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_苦闷_的象征_从郭沫若的_身边小说_看其_天才情结_

2005年6月

第23卷　第2期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 nal of T aiy uan U niver sity o f T echnolog 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 ol.23　N o.2

渴望“苦闷”的象征

——从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看其“天才情结”

刘悦坦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新世纪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解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之谜。郭沫若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亢奋意识与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意识极不协调,研究者历来对于这一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如果说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那么,其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也便是其独特的“天才情结”。从“天才情结”的角度去解读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是索解郭沫若“球形天才”之谜的一个宝贵视角。

关键词:郭沫若;小说;天才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05)02-0005-04

郭沫若的新诗和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情绪反差:同一创作主体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绪的极度亢奋,在小说创作中却变成了悲怀感伤。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提到郭沫若,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印象不由分说地一下子占据人们的脑海,那就是气势宏大到能够吞日吞月、情绪激昂到可以在自己的脊髓脑筋上奔跑的天狗;是五百年后从燃烧香木的熊熊烈焰中升腾而起鲜美异常永不再死的凤凰;是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太平洋;是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炸弹崇拜死的偶像崇拜者与偶像破坏者……郭沫若这样一个名字就意味着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吞寰宇的激情与力量。他是力的化身、力的音乐、力的舞蹈、力的韵律。郭沫若的新诗永远意味着那种不可重复、不可模仿“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

当然,郭沫若的前期新诗中也有不少如《死的诱惑》般的感伤的诗,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郭沫若创作风格的多样性,给我们一种艺术美的享受。正如郭沫若本人所言:“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1](P238)无论“雄浑”还是“冲淡”,作为诗人,郭沫若无愧于“天才”的桂冠。可是,他为什么要创作所谓的“身边小说”呢?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均乏善可言。难怪著名小说家沈从文会认为郭沫若的小说是“废话”。

长期以来,笔者对郭沫若创作的一系列所谓的“身边小说”迷惑不解。这样一位心气极高、自尊心极强、极端追求文艺的纯和美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为何能够忍受孩子哭、老婆闹、老鼠咬毁衣服之类琐碎的情节,甚至把“偷书”等不光彩的情节也写入小说中呢?也许是过于令人费解,研究者对郭沫若创作中这种极为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只是简单的归因于创作主体的“复杂”或“矛盾”。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复杂的存在”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把握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不能再隔着“复杂”、“矛盾”等面纱去窥视郭沫若这样的伟大的知识分子了。

伴随着郭沫若创作而开始的对郭沫若的评价和研究已经有80年了。历史垫高了一代又一代的郭沫若研究者。随着对郭沫若各方面成就的深入研究,学界已经认识到郭沫若是一位有着多维开创性成就的“球形发展的天才”。

首先,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女神》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现代诗歌从直白浅露的早期白话诗向后来讲究格律、诗美的新月派诗歌的正常过渡。《女神》以振聋发聩的宏伟意象、高大突出的抒情主

收稿日期:2004-11-08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文学院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000052182234)

　作者简介:刘悦坦(1973-),男,山东德州人,山东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研究。

体、自由奔放的诗体形式、自然消长的情绪结构酣畅淋漓地抒发了现代人的心灵感受,以20世纪的“动的精神”和“反抗的精神”[2]找到了时代的“振动数”、“燃烧点”,从而成为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之作。他是优秀的剧作家。20世纪中国历史剧的最早实践者和成就最高者。以《屈原》为代表的郭沫若历史剧,创造性地打通了战国时代精神与抗战时代精神之间的“时间隧道”,在“崇古意识”与“当代意识”双重投影的关照下,把时代精神融入历史幻觉,从而在古人的骸骨中吹进了现代的生命气,最终把历史剧变成了“献给现实的蟠桃”。他是自成一路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开创的“生命的文学观”更为贴近文学的本质。他是杰出的翻译家,通晓日、德、英等数国语言,独辟“神韵译”一派,至今许多作品的翻译还在沿用郭沫若所开创的范式,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他还是最早开创自传体文学的中国现代作家。从《我的童年》到《五十年简谱》,四卷“沫若自传”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曲折发展与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另外,郭沫若还与郁达夫一同开创了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残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精神分析小说。同时,不要忘了,郭沫若的多维成就绝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他还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山鼻祖,在中国历史学上独树一帜,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后,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从此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他还是考古学家。在古文字和古器物的研究考证上屡有令人叫绝的创造性见解,从释祖妣到考证毛公鼎,郭沫若的研究思路带给后人的启发已经远远超越了其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具体结论。另外,他还是书法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在民族关系和世界和平等领域都有着独具意义的贡献。

郭沫若是一位“球形发展的天才”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也只有“球形天才”才是对郭沫若的最准确的定位。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人从天才的角度对郭沫若进行研究。

所谓天才,就是有着天赋般的创造力与想像力的人。既然是天才,就不同于常人,也不同于一般有才能的人。天才对待事物的方式是创造,有才能的人是改造;天才创造凭的是直觉,有才能的人靠的是分析和探索。天才是“本没有路”的地方的第一个“过客”。天才的根本特性是独创性。衡量天才的标准是创造力的大小而不是智商的高低。天才不屑于精雕细刻,因此,天才的创造也许不是完美的无懈可击的精品,但一定是开天辟地的壮举。郭沫若正是这样一位天才。郭沫若的作品大多是直觉和灵感的产物,“一任情绪的冲动在那里奔驰”。郭沫若自认为“想像力比观察力强”,又加上诗人独特的“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郭沫若的作品大都是思接千古、笔挫万物,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籁”之作。

对郭沫若的天才之作越是研究,就越会发现他的“身边小说”在其整个创作体系中的“不协调”。无论认为“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还是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利器”[3](P211);无论是《女神》还是《屈原》,郭沫若始终是“以英雄的笔调描写英雄的行为”[1](P209),为何他还要去创作那一系列所谓的“身边小说”呢?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缺乏鲁迅式的“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深沉思考,也不同于郁达夫式的“祖国呀,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呀”的理性呼唤。它不着眼于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展示两代人的观念冲突,没有死守宗法礼教的封建遗老,也没有追求个性解放的热血青年。有的只是对生活琐事的零碎展示。这是与郭沫若的天才气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那吞日吞月的天狗、火中更生的凤凰、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太平洋在所谓的“身边小说”中变成了为生活的艰难而叹息、为妻子的不理解而苦恼、为孩子的啼哭而烦躁、为社会的不认可而自卑、自慰的“爱牟”了呢?

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归类于郁达夫式的“自叙传”。其实,就创作主体的气质类型而言,郭沫若与郁达夫截然不同。郁达夫的气质类型属于典型的抑郁质,属于神经活动弱型。具体表现为:情绪稳定,行动不活泼,缺乏果断和信心,内向、孤僻、胆怯、敏感。抑郁质的气质使郁达夫骨子里卑己自牧,符合其小说中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三位一体的“自叙传”性质。无论是“生的苦闷”还是“爱的苦闷”,都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苦闷的象征”,是真实的。郭沫若则不然。就气质类型而言,郭沫若属于典型的多血质。这种气质属于神经活动强型。其表现为情绪激昂、亢奋,思想活跃、敏锐,性格外向、自信,渴望展示才华、实现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沫若的“身边小说”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在创作意图上就有着更本性的不同。就“爱的苦闷”而言,郁达夫是怀着一颗赤子之情渴望找到心心相印的真正的爱情。“知识我也可以不要,名誉我也可以不要”,“我要求的就是爱情”。郭沫若则是在对家庭和妻子感到厌倦后去寻找别样的爱情。如《残春》、《喀尔美罗姑娘》,以及《叶罗提之墓》。郭沫若并不缺少爱情,他与安娜(即小说中的晓芙)自由恋爱而结合,他在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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