉书比史记更加详细翔实,记载内容更加丰富。
4. 写作风格:史记语言凝练流畅,汉书文笔较为平实。
史记和汉书作为中国古代两部极其重要的编年体历史巨著,在体例和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共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
#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概述《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古代史书，它们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件。
然而，在不同时期编纂和传承中，这两部史书都经历了一些变动和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史记》和《汉书》中的史料可信度，探讨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以及影响因素。
一、《史记》1. 作者记录思想倾向《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大型通史著作，由司马迁撰写。
在其著作中，司马迁体现了强烈的士人意识，并对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人等进行赞扬或批评。
这种思想倾向可能会对他在历史事件描述中选择性地突出某些细节或过于夸大某些人物地位产生影响。
2. 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失实现象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主要基于自己阅读许多旧籍和从事治国实践所得到的信息。
然而，由于史书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遭受到许多干扰和编辑的介入，因此其中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难以确定。
3. 分类条目详细齐备《史记》以“五经正义”、“七略”为蓝本编撰并逐渐完善。
它通过对不同主题进行系统分类，并包括人物列传、本纪、表等章节，使读者能获得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汉书》1. 主观色彩相对较低《汉书》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一部叙述西汉王朝历史的著作。
与《史记》相比，《汉书》更倾向于客观泛文化背景，而非个人思想倾向。
其记载着自政治家、军事家到文化名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动态变化。
2. 编纂过程中有后期补充与修正据研究，《汉书》编纂过程中存在较大篇章被后来者追加或修订。
这些后期工作可能会影响其部分记载的准确性，需要谨慎处理。
3. 重视世系表和地理统计《汉书》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外，还特别注重编写各种家谱与人物世系表，以及地理统计等。
这些补充内容可以提供更多有关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族群流动和行政区划的信息。
三、史料可信度的确认方法为了判断史料的可信性，研究者常用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估： - 查证史书记载是否与其他各种文献、碑铭或出土文物相互印证； - 针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在不同著作中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考察史书记载所依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并对来源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史记与汉书之比较
《史记》与《汉书》之比较《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都是我国历史上的恢弘史篇，记录了丰富且珍贵的历史史料。
两部记录历史的重合点为西汉前半部分历史。
（一）作者《史记》作者是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谈之子（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负责起草文书）。
司马迁年轻时游历天下，早年的游历经历为其后来撰写《史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因其父亲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得以侍为郎中，随后出使西南。
其父司马谈在弥留之际留下子承父业的遗命。
随后他在长安任职，结交诸多贤能之士，其中受董仲舒和孔安国的影响最大。
纵观史记，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无道伐有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穿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孔安国是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文学。
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从中间做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
吸收了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完成一大典。
后因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史记》大典，被后世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汉书》作者是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出身儒学世家。
班彪之子。
早年受父祖影响，文学造诣深厚，精通儒家经典。
公元58年，私撰《汉书》汉明帝永平五年时，因“私自改做国史罪”入狱，其弟班超上书释放。
公元62年，任兰台令史，继续编撰《汉书》。
公元89年，任中护军，随窦宪出击匈奴。
公元92年，窦宪自杀，司马迁受牵连，死于狱中。
随后，其妹班昭帮助完成《汉书》八表。
刘知己曾有言“究西都之首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带，撰成一书。
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二）内容比较二者均为纪传体。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均是我国史学巨著，对这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清晰的看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而且能发现历史研究的不同方式。
先从《史记》和《汉书》的关系说起：一、《汉书》承袭《史记》刘知几曾将中国历代书籍分为编年与纪传两体，而《史记》、《汉书》是纪传体的代表作，可以称为正史的开始。
《史记》有五体，分别是：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
而班固的《汉书》稍有不同，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改世家、列传合为传。
无论是五传还是《汉书》的四传，都是以本纪（纪）、列传（传）为主要部分，因而被称为纪传体。
关于司马迁的五传体例从何而来，古来就众说纷纭，近人阮芝生说道“司马迁是从古代的各种题材中，推陈出新地创造了《史记》的各体，使他们各自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作用”。
而至于《汉书》的纪传体，却是毫无疑问的，是多承袭了《史记》。
此外，在各篇内容方面，班固也同样承袭了《史记》。
例如《汉书•高帝纪》的上下两篇就是袭用了《史记•高祖本纪》全文，又从《项羽本纪》《留侯世家》《韩信卢悺列传》等篇中采用高祖之事纳入其中，又经过调动前后文顺序和增补和改写，也很整齐。
又如《汉书》的《食货志》也是由《史记•平淮书》改写而来。
《平淮书》描写汉代的经济与财政政策，食与货合写。
《汉书》改其名且将其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叙述食与货。
上篇增补甚多，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又续写武帝末年至王莽时的农政情形，而下篇大多袭用。
例子还有很多，不在此一一赘述，但由此可见，虽然班固大都承袭《史记》的篇幅内容，但绝不是一味地抄写照搬，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自己增补删除，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写成一部不朽的著作。
在呈现主题方面，《史记》和《汉书》都采用了互现法以统一文章主题。
互见法，即合乎主题的详写，不合乎主题的略写货在他人传中写，这样不但对人物的褒贬作适切处理而且使得每一篇的主题能统一并且鲜明地呈现。
例如《魏公子列传》中，通篇可觉得魏公子“仁而下士”，那一些魏公子偏颇的行为事迹便不适合在此叙述，于是司马迁将魏公子畏秦不敢收留魏齐的事记录在了《范雎蔡泽列传》。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相同点：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
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
《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因此，《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
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
”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
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
史记与汉书
A.《史记》和《汉书》比较《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
《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
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
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 ［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史记》与《汉书》解析
项羽本纪
留侯世家
报任少卿书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班 固 （ 公 元 32——92 年 ） ， 字 孟 坚 ， 扶 风 安 陵
（今陕西咸阳）人。明帝永和元年（ 58年）开始私撰 《汉书》。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
班超上书解释，明帝召为兰台令史。继续编著 《汉书》，经 20 余年，至章帝建初七年（ 82 年）基 本完成。班固死后，一部分“志”、“表”由其妹 班昭和马续续成。
作品选析：一、《苏武传》
二、《史记》的文学成就与影响
它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上，它创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 “正史”中能被后人称之为 传记文学 的是 ——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 《新五代史》中若干篇章。
《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经 典之作。
鲁 迅 赞曰 ： “ 史 家 之绝 唱 ， 无 韵 之离 骚 ” （《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史记》的诞生 随着大帝国的形成，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 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的、历史的解释，就成 为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 司马迁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上述需要最充分的一种 表现。
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
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日者列传，……
货殖列传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 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 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 秦楚之 际月表》）
《汉书· 司马迁传赞》：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 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上断唐尧，下讫秦缪。 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 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为《国语》。又 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 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 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 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 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 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
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
”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记》在创造体例方面的贡献比《汉书》大。
㈡在编写形式、原则和态度等方面的比较：“《史记》为后世著史创立了序、论、赞的史论形式。
《史记》有篇前之序，篇后之赞，有篇中夹叙夹议以及《自序》一类的论传形式，既整齐又灵活，多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最具理论色彩，感情色彩，并能揭示著作宗旨，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而《汉书》就缺乏这种形式，所以给人的感觉有点固定、沉闷。
司马迁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审慎态度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成为实录著史的榜样。
班固也赞其为“实录”，就是经过历代史家比较，《史记》也被公认为信史，这不只是对《史记》的赞美，实以成为要求后史家信守的著史原则。
而班固他也注重史料的选择与审核，选择标准是“切用于世”，但是由于其著史是由当时统治者所支持的（司马迁著史属于私撰），为了维护正统，吹捧和美化当权者，他也使用曲笔，这无疑使《汉书》的形象打了个折扣。
二史学思想上的比较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经典论述】——《汉书》和《史记》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的不同点
【经典论述】——《汉书》和《史记》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的不同点试论述《汉书》和《史记》在人物传记的写作上的不同点。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但二者在写作上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时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涌现出的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极富传奇色彩。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经师儒生，虽缺少传奇色彩，却富有戏剧性。
《史记》主要写那些草莽英雄是如何建功立业的，《汉书》则展示了西汉士人宦海浮沉的情景。
二、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
而《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如《张汤传》、《韦贤传》等。
《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
《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少恩寡义的同时，对他们子孙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三、《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
《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
四、《史记》采用疏宕往复的笔法，《汉书》则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如对各类逸闻逸事和生活琐事，司马迁或把它们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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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
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
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
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
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
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
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
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
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
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做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
《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像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
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
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
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
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
《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
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
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班固与《汉书》一、《汉书》体例《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起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专记西汉一代的历史。
他的体例基本承袭《汉书》，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共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一百篇。
二、《汉书》成书经过班固的父亲班彪，曾续《史记》成《史记后传》若干篇；班固于明帝永平元年（58）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开始撰定《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被捕入狱，得弟班超营救，明帝亲阅所写传记，不仅没有处分，反而供职兰台，敕令修史；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前后经历了二十八年。
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及马续续补完成的。
三、《汉书》与《史记》的比较《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
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
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晋书·张辅传》）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
（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
”（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
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
《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
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
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
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
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