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可以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美国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具有四千多所高等院校和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过去的近60年时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公认的大师级人物？多少人文大师？多少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办学理念上，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我们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人才能够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为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大学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还是在二战以后。1900～1930年间，世界上9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4人。到1941年底，全世界1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国。而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大部分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是在美国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例如，从1989到1998这十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学者占了三分之二（欧洲学者13人，美国学者26人）。这与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即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通过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优秀人才。
统计资料显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而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这是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法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一点。
跨越式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即使美国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到1900年实现第一个40年跨越式发展告一段落之后，从1900到1940年的40年中，美国的大学还没有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美国大学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还是在第二个跨越时期，即二战以及二战以后的时期，而且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紧的，是与国家战略有密切关系的。这种跨越不仅是投入和硬件建设，不仅是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办学思想、理念、体制上的跨越。
同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发展的国家行为特征。美国是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 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的最有深远影响的法案之一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该法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美国做出的反应之一就是把国家安全与加强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国防教育法》中有这样的话：“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这一段话，体现了他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也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很明白这个道理。他曾经比较含蓄地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我想他是指1870年前后那几十年，在那几十年中德国的大学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接着他说：“显然，如果我们的大学停留在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德国就无法取得绝对一流的研究成就。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与斯坦福、哈佛或美国、日本的其他一流高校抗衡。从世界水平对比来看，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魏玛时期德国高校那种声望。我们的高校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九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给学者以探求真理的空间，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种大学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来做好这件事情，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
我们为何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车飞机，而在于它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在这种竞争中，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因为在国际竞争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特别是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领军人物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汇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探讨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美国以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拔尖人才，也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据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2001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中英大学联席会议，就连一些英国的大学校长也抱怨人才外流，流到了美国。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汇聚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措施。
因此，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关键战略问题。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重要的高度来认识。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式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和体制机制上，还要体现在大学日常活动的操作对象上，即文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这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中比比皆是，那些产生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都是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跨越的结果。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
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应予足够关注
一流大学在管理风格上差别也很大。在哈佛，学校的各个学院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而“哈佛”就像一个品牌商标贴在各个学院之上。商学院和医学院筹款的钱，学校是不能调到法学院或教育学院去用的。哈佛在管理上更多地是学院分权制，也就是说，学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要比在其他大学大得多。但是，在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校级行政管理机构会发挥很大的管理决策和整体协调作用。英国大学的管理模式与美国大学有相当大的区别，而欧洲大陆的大学又同英国大学很不同。所以，不要力求寻找一种统一的最好的一流大学管理模式。要根据学校各自的历史传统、学科结构、校园文化等特定情况进行管理，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没有特色的大学，就没有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
任何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任何一流大学不一定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模式。每个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校情，根据自己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优势，扬长避短，异军突起，彰显个性，办出特色。
学科是大学的构成要素，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建设是十分关键的，而世界上各个一流大学的学科特点是很不一样的。斯坦福大学掌握时代潮流，独辟蹊径提出“专家社区思想”，创立与工业密切结合的科技园区，造就了“硅谷”奇迹，也使斯坦福大学成为“新思想、新建议、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源泉”，学校因此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而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是一所只有几千学生的较小大学，但它以计算机科学技术和艺术学科等几个较少学科的独特优势而扬名世界。关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曾做过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任何一流大学都有若干学科是一流的，任何一流大学不一定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的确，即使是哈佛这样的著名大学，其工程技术学科在美国名牌大学中也不是名列前茅的。芝加哥大学历任校长的理念是，要办的学科就一定是一流的。
跨越式发展，不仅是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更应体现在办学思想、理念和体制上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在建设、发展、前进。我们计划用20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他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更高的水平。所以，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通过改革创新有一个跨越式发展。
耶鲁大学的亨利·汉斯曼教授曾经撰文讲到，作为西方文明珍珠的欧洲大陆的大学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由于体制问题而“令人惊讶地衰落下去了”。剑桥大学校长艾里克·布劳厄斯前几年到北大演讲，他说他自己在美国工作了18年，他认为现在英国的大学在某些方面比不上美国最好的大学。他卸任后，美国耶鲁大学的副校长理查德到剑桥大学当了校长。
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都有一流的学术声誉。大学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目前，我们对硬件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六年学习生涯对他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众所周知，包括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学校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造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培养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