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石刻概述

辽代石刻概述景爱孙文政2011-12-31 18:12:42 来源：《北方文物》(哈尔滨)2008年1期第27～33页【英文标题】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Lido Dynasty 【作者简介】景爱，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29)【内容提要】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

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

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The paper tells something about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Lido dynasty, its discovery and record, kinds and feature, learning value and influnce etc. The books《The Woks Collected of Lido dynasty》（《辽文汇》） and 《All the Works of Liao dynasty》（《全辽文》）were the main works first collected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Liao Dynasty completely. There are about 320 to 330 kinds of stone inscriptions of Liao dynasty found now. The materials mentioned above told us that the reigning title of Liao dynasty changed several times. Stories about many people of Liao dynasty were found here, so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 to correct and make additions to the book《The History of Liao Dynasty》（《辽史》），and study the characters of Qidan. The stones written in vernacular will help us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m.【关键词】辽代/石刻/补正《辽史》〔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8)01-0027-07所谓石刻，系指在石头上凿刻的文字和图像。

石刻旧属金石学，今日石刻文字研究属古文献学，石刻图像（如摩崖石刻、石窟造像）属文物考古学。

这里只简述辽代的石刻文字，不包括石刻图像。

一、辽代石刻的发现与著录石刻可以分为地上、地下两类。

寺院的石碑、经幢露天存放，很容易发现和著录；而埋藏于地下的墓志，只有经过清理发掘才能被发现。

因此，最早见于著录的是地上的石刻，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地下的碑志才大量被发现，现在所见到的辽代地下石刻，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发现的。

辽代石刻发现的地区，主要是北京、内蒙古、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

这些地区都在辽朝统治境域之内，故有辽代石刻遗存。

在辽宋“澶渊之盟”以后，两国以白沟（今拒马河）为界，白沟以南为宋朝地域，很难发现辽代石碑。

不过也有特例，在广东南海光孝寺中，却有一通辽道宗大康六年（1080年）的《东作使造像记》，是东作使杨某为其新生小男孩所作，应是后人携带至此①。

在朝鲜北部有辽代石刻被发现，因为在图们江、鸭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在辽代属于东京道管辖。

今蒙古国在辽代属上京道管辖，辽代的古城和寺院多，也有辽代石刻，只是其文字未被记录出来。

辽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916～1125年属于前期，1124～1211年属于后期，有如北宋和南宋。

辽朝后期统治重心在中亚，首都为虎思斡耳朵，史称西辽。

西辽存在的时间很长，也应当有石刻遗存。

辽代石刻的著录，最初多见于地方史志和地方文献中。

《元一统志》曾节录了《仙露寺碑》文②，这是志书中最早记录的辽代石刻。

《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义县志》、《朝阳县志》、《塔子沟纪略》、《沈阳县志》、《盘山志》、《蓟县志》、《玉田县志》、《山西通志》、《大同府志》等都记录了辽代石刻。

光绪年间，胡聘之编有《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了辽代石刻8种。

光绪中，缪荃孙总纂《顺天府志》，搜罗畿辅碑志，辑成《辽文存》6卷，收入辽代遗文245篇，其中有石刻若干，光绪末，王仁俊辑《辽文萃》7卷，其中包含有石刻若干。

与此同时，黄任恒又辑《辽文最》4卷，其中有石刻若干。

黄氏未见缪荃孙《辽文存》，故重复者甚多。

入民国以后，辽代石刻渐多，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罗振玉《辽居杂著》，以及《东北丛刊》、《燕京学报》等等也有著录③。

日本学者园田一龟曾在东北广搜碑志，编辑成《满洲金石志稿》，其中有辽代石刻若干。

以上这些著作今日难以寻找，而且所收数量不多，收录比较全面的当首推《全辽文》。

陈述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曾广泛搜集辽代石刻，以前北平研究院、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所收藏的辽代石刻为主，辑成《辽文汇》10卷，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局于1953年出版。

其后，各地出土辽代石刻渐多，于是又不断补充，在《辽文汇》基础上编辑成《全辽文》13卷，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此书共收入辽代石刻270余种，如果将契丹文石刻也计算在内，共280余种，当时所能见到的辽代石刻几乎全部收入④。

此后，各地又新发现了一些辽代石刻，向南在《全辽文》的基础上又加以补充、编辑成《辽代石刻文编》，于1995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是辽代石刻出土最多的地区，盖之庸将内蒙古出土的主要辽代石刻编为一集，称《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2002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内蒙古发现的辽代石刻68种，其中有若干新出土的石刻⑤。

据悉，近年又有新出土的辽代石刻，有的已著文发表，有的尚未进行研究公诸于世。

目前已发现的辽代石刻，大约在320～330种左右。

如果与其他朝代相比，辽代石刻数量并不算多，然而其学术价值却非常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二、辽代石刻的种类与特点文字是语言的外壳，它与语言互为表里，都是用以表达思维、进行思想沟通的工具。

文字表达必须要有书写材料，用绢帛书写称帛书，用竹木书写称简牍，用纸张书写称纸书，用石头书写称石刻（石刻先用朱笔书写文字，称做书丹，然后石工将朱笔凿刻成阴文）。

所用的书写材料虽然不同，然而都是为了记事和沟通思想。

石刻通称石碑，就其性质、用途而言，可以划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类。

在其下又可以细分为若干种类，具有不同的名称。

（一）地上石刻地上石刻一般称为碑，辽碑可细分为若干种。

1.纪功碑。

纪功碑是辽代最早出现的石刻，耶律阿保机即位以前（910年），曾“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记功德”⑥，两年后（912年），征讨奚，获胜以后“次滦河、刻石记功”⑦。

天赞三年（924年）征讨吐浑、党项、阻卜，于古回鹘城“勒石记功”，又“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记其功”⑧。

砻者，磨也，即磨去旧碑文以刻记功碑。

古回鹘城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畔，可知蒙古国境内应有辽碑。

《辽史》称，在辽太祖陵前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

殿东有楼，“立碑以记太祖创业之功”⑨。

据实地考察所见，太祖陵黑龙门附近有契丹大字残石，应即太祖纪功碑所在⑩。

2.寺庙碑。

这类碑属于纪事碑，多记载创建或改建寺庙的始末，数量比较多。

有的碑记载名僧的事迹，如大安七年（1091年）《法均大师遗行碑》、乾统八年（1108年）《妙行大师行状碑》，所谓“遗行”、“行状”，即今日所说的事迹。

3.碑记。

碑记的内容、性质与寺庙碑相同，只是标题后面多加了一个“记”字。

举凡碑记、造像记、藏经记、石匣记、遗行记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

北京西郊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咸雍四年，1068年）保存完好，最具代表性。

此外，俗人所立的一些碑刻也加有“记”字，如《涿州移建孔庙碑阴记》（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乾统七年，1107年）等等。

4.塔记。

塔记是记载建塔始末，数量也比较多。

从塔记可知，辽代建塔原因有多种。

有的是出于国泰民安、为歌颂圣君明主而建塔纪念的。

例如《盘山甘泉寺新创净光佛塔记》（统和二十年，1002年）称：“今乃岁值安康，人皆丰足……伏遇我承天皇太后恩沾万汇，德被两朝……况我昭圣皇帝，垂衣而遇宇宙，握镜以统黔黎”云云，即道出了其建塔的缘由。

有的宗室贵族出于崇佛善心而造塔，如《昊天石塔记》（清宁五年，1059年）称：“秦越大长公主发心造十三级浮图一座。

”按此塔在北京西便门大街以北，今已不存。

有的是僧人为其亡师建藏身塔，如《沙门志果为亡师造塔幢记》、《沙门可训为本师季攴造塔记》。

还有信徒为亡过父母建塔刻记。

5.幢记。

幢者，碑之一种。

幢，梵文名驮咐若，以丝绸写经，卷成圆筒状，置于佛前者，称经幢。

将佛经刻于石柱上者，称石幢，俗称石经幢，多呈八角形，通常由座、身、顶三部分组成，经文刻在幢身。

辽代经幢多刻佛顶尊胜陀罗尼或其它短小的咒语。

立幢是信徒的善举，故留有捐资人的题记。

沈阳故宫前的“大十面”，即是辽代经幢。

清人何汝霖《沈阳记程》、叶昌炽《语石》曾有记载(11)。

今已移到十王亭院内。

北京门头沟统和十年（992年）《清水院石幢题记》篇幅甚长，署名的有行幽州府玉河县令齐讽等数十人(12)。

经幢虽多见于寺庙之中，不过墓前也偶见之。

辽圣宗墓前有残断经幢，文中有“陀罗尼幢座”字样(13)。

耶律琮墓前有观音经碑，满刻《佛说观音经》。

虽非八面体，然而其性质与经幢相似。

墓前立幢是为墓主祈福，与佛教信徒立幢性质相同。

6.题记。

辽代盛行题记，与辽代崇尚佛教有关。

辽代的石刻题记，有的是造像题记，如会同十年（947年）《宋晖造像题记》。

有的与寺庙建筑有关，如重熙七年（1038年）《大同县薄伽教藏木梁题记》。

更多的则是刻经题记，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上刻有许多捐资人的题记，其中以唐代、辽代题记居多，仅辽刻《大宝积经》即有题记数十条。

题记人身份不同，有僧人、品官、贵族，还有平民百姓(14)。

中国佛教协会已将这些题记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