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_向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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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历史与学术意义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历史与学术意义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历史与学术意义?答: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历史与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丰富多彩,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信仰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2.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已经相当发达,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也为后来的商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3.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二里头遗址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成为了全球公认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这表明二里头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4.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及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发现为研究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点,是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及文明形态的关键遗址和最重要对象。

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其丰富的遗存为我们理解夏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5.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在夏商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

剖析二里头都城聚落的构成要素、整体布局及其发展过程可探索二里头国家王权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划分,以及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模式等,这些重大问题对于夏朝历史研究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探索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态、理解夏朝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笔记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笔记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1959年徐旭生等人在豫西地区进行“夏墟”调查,在偃师县附近发现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比较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故夏鼎把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后改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从上而下堆积有:汉文化,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特征:陶器:夹砂的灰陶和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器物里普遍的饰麻点(二里头文化陶器的显著特征)。

盆,甑的口沿下,附加一对鸡冠形的鋬(pan)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二里头文化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

碳14测定的绝对时间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前。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道路呈井字形,构成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

许宏博士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

二里头宫城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宫城的祖源。

3号建筑宫殿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6号宫殿建筑基址时间处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过渡的时间点上。

宫殿南侧大道的早期路上发现车辙痕迹,把我国双轮车的发现提早了200年,为探索古代车的起源提供资料。

二里头巨型坑:类似的在偃师商城中发现过,通常认为是国家祭祀场所,此坑发现为探索偃师商城相关祭祀源头提供了线索。

绿松石废料坑,该坑与绿松石器制作作坊有关,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

小型建筑,墙和地面都出现了火烤痕迹,说明他们基本解决了房屋潮湿问题。

平地所建的民居建筑为我国后来的居民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国龙: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0多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

青铜爵和青铜斝(jia),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用合范法铸造而成,标志我们青铜器的铸造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嵌绿松石铜牌饰:目前发现最早的,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二里头遗址中艺术品制作成就比较突出。

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所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种建筑,墓葬,青铜礼器和玉器等高规格文化遗物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具有都城规模和内涵的遗址,二里头遗址中建筑和墓葬的等级分化表明当时已经进入社会复杂化的国家社会阶段。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二里头文化时期,是指约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的一段时间。

这一时期,东方地区主要指此刻的中国中部河南、陕西一带。

二里头遗址位于安阳市北辰街道东南二里头村,因此得名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是一座古代城池遗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之一。

它占地约30平方公里,被盘绕在太行山和黄河之间。

据考古学家的探究,二里头城可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政治、经济中心,外城则主要是居住区域。

城墙高约8-9米,两层城门均有设施。

这座城池的规模之大,显示了当时东方地区的社会组织水平、政治权威和文化生活的茂盛。

,城市规模的扩张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建设方面的进展。

城市中出现了规划整齐的街道、宽敞的广场和宫殿建筑,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东方地区人们空间观念的进步。

在,农业生产是经济的主导。

人们开始种植小麦、大麦、粟,养殖猪、牛、羊等家畜。

农业的进步使得东方地区人口增加,城市也因此得以扩张。

农业生产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

除了农业,手工业也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东方地区的特色之一。

依据考古发现,当时人们已开始制作青铜器,并且技术分外精湛。

铜器在生产、宗教仪式和礼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陶器的制作也在不息改进和丰富,其中黑陶器尤为著名。

在宗教信仰方面,地区主要信仰太阳神、水神、土地神等。

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祭祀遗物,包括祭坛、祭器等。

宗教信仰在当时的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地区,城市建设的进步、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的茂盛以及宗教信仰的进步,都为这一时期的东方文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这不仅为东方古代历史和文化留下了璀璨的一页,更对于后世的文化进步产生了深遥影响。

综上所述,地区在城市建设、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一时期的东方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近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杂志社等共同主办的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正式揭晓。

自1990年以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已连续举办了15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推进了考古学科的发展、考古知识的普及和文物保护意识的培养。

下面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1、广东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时代:五代十国发掘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冯永驱简介:2003年2月,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决定兴建广州地区高校新校区(广州大学城),选址广州市蕃禺区新造镇小谷围岛。

3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岛上文物进行全面调查。

2003年6月;2004年10月,对施工范围发现文物的地点进行考古勘探和抢救发掘。

分别在小谷围岛西部的北亭村的青岗和大香山发现2座南汉时期的砖室大墓,经发掘考证,为南汉的德陵和康陵。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于岭南的一个独立王朝,前后经历了55年的时间,其疆域最大时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及湖南、贵州、云南的一部分,是岭南地区继南越国之后的第二个地方政权。

此次发现的南汉德陵和康陵,是南汉考古的重要收获。

经发掘,德陵虽未发现陵园建制,且墓室被盗,但墓道中出土的青瓷罐和釉陶罐,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属官窑制品无疑。

其胎质坚硬,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中的上品,为研究五代十国陶瓷器提供了实物资料。

康陵哀册文碑的发现,不仅明确了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年代,还更正了《蕃禺县志》等文献史志对德陵和康陵的错误记述,解决了历史悬案。

康陵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一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陵园,围垣四隅双角闕和陵前设廊式建筑的建制也与历代陵寝制度有所不同。

将为研究我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提供新的材料。

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2、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时代:新石器时代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领队:段宏振简介: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于1985年,是河北最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对研究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夏商周历史考研名词解释

夏商周历史考研名词解释

二、名词解释1.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

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由于两地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一些差异,前者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后者被称为“东下冯类型”。

狭义的二里头文化应专指二里头第一、二期遗存。

部分学者则认为郑州商城是亳都,二里头遗址应是夏都,所以它的四期遗存均为夏代遗物。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它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的起始和终止年代。

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不可动摇。

2.少康中兴:少康是夏王朝中有作为的一位君王,他是夏朝第六世君王,为夏后相之子,相妻有仍氏之士后缗所生。

由于其生活的时代正当寒浞攻杀夏后相,夏朝乱政之时,所以少康生长于有仍氏。

长大之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

后为寒浞及其子浇所迫,又逃到有虞氏,当了庖正。

在有虞氏和夏族旧部靡的帮助下,少康终于攻灭了寒浞和其子浇,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经过这一场动荡之后,夏王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有蒸蒸日上的气象。

这一段历史被称作“少康中兴”。

3.鸣条之战:商汤灭夏之战役。

夏朝末年,夏王桀生性暴虐,嗜酒好声色,即住后“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栈有施氏,得美女妹喜,甚得宠。

聚敛百姓贵财,建倾宫,修瑶台。

民不堪其苦。

拒谏而诛杀大臣,任意伐灭诸侯,诸侯多叛夏。

商汤在伊尹的协助下,先后诛灭韦、顾、昆吾三个忠于桀的诸侯后,遵出兵伐夏桀。

夏商两军在鸣条会战前商汤举行誓师,誓词即《尚书》中的《汤誓》。

交战后夏军即溃,桀致进,至南巢被擒流放而死。

夏王朝遂被灭亡。

【解析】鸣奈之战作为一个出题点因为它的战争性质;商汤灭夏之战役。

每一次朝代更替的战争都是比较重要的知识点,考生如果有时间应该将每次朝代更替战争总结一下,即便于记忆答题,同时也有利于锻炼自己的历史综合能力。

4.盘庚迁殷:商王朝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它是前后商的分水岭。

二里头文化在夏文化探索中的重要意义

二里头文化在夏文化探索中的重要意义

二里头文化在夏文化探索中的重要意义一、概述1. 介绍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的概况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是我国古代两大重要的文化遗产,二者在我国古代历史和文化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里头文化是我国早期青铜时代的代表文化,而夏文化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王朝文化之一。

本文将探讨二里头文化在夏文化探索中的重要意义。

二、二里头文化对夏文化的影响2.1 二里头文化在夏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二里头文化是我国早期青铜时代的代表文化,其发掘和研究不仅揭示了我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更为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文化遗产。

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和发展是夏文化的前奏,二者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密切的关联。

二里头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为研究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2.2 二里头文化对夏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在文化交流和融合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对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中出土的文字、符号等也为我们了解夏文化的文字、象形和图腾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二里头文化在夏文化探索中的重要意义3.1 对夏文化历史的完善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为我们探究夏文化的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铜器、陶器、玉器等文物的发掘和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夏文化的发展历程、社会形态和生活习俗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里头文化丰富了我们对夏文化历史的认识,使夏文化历史更加完善。

3.2 对夏文化的艺术、制度和技术的理解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不仅在数量上丰富,而且在品质上也非常高。

这些文物代表着二里头文化的最高制作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制度、技术和艺术水平。

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夏文化的艺术、制度和技术。

3.3 对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通联二里头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早期文明的代表,更是我国古代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通联的桥梁。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夏文化与其他古代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而丰富我们对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史的认识。

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诞生在这里

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诞生在这里

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诞生在这里作者: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36期你知道“最早的中国”在哪里吗?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间,这里曾有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上演过夏的繁华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众多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浮出水面。

在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村庄,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间,这里曾有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上演过夏的繁华和夏商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随着“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兴建,众多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浮出水面。

在二里头感受中国最早的繁华中国发端于何时?最早的中国究竟在哪里?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以71岁高龄率队赴河南调查“夏墟”,大约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出发的。

此后,便掘开了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第一铲。

不承想,这块3500多年前留下的“无字地书”,让三代考古人,历经60年持续发掘、不断破译。

“多数考古大发现出于偶然,比如秦始皇陵、郑州商城,但偃师二里头是个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

1959年,徐旭生在调查“夏墟”时,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且遗址颇为广大,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

60年来,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

二里头遗址犹如一个体量巨大又深不可测的宝库,历经数十次发掘而屡有重大发现。

“二里头是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许宏津津乐道于一个又一个牵动人心的发现。

二里头宫殿区东边的大路,20世纪70年代曾钻探出100多米,因麦田浇水中断,一放就是几十年。

1999年,许宏扛起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大旗,继续追探,居然发现了宫殿区北边的大道。

“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被发现了!随后,考古队追探出“井”字形大道,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达20米,相当于现代公路四车道。

名词解释 二里头文化

名词解释 二里头文化

名词解释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指的是黄河中下游一带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二里冈上的一类聚落遗址。

其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因首次发现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而得名。

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豫西和晋南地区。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陶器等。

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即是夏王朝的都城,或曰夏代的首都。

据记载,夏禹曾建都于斟鄩(今河南洛阳东)。

故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王朝的第一个国都。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夏王桀政权被商汤推翻,其后商王朝的国都相继迁于毫和西毫(今洛阳偃师境内)。

至商朝末年,逐步废弃了都城毫。

二里头文化距今约4000年,属于夏文化的一部分。

与二里头遗址有关的文物古迹,主要有二里头宫殿、宗庙、作坊、手工业作坊区、铸铜遗址等。

是中国已知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都城。

周武王灭商后,即着手营建洛邑(今洛阳城东南的古城村),他以此作为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

约在公元前1000年,开始营建二里头宫殿,周人以“迁宅”为名,将国都自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迁到这里。

因其位于全国中心地带,为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镇,所以称“天下之中”。

它不仅是当时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中心,也是东方夷族与中原华夏族融合的中心。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就诞生在这里。

二里头文化发现于洛阳偃师二里头,由宫城、王陵区、制骨作坊区等构成,面积达4平方公里,其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二里头文化主要包括二里头遗址、二里头宫殿宗庙区、制骨作坊区、铸铜作坊区等,出土的玉器、铜器、陶器等,与夏代中晚期文化面貌基本相同。

中国考古学者把二里头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遗存可分为四期,晚期又可划分为五段。

二里头文化以其首次科学发掘闻名于世。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跨度大,据碳14测定,年代从公元前2260——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了1700多年,夏代历史从公元前2070年延续到公元前1600年,约为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21世纪,历时500余年。

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调查个人总结

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调查个人总结

一、概述二里头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一个重要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境内。

二里头遗址以其丰富的陶器资源而闻名于世,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青铜文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个人总结。

二、方法本次调查采用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进行了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的实地调查,通过观察和测量记录陶器的款式、纹饰、器形等重要信息。

查阅了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了解了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的研究现状和重要发现。

通过综合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结果,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三、调查结果1. 丰富多样的陶器款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包括陶罐、陶壶、陶盆、陶罐等。

这些陶器的款式各异,器形的设计、纹饰的装饰都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和工艺水平。

其中,一些珍贵的陶器还具有非常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2. 精湛的制陶工艺二里头遗址的陶器制作工艺非常精湛,器形规整,线条流畅,纹饰精美。

部分陶器还具有精细的刻画和雕刻,表现出了古代陶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

这些陶器不仅在形态上具有美感,在工艺上也体现了当时古代陶器制作的精湛工艺。

3. 青铜文明的研究价值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资源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青铜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陶器作为古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其款式和工艺不仅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还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生活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资源对于揭示我国青铜时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个人总结通过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的调查和研究,我深切感受到了我国古代陶器制作工艺的精湛和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

二里头遗址陶器的丰富多样和精湛工艺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二里头遗址陶器资源的保护和研究,为揭示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做出更多的贡献。

五、保护与研究展望二里头遗址的陶器资源在丰富多样的同时也面临着保护和研究的挑战。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文化特征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探索中最值得关注的考古学文化,是夏商文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一)发现与分布二里头文化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二里头遗址不是发现最早的遗址,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一批同类遗址,且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方法命名多个考古学文化。

考古发现最早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玉村遗址。

1953年4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韩维周等人对河南登封玉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发现了上层韩维周(东周文化)、下层文化两种文化遗存。

对下层文化遗存发掘者已认识到其为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是与郑州二里冈、安阳殷墟文化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

1954年秋,考古工作者发现郑州西南郊洛达庙遗址,1956年至195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者认识到此类遗存的独特性,遂命名为“洛达庙类型文化”或“洛达庙类型”。

1958年,发掘洛阳涧河东岸的东干沟遗址,发掘者将有关文化命名为“东干沟文化”。

在此前后,考古工作者还在郑州上街、偃师灰嘴、陕县七里铺、巩义稍柴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徐旭生1959年,徐旭生先生到豫西地区进行“夏墟”调查,从禹州、登封一路来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采集到诸多遗物。

认为其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类似,且认识到该遗址在当时“乃一大都会也”。

当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分别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由于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文化遗物和遗迹也丰富,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故从1962年始,学界把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统称为“二里头文化”,并沿用至今。

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图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在今河南西部,东至今豫东,南至信阳、南阳与湖北交界地带,北达沁河及晋南,西抵关中盆地东部和商洛地区。

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区域很大,范围涉及安徽西部、湖北北部以及江浙、四川盆地等地。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有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一期分布范围小,主要局限在伊洛颍汝河流域;二期以后范围扩大至郑州地区、晋南地区;三期分布范围最大,包括今河南大部、晋南、陕西东部;至第四期范围略有收缩。

三星堆

三星堆

三星堆,夏人西迁——《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向桃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08)摘要:本文从宏观角度出发,通过对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及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关系的分析,认为三星堆文化不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应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

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所见三星堆文化因素不仅不是成都平原之三星堆文化向东发展的结果,反而是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源头。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夏文化;朝天嘴类型;路家河文化;三峡地区三星堆文化发现和确认以来,有关它和夏商文化关系的讨论很多,学者们都谈到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关系密切”。

但是,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到底密切到什么程度、尤其是这种“密切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则少有人进一步深入阐述。

就目前的考古材料来说,有些问题确实还无法完全说清楚,可是我们也不应满足对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关系的描述总是停留在“关系密切”这种程度上。

本文通过对三星堆文化各种文化因素的来源进行分析后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

三星堆文化可以说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东峡区土著文化的联盟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

另外关于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定性问题,笔者的看法也与时贤有所不同,在此一并批露出来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一、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前提在提出问题之先,有必要就本文涉及的两个主要概念进行说明。

一个是“三星堆文化”,另一个是“夏文化”。

“三星堆文化”通常是指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遗存[1]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但学术界仍不乏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归入其中进行讨论者,又有学者将鄂西川东峡区所见类似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遗存看作是三星堆文化向东发展的地方类型,而我认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与峡区同期文化遗存的关系尚待进一步讨论。

二里头与陶寺文化传播态势比较研究

二里头与陶寺文化传播态势比较研究

二里头与陶寺文化传播态势比较研究作者:***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09期摘要: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两种考古学文化,二者在文化传播态势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

二里头文化对周边文化以辐射影响为主、汇聚吸收为辅;陶寺文化却盛而不扩、强而不侵,对周边文化的内向吸收远超过其自身文化的外向输出。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地域性人群的差异等。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传播态势;差异性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09.0250 前言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传播态势的差异性显而易见。

通过对比研究这种差异性,可以小见大,窥得各自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实体深层次、根本性的不同以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二里头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对比研究。

①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典型遗址的对比、聚落形态的演变等方面,缺乏对两种文化传播态势的深入分析。

本文运用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上述差异性的浅析,旨在系统阐释二者在文化传播态势的差异性及其背后原因。

1 传向四方的二里头文化夏王朝在中原立国之后,伴随着领土的扩张,二里头文化也随即散播开来,在二里头中期基本完成其扩张过程,并最终形成其分布范围(图1)。

②具体来看,二里头文化向西突入了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则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北抵沁河岸旁。

③在传播过程中,二里头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如同波浪冲击小船一般,以自身文化特点为根本,同时吸纳、融合其他地区的本土文化进而形成了若干地方类型,如东下冯类型、牛角岗类型、杨庄类型、下王岗类型等。

众所周知,文化间的传播影响常以具体的器物特征作为外化标准,尤以共存于两支或多支考古学文化中相同的文化因素更为显著。

因此,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首先要辨清谁为主导方,谁为被影响方,否则就无法剥丝抽茧,认清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

东下冯文化的源流及相关问题

东下冯文化的源流及相关问题

东下冯文化的源流及相关问题作者:于孟洲夏微来源:《文物世界》 2010年第1期1988年,郑杰祥先生首先用东下冯文化来指代晋西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将垣曲境内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也包括在内[1]。

后来张立东先生也赞同使用东下冯文化的命名,但认为垣曲丰村H301所出遗存应归入二里头文化[2]。

我们基本同意张立东先生的看法,认为东下冯文化是一支独立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地域仅限于晋西南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不包括垣曲境内(图一)[3]。

1959年,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史料的研究,提出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是探索夏文化应特别注意的两个区域之一[4]。

带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于1959~1963年间,对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涑水流域、汾水下游(临汾以南)及浍河、滏河流域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工作,并于1973、1977、1980和1982年在该地区又进行了多次补充调查和重点复查,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42处[5]。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在翼城、曲沃两县进行了一次复查与试掘工作,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有翼城苇沟、南石、曲沃曲村[6]等。

临汾地区文化局于1985年10月为配合侯月铁路的铺设,对侯马、曲沃、翼城三县市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复查与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29处[7]。

目前,晋西南地区发现的东下冯文化遗址不下几十处[8]。

经清理和发掘的有夏县东下冯[9],永济东马铺头[10],襄汾大柴[11],曲沃曲村,翼城苇沟、南石[12]、感军[13],侯马乔山底[14]等。

关于东下冯文化的渊源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其一,东下冯文化主要是承受晋南晚期龙山文化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汾河以北晚期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15]。

其二,东下冯文化是在继承三里桥类型文化的基础上与东方二里头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支新的文化类型[16]。

其三,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很可能就是以豫西为中心分布区域的二里头类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地区传播并和当地文化逐渐融合的结果。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_向桃初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_向桃初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向桃初关键词:二里头文化文化传播南方地区KEYWORDS :Erlitou Cult ureCultural DiffusionSout h ChinaABSTRACT :T here have been several dozens of localit ies bearin g remains relat ed to Erlitou Culture found to dat e in the Yan g tze River Valle y or to its south.T hese rem 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zones.B y anal y zin g the dates,cultural natures and zonin g s of t hese rem ains,w e can out line t he routes and dates of t he southw ard dif 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how ever,the diff usion methods varied accordin g to t he times and back g rounds of their takin g p lace.The southw ard dif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 st arted the new st a g e f or t he archa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to follow the rh y t hms of t he evolutions of the cultures in t he Central Plains in macroscopic or overall view s,and for the sout hern regions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his -toric syst em of China cent ered by t he Central Plains.作者:向桃初,长沙市,41008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作者: 向桃初
作者机构: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南方文物
页码: 68-80页
主题词: 商周青铜器 湘江流域 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 铸造工艺 南方地区 学术界 30年代造型设计 装饰风格
摘要: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特别是湘江下游沩水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以其无论在造型设计的奇巧、装饰风格的华丽,还是铸造工艺的精湛和体型的硕大气派诸方面均较商周王朝腹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丝毫也不逊色,让无数学人赞叹不已。

因此,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湖南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明的发展水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由于湘江流域出土的商周铜器中比较精美的或比较抢眼的作品按照中原地区铜器断代标准来说,大多数的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晚期,尽管大家对这批铜器的文化背景几乎毫无所知,学术界对于其主体的来源和性质有“本地铸造”和“南下的商人带来”两种不同的猜测,但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和新干大洋洲遗存商代铜器群的发现,南方地区的青铜文明再次令学术界刮目相看,在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起源的学术气氛中,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地位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唱鸣。

这种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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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二里头文化的来源

再思二里头文化的来源

近年来,随着河南新密新砦龙山和“新砦期”城址的发现,以及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大城,有学者认为“新砦期”为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已经确立。

王城岗为禹都“阳城”,新砦遗址为启都“黄台”。

笔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陶器而言,的确吸收了当地龙山或“新砦期”文化的大量因素,但如果从城址、房基、灰坑等综合因素分析二里头一期文化与“新砦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新砦城址的面积约70万平方米。

而比之年代较早的陶寺龙山城址的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

学术界一般认为陶寺城址为帝尧之都。

为什么时代较早的尧都面积大,而比其晚的禹都、启都小?这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由小到大的规律不符。

随着资料的增多,二里头一期与“新砦期”文化的缺环并没有缩小,“新砦期”明显是当地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而二里头文化的出现,终止了“新砦期”的向前发展。

二里头主体文化面貌不能简单的认为是“新砦期”发展起来的,它的来源应是多方面的,其中山西龙山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源头,下面就此问题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与山西龙山文化比较(一)、遗迹方面1、宫殿基址方面。

豫西二里头和晋南陶寺都存在大型夯土基址,近年发现的“观象台”就是一个大型夯土基址。

二里头的发现有1、2、3、4号等大型宫殿基址。

而豫西“新砦期”新砦遗址也发现一座大型房基,其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14.5米,系半地穴式建筑,将它与二里头或陶寺的高出地面的大型夯土基址相比较,其作为宫殿的威严几乎没有,与二里头大型的1、2号宫殿比较只能为大型房基,二者之间的规格悬殊太大。

2、在普通房基方面,晋南陶寺、东下冯等遗址龙山文化的房子有地上和半地穴式两种,后者占多数。

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或“吕”字形。

山西东下冯类型的房屋分窑洞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三种。

半地穴式建筑为单间,地面建筑为长方形,单间与豫西二里头文化的小型房基特征接近。

豫西二里头的小型房基,也多为圆角方形,也有单间和双间之分,地面和半地穴之分。

浅谈中原文化对汉东地区的影响

浅谈中原文化对汉东地区的影响

浅谈中原文化对汉东地区的影响摘要:夏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

特别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夏商周考古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量新的考古资料有待在考古学上作出阐述和归纳。

本文通过对两湖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洞庭湖地区考古文化的梳理,以汉东地区盘龙城类型为例,通过建筑风格、墓葬礼仪制度、典型器物以及遗址四个方面,简要分析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汉东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两湖汉东地区盘龙城类型文化影响一、两湖地区考古文化“两湖”指的是长江中游湖南、湖北两省。

按照水系可划分为江汉平原地区、洞庭湖地区两大地理单元。

新石器时期两湖地区主要文化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晚于城背溪文化时期,在龙山时期,王湾三期文化对南方文化影响加剧。

但江汉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文化大多可能仍然是石家河文化的延续。

中原文化摧毁南方地区文化体系并取代一些地区土著文化,差不多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夏代,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分布极不普遍,所见遗存亦不丰富。

二里头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沿线和鄂北地区,长江之北的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虽然发展至二里冈文化时期已成为两个重要地点,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的规模并不大。

盘龙城遗址目前仅在南城垣、王家嘴等地点发现二里头文化阶段遗存。

盘龙城遗址从文化性质来看,应是二里头文化直接传播的结果,向桃初先生[]就提出二里头文化盘龙城类型这一说法。

荆南寺遗址[]中二里头文化时期遗物性质可能较为复杂。

陶器特征与二里头文化陶器极为接近,但还包含地方因素。

目前还难以判断二里头文化时期荆南寺遗址的性质。

总的来看,盘龙城与荆南寺遗址这一时期文化表现出较多的内在联系,推测二里头文化应当是由豫东南经大悟、孝感一带传播至盘龙城,而后逆江而上至荆南寺遗址。

鄂北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见于襄阳王树岗、钟祥乱葬岗及枣阳墓子坡等地点。

此地区二里头文化表现出与长江沿线二里头文化不同的特点,文化性质较单纯,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似可认为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地方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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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向桃初关键词:二里头文化文化传播南方地区KEYWORDS :Erlitou Cult ureCultural DiffusionSout h ChinaABSTRACT :T here have been several dozens of localit ies bearin g remains relat ed to Erlitou Culture found to dat e in the Yan g tze River Valle y or to its south.T hese rem 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zones.B y anal y zin g the dates,cultural natures and zonin g s of t hese rem ains,w e can out line t he routes and dates of t he southw ard dif 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how ever,the diff usion methods varied accordin g to t he times and back g rounds of their takin g p lace.The southw ard diffusion of Erlitou Culture st arted the new st a g e f or t he archa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to follow the rh y t hms of t he evolutions of the cultures in t he Central Plains in macroscopic or overall view s,and for the sout hern regions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his -toric syst em of China cent ered by t he Central Plains.作者:向桃初,长沙市,41008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考古2011年第10期o 研究与探索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因为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传世文献中的夏人或夏王朝,更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形成。

近20年来,南方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遍及整个长江流域甚至更广阔的区域。

分析这些遗存的文化性质及其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既有助于探讨南方地区夏商周时期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特征及动因等,又可促进对中国古代文明及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二里头文化的南传。

一、南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的年代与性质本文/南方地区0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主要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而/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0是指有与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0相同或相近之遗迹和遗物,即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依此,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可以为二里头文化或其地方类型,也可以是其他考古学文化但包含有二里头文化的某些因素;年代既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当,也可能晚于二里头文化。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定采用邹衡先生的观点,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1]。

根据目前发表材料,南方地区所见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达数十处,本文依文化面貌和性质并结合其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将它们分为九个区(图一),各区代表遗存及其年代和文化性质等如下。

Ñ区:豫陕鄂交界地区,指汉水中、上游交接地区。

包括豫西南、鄂西北和陕东南地区,地处秦岭山脉东南、桐柏山以西、大洪山)荆山以北、武当山以东,以南阳盆地为中心。

遗存地点有河南淅川下王岗[2],方城八里桥[3],邓州陈营[4],湖北丹江口熊家庄[5],郧县辽瓦店子[6],襄阳王树岗[7],枣阳墓子坡[8],陕西商州紫荆[9]、东龙山[10]等。

从公布图一南方地区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地点、分区及二里头文化南传路线示意图Ñ区:11淅川下王岗21方城八里桥31邓州陈营41襄阳王树岗51枣阳墓子坡61丹江口熊家庄71郧县辽瓦店子81商州紫荆91商州东龙山Ò区:101黄陂盘龙城111钟祥乱葬岗121荆州荆南寺131沙市李家台Ó区:141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151长阳南岸坪161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三斗坪171秭归朝天嘴、何光嘴181万州涪溪口、中坝子191忠县哨棚嘴201涪陵蔺市201酉阳清源Ö区:221广汉三星堆231成都十二桥241成都金沙251新都正因、新繁水观音Õ区:261石门桅岗271沅陵高坪281辰溪炮台、潭湾291保靖瓦场Ö区:301岳阳铜鼓山311岳阳樟树潭、老鸦洲、易家山、温家山321汨罗玉笥山331浏阳樟树塘341东安坐果山351零陵望子岗×区:361新余珠珊371萍乡禁山下381万年斋山、肖家山391余江龙岗401鹰潭角山411潜山薛家岗Ø区:421寿县斗鸡台、青莲寺431霍邱小堆、洪墩寺、楼城子441肥西大墩子451肥东吴大墩461含山大城墩Ù区:471江宁点将台481丹徒团山491闵行马桥501金山查山、亭林511象山塔山521江山肩头弄的材料来看,以淅川下王岗、方城八里桥、商州东龙山三处材料最丰富,襄阳王树岗、郧县辽瓦店子、商州紫荆三处材料虽已公布,但数量极少,邓州陈营、丹江口熊家庄、枣阳墓子坡三处材料未正式公布。

淅川下王岗遗址1971年至1974年三次发掘的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将其分为两期并直接称之/二里头文化一期0和/二里头文化三期0。

学术界对其年代和性质有不同看法:樊力将它们与龙山时代遗存合称为/乱石滩文化0[11],多数学者如赵芝荃[12]、李龙章[13]、董琦[14]等均认为它们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

5中国考古学#夏商卷6以其中的/二里头文化三期0遗存作为二里头文化豫西南地区的地方类型)))/下王岗类型0的典型材料[15]。

方城八里桥遗址堆积单纯,其第2、3层为二里头时期堆积,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

陶器以夹砂灰陶居多,还有一些黑陶和红胎黑皮陶,器类有鼎、罐、盆、甑、豆、簋、大口尊、瓮、缸、、爵、、杯等,主要特征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基本一致。

发掘简报将其归属于二里头文化,并断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本文无异议。

商州东龙山遗址1997年至2002年进行了发掘。

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分布于Ñ区,共发现灰坑21个、墓葬8座,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400余件。

简报认为这批遗存与伊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关系密切,年代为夏代晚期,并提议将其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商洛类型0。

王力之则认为应将东龙山夏代遗存与下王岗二里头文化遗存归入同一类型,即/东龙山类型0[16]。

郧县辽瓦店子遗址的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存数量丰富。

遗迹有房址10余座、墓葬20余座、灰坑100余个。

出土的遗物也很多,主要为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和黑皮陶,器类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罐、釜、鼎、盆、、豆等,其中高领罐、、釜、盆等与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同类遗物相同,细柄浅盘豆、釜形鼎等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而带耳罐明显受到了陕南地区同期文化影响。

上述遗存均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主,也表现出一些地方特色,如除灰陶外,见部分黑陶、红陶和红胎黑皮陶,器类常见本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釜、高领罐等,带耳器物较多,这是关中及其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

笔者以为,本区二里头文化暂不宜划分太多地方类型,可以统属于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0(图二)。

Ò区:江汉平原地区。

相关地点有湖北黄陂盘龙城[17]、荆州荆南寺[18]、钟祥乱葬岗[19]、沙市李家台[20]等。

盘龙城遗址以商时期文化遗存为主体,但也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或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

发掘报告将遗址堆积共分为七期,并推断其一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或三期偏早,二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三期,三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冈下层偏早。

许多学者认为此分期过细,各类遗物演变的阶段性不明显,而且年代推断也偏早。

如蒋刚先生将盘龙城全部墓葬分为四组,推断其第一组(报告盘龙城二期杨家嘴M6和M8)和第二组(报告盘龙城三期杨家湾M6)的年代分别为早商一期Ñ段和一期Ò段[21]。

笔者以为杨家嘴M8所出陶器圜底爵和锥足均不见于二里头文化,实为早商文化特征器,故其年代早不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而王家嘴盘龙城二期所出分裆鬲、、、爵等无不与早商文化同类器相同,应为商文化典型器。

因此,盘龙城遗址的年代当修订为: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二至四期相当于早商时期,五至七期相当于中商时期。

这样,盘龙城遗址二里头时期堆积则仅分布于城内第9层和城外王家嘴一期。

这里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图二豫陕鄂交界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器11鼎2、81瓮31甑41大口尊51罐61豆柄71盆91鬲101鼎111大口尊121盆131壶141罐151大口缸161三足盘171器盖181鼎191豆201壶21、25、261罐221瓮231釜241杯271盆为主,器类有盆形鼎、罐形鼎、联裆鬲、深腹罐、花边罐、大口尊、豆、瓮、大口缸等。

这些陶器不仅均见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器形也非常接近,属二里头文化当无问题。

另外,盘龙城商时期遗物中也有较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如王家嘴盘龙城二期扁足鼎和平底盘、杨家嘴盘龙城三期带罐形鼎、王家嘴盘龙城二期平底盘、王家嘴盘龙城三期及杨家湾盘龙城三期、王家嘴盘龙城三期及杨家嘴盘龙城二期凸柄豆、李家嘴盘龙城四期图三江汉平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因素陶器1、2、7、8、131鼎3、5、14、15、181罐4、10、191豆61161大口尊91盆11112、171等(图三)。

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在发掘报告中共分八期,其中第一期遗存仅H 23一个灰坑,报告断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二期遗存较为丰富,报告断其年代为二里头四期或二里冈下层一期。

这两期陶器有扁足盆形鼎、联裆鬲、深腹罐、花边口沿罐、大口尊、橘皮纹釜、凸肩小平底罐等,除后两者为本地传统因素器类外,余均为二里头文化常见器类。

笔者认为,鉴于第一期遗存太少,H 23所出遗物接近二里头文化同类器,但实际年代可能要晚些,因此,不妨将这两期合并为一期,其年代可推定为二里头四期前后。

此外,荆南寺遗址商时期遗存中亦见部分二里头文化因素遗物,如足上带扉棱的罐形鼎、口部带的绳纹圆腹罐、、算珠柄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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