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

弃医从文:鲁迅的言说策略

□　吕晓英

下面这段鲁迅的思想轨迹几乎家喻户晓:1905年,二十四岁的鲁迅在日本仙台的医学校里,看了中国人做看客又做刀下鬼的幻灯片,当鲁迅看到一名同胞即将被日本人斩首示众,而画面中“许多久违的中国人”竟表情麻木时,他猛然醒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鲁迅毅然选择了退学,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承担起了呼唤民众的重任,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而在这次顿悟之前,他原本真是打算做医生的。这便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被几代人解读着,毫无异议。正如周海婴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弃医从文发生在1905年,鲁迅第一次将其披露给公众是17年后的1922年底,在他给自己第一部小说所作的长篇序言《〈呐喊〉自序》中,即当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他第一次回顾他作为作家的成长史时。《〈呐喊〉自序》无疑是鲁迅作为作家第一次回顾自己创作历程的文本。在请名家写序或请朋友写序或自己写序之间作出选择,这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策略”,选择的结果已包含着对“序”的某种期待。而且“自序”又显然是最能“随心所欲”地实现期待的。《〈呐喊〉自序》作为鲁迅给

自己第一部小说所作的长篇序言,作为一个极富经

营性的文本一定蕴藏许多值得深究的“策略”。

1 鲁迅重提弃医从文是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启蒙者的形象,为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再次回归启蒙

立场,重新启动一直未能如愿的文化启蒙,重拾启蒙

梦想而立此存照。

尽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弃医从文的说法

在数十年来,被研究者引用不辍,目为定论,是最具

权威性的,但是,坦率地说,将鲁迅弃医从文这一重

大的人生抉择仅仅归因于这一“画片”,或称“电影”

“幻灯片”的刺激,确实失之简单。然而,可以肯定的

是,通过文学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潜藏在鲁迅心

底的一种长久的意识和一贯的观念。考察鲁迅1922

年以前的一些文化活动,足以证明鲁迅是有着启蒙

情结的。

众所周知,早在1902年,鲁迅就已与许寿裳探

讨了关于国民性的思考。1903年6月,留学生“拒

法”“拒俄”运动期间,为配合斗争,鲁迅在《浙江潮》

第五期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呜呼,

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

矣”,“飘飘大旗,荣光闪烁,于铄豪杰,鼓铸全身,诸

君诸君,男儿死耳!”小说盛赞斯巴达人民的复仇精

神,慷慨激昂,政治激情澎湃。这是鲁迅第一次用这

种寄情于文的独特的思想方式参与革命,反映了鲁

迅开始有意识地用自己熟悉的文笔作武器进行战

斗,并注重在思想意识上鼓舞士气,参与革命。

开始筹办《新生》杂志后,仅1907年,他就在留学生刊物《河南》上先后发表四篇长文:宣传进化的《人之历史》、强调科学改造社会的《科学史教篇》、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的《文化偏至论》和崇尚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的《摩罗诗力说》,那时的鲁迅,激情飞溅,文气浩荡,寄意高远,神往生命之自由。这同样证明他已开始有意识地用思想启蒙的方式进行战斗。

即使在鲁迅看上去似乎真的平静自处,“甘于虚无”的“沉默”阶段(1909-1917),我们仍能从鲁迅1912年至1917年的日记中看到他内心埋藏着对几乎所有国民(包括知识阶层本身)生存境状的强烈不满,显露着鲁迅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命牵挂。这个“沉默”中的人其实心怀着对于悲苦人间的某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周建人说:鲁迅在归国初期,眼见陈腐古国、破败故家中,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黑暗、残酷之事,内心震惊,但仍然尽自己的薄力想努力改变,而并不见效果时,则深为叹息。“并且常对我说,不管压力多大,要顶得住;不管冤屈多深,要受得了,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要奋发和自爱。”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对鲁迅来说,麻醉自己,放弃自己的真正追求、向往是一件艰难,而且极难以被他自己所真正认可的事情。

只要时机成熟,鲁迅终究要实施自我救赎,重归启蒙立场,再拾启蒙梦想的。然而鲁迅是需要借力的,要在合力中才能显现出中坚的本色,而这一条件,需要到五四时期才有转机。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护法”,中国社会都在同一个位置上打圈子,始终没有一个向前进的曙光,当时的志士们更多看重的似乎是政治制度,对于文化思想的变革并没有足够的意识。要直到“新文化运动”,直到围绕着《新青年》的“新文化”集体形成以后才有改观。鲁迅才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呐喊”的场所。当他感到启蒙时机成熟时,他便放下手头的古碑,开始摇旗呐喊。所以,也就难怪那个时代,鲁迅写散文,写得很随意,很放松。可是写小说非常紧张,每写一部又有非常强的用意。他写小说就是为了救国,启蒙那些麻痹的人们,至此小说也就成了一个被夸大了的文学形式。

事实上,从他的小说创作初衷来看,鲁迅就更倾向于做一个思想家,而作为艺术家的意念显然要淡薄得多。他后来回忆说,当他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小说还不能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因而“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②就是说,他不是冲着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梦想,而是怀着思想批判和社会改良的志向走上小说创作之路的。就这样,鲁迅怀着强烈的启蒙文学观开始了小说创作,并率先把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等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推到小说表现的中心位置上,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而其叙事实践主要是有针对性地改造中国旧小说的说书人的虚假的全知全能外视角和“大团圆”的故事中心结构,使小说能在被他视作文学艺术的生命的“真实”和深广的层面上“为人生”和改良人生。五四时期诗人和作家们对思想启蒙有一种自觉和自动的选择。鲁迅的说法或许最有说服力,他在1933年谈起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依然满怀深情地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③。在五四时期,正因为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思想启蒙已被广大文学家普遍接受,自觉从事启蒙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作家们共同的文学追求。一种话语形成之后,人们之所以遵从它,有时候并不是刻意为之,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意识地对它予以接受和遵从。五四时期广大作家都有“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启蒙主义的创作目标,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即“说什么”和“怎么说”基本上遵从了这种蕴藏着启蒙主义文化内涵的“语码”。在启蒙话语形成之后,这一话语对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必然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规约作用。弃医从文的蕴意无疑极其吻合这一文学主潮。

当“启蒙和拯救”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神圣”的栅栏时,这道栅栏就已为知识分子的立言圈定了疆域。鲁迅笔下的“将令”就是对这道栅栏的命名,所谓的“听将令”也就是倾听中心话语的指令。

当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在刊物报纸上发表后很快获得空前的反响时,也就是因听将令而呐喊的他迅速地被尊为“主将”的时候。于是乎,无论从自身的启蒙情结出发,还是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鲁迅已决计让自己再次重新拿起“文艺启蒙”的武器,而且从此终其一生。于是乎,在自己的小说将要结集出版之际,他郑重其事地写下颇费思量的自序,几乎是以小说笔法来传达这段十七年前的往事,其用意便是要为自己再次回归启蒙立场这一行动,为自己作为启蒙者再度出山立此存照。

从1922年重新构成过去的事件这个侧面上来看,重要的是鲁迅为什么单单挑出幻灯片事件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