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遣唐使出使的目的

试析日本遣唐使出使的目的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后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遣使来朝开始，日本一直通过派遣使者的形式与中国保持着联系，随着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的大量派出，中日交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关于遣唐使出使的目的这一问题，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是仅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本文试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国家和个人双重角度出发来分析遣唐使出使的具体目的所在。

标签：遣唐使；出使目的；中日交流

遣唐使作为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近来国内学界关于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从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出发，并将遣唐使出使的情况按时间顺序划分为不同阶段来分期进行研究，本文旨在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之上打破这一分期研究模式，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来展开对出使的国家目的方面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试对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加以探析，以期对遣唐使出使目的的研究予以辅充。

一、遣唐使概况

所谓遣唐使是指唐朝时期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使者。遣唐使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除大使、副使、判官和录事外，还包括入唐学生、学问僧、请益生、请益僧、医师、乐师、画师及水手等。除派遣人员的多元化以外，出使的人数也相对较多，“最多时直接参与的人员达四五百人，相当于一个省（中央机构名称）的规模。”[1]日本自“公元630年八月（舒明天皇二年）派大仁药师惠日遣唐”开始，①至公元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遣唐使制度废止，其间共历时260年，派遣出使19次，其中成功到达唐朝本土13次。“孝德白雉四年（公元653年），日本遣唐使在入唐途中经过萨摩国萨麻郡附近时遇难；另外，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日本遣唐船队中的第一舶漂流至南岛时被岛上人所杀，仅东汉阿利麻等五人乘岛人船到唐括州。”[2]64可见由于途中受到自然因素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日本航海技术的局限，遣唐使出使的危险性较大。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大批遣唐使出使唐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听从国家的命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实现其个人的一些目的。下文笔者将分别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出发，试对遣唐使出使的目的进行探究。

二、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可从时间上将遣唐使的出使情况划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第一阶段，舒明天皇（公元629-641年）至齐明天皇时代（公元655-661年）；第二阶段，天智天皇时代（公元662-671年）；第三阶段，文武天皇（公元697-707年）至孝谦天皇时代（公元749-758年）；第四阶段，光仁天皇（公元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代（公元834-850年）。不同阶段遣唐使出使的目的有

所不同，究其差异，大体可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日本遣唐使出使的国家目的进行分析。

首先，遣唐使出使的外交目的。这一目的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体现的较为明显。随着隋朝的灭亡，唐朝代之兴起，遣隋使回国后曾描述唐朝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②面对此景日本急于向唐朝学习，遂在遣隋使的基础上增派遣唐使来唐，以期与唐朝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这是遣唐使出使的最初目的。公元663年，倭国援助百济水军与唐罗联军在白村江一带展开决战，百倭联军战败，唐倭关系出现危机，“齐明五年（公元659年），日本派出遣唐使，但因唐援新罗灭百济，遂将日本使节羁留长安达十个月。”[2]90-91但之后日本分别于天智四年（公元665年）、六年、八年、文武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派出遣唐使。可见，日本此举目的主要在于与唐朝重修旧好，欲恢复之前与唐朝的友好外交关系。

其次，出于政治之目的。部分学者将第一阶段遣唐使出使的目的归结于“期望通过遣唐使，直接从唐朝吸取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经验，进而推进大化年间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3]但笔者认为从第一阶段遣使的时间和大化改新的时间来看此观点存在不妥之处，遣唐使派出的时间分别是公元630年和公元653年，而大化改新的时间为公元645年，从这点来看二者之间时间跨度过大，对大化改新的作用并不大。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是于推古十六年（公元607年）派出的遣隋使高向玄理、南渊清安等人，其于舒明十二年（公元640年）学成回国，并带回了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大化改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说对大化改新有真正作用的是遣隋使而非遣唐使，但后来遣唐使带回的唐朝政治制度也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此外，为实现与唐朝之间经济交流之目的。遣唐使出使的又一目的即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可分为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遣唐使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充当经济交往的媒介。遣唐使来唐带来一定数量的礼物，唐朝则照例回敬礼物，这种国家间的相互馈赠，可以看作是官方贸易的表现形式。除日本进呈的物品外，由于来唐朝路途遥远，日本朝廷亦资助遣唐使一些经费作为其日常生活开支，唐朝方面也会按其品级对其进行赏赐，以上构成了遣唐使在唐进行私人贸易的来源。此外，遣唐使回国时还会带回一些唐朝的物品献给日本皇室贵族，其中不免流入民间，遂成为贸易的对象。以上贸易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间的贸易往来。

最后，为实现与唐朝进行文化交流之目的。文武天皇（公元697-707年）至孝谦天皇（公元749-758年）时期是中日两国间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此时正值唐朝开元盛世，日本急于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藤原清河、吉备真备、玄等遣唐使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其中吉备真备（公元693-775年）于公元717年出使唐朝，带回《唐礼》《太衍历经》等书籍，《唐礼》后来成为日本平安朝宫廷礼仪的范本。遣唐使积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并将儒学、汉文化、佛学等文化传入日本。由于当时的唐朝是国际化大都市，包容性较强，通过遣唐使与唐朝的交流，日本间接的接触并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目的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分析进而得出的。但遣唐使作为各个独立的个体，其中不免

掺杂一些遣唐使个人的目的，下文笔者将从遣唐使出使的个人角度出发，试着对遣唐使来唐的个人目的进行探析。

三、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

关于遣唐使出使的个人目的，根据遣唐使身份的不同，因而存在差异，主要可分为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欲通过出使唐朝以达到快速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欲通过在唐朝的经历以实现其在宗教造诣上追求。

关于实现快速提升其自身生活品质与社会地位这一目的，在遣唐使人员中的使臣和留学生身上体现较为明显。前文已提及当时出使唐朝存在较高危险性，正因为其有一定的危险性，“遣唐使回国后日本将对其论功升叙，赏赐物品，有时豁免徭役。”[2]90-91在《续日本纪》中有“又遣唐使水手已上一房徭役咸免”①的记载，可见遣唐使在日本会享受一些免除徭役等特权。除免除徭役外，遣唐使学成回国后大多都会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委以重任。吉备真备（公元693-775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其先后于公元717年和公元752年两次入唐学习，并于“公元754年，第二次入唐归国后在日本任太宰大贰，后官至从二位右大臣。”[4]此外，“到达唐土后，在宫内设宴，颁赐赏品有差，间或授予唐朝官职。也有受唐朝的重用或因仰慕唐朝风华而自愿留于唐朝者，其中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0年）先后于公元717年和公元755年两次入唐，其出使唐朝时期，在唐最高担任过正三品的官职，并最终于公元770年殁于长安。另据《旧唐书》中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②综上所述日本遣唐使皆通过其出使唐朝的经历实现了其自身的发展，生活品质遂随之提升。由此看来，当时在日本出使唐朝不免是一个快速提升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途径。

另一方面即欲通过出使唐朝达到满足其自身需要和追求的目的。这一点则在遣唐使人员中的学问僧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遣唐学问僧一般是从有才华的僧侣中进行挑选而来，他们来唐之前大多已经有了一些对佛教的认知，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疑问，他们来唐的目的之一便是来唐进行学习和解疑，加深其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如日本天台宗僧圆仁（公元794—864年），于“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当上志远和尚，请决毅。”③除解疑之外这些学问僧还注重在唐朝收集日本未有之经书，并将其带回日本，为日本佛教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学问僧大多在唐潜心学习并钻研佛法，回国后便在日本创建了诸多佛教宗派，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空海（公元774—835年）于公元804年出使唐朝，在长安青龙寺潜心钻研跟从惠果钻研密教，并于公元806年归国，在日本开创了山岳佛教。与空海一同入唐的最澄（公元766-822年），其在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从师，带回230部经典，后在日本创建了天台宗即法华宗。综上所述，遣唐学问僧的主要目的是来唐对佛教进行学习并解疑，实现其在佛学方面的追求，进而在佛学上达到更高的造诣。

四、结论

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两国历史交往中特有的一项外交政策。遣唐使出使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