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
《天人三策》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天人三策》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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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三策”管理思想蕴含及启示
董仲舒“天人三策”管理思想蕴含及启示张宇【摘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独创了“新儒学”体系.“天人三策”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书”的奠基之作,为汉武帝的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天人三策”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梳理解读这一思想在天人关系、古今之道和治乱之端的核心内涵,从而可以现代管理的视角予以积极借鉴,因人制宜,采取不同管理方式提高效率;以人为本,德法结合推动管理有序运行;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适应一体化发展趋势.【期刊名称】《陕西行政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1)002【总页数】4页(P53-56)【关键词】天人三策;天人感应;古今之道;大一统;管理【作者】张宇【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71006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34.5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又称为《举贤良对策》,是以与汉武帝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提出的。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武帝的专制统治以及施政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字宽夫,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是西汉广川董故庄人,即现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
[1]董仲舒幼时家境富有,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家中有大量书籍,是他的思想自成一家的物质条件。
董仲舒出生于文景盛世,出仕于汉武时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富裕的生活为他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客观环境基础。
董仲舒的一生包括求学出仕、讲述思想、撰写书籍三大阶段,他用自己的儒学影响着西汉社会,晚年通过修学著述来传承他毕生所学和他的思想精华,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这本书是对董仲舒思想的系统介绍,其中也包含了他具有丰富的哲学、政治、管理、社会涵义的“天人三策”的思想主张。
汉朝的建立结束了秦末割据战乱的局面,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的大一统。
由于经过秦朝君王的暴政、秦末的农民起义以及连年的征战使得民不聊生,对外面对强大的匈奴的威胁无力再战。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著作解析》董仲舒的著作较多,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历史上,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认为是董仲舒的作品,近年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天元人三策关于天人三策的作者问题是班固伪造的,而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这种观点以2000年十月在《南京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班固伪作》最具代表性,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而是班固的伪作。
当然,天人三策,即使不是董仲舒最原始的作品,可能经历过班固的加工,但也不能草率认为其不是董仲舒的作品。
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作品。
其次关于天人三策的写作时间问题。
先后产生过六种说法。
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建元元年二月说,建元元年五月说,元光五年说,学界对对策时间议论很大。
司马光提出建元元年说,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这一说法。
建元五年说由齐召南提出。
等等,各有所持综合比较。
元光元年说证据比较充分,没有新的资料前提下,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时间。
写作背景当时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休生养生息的政策。
经过五六十年的修身养息,到了汉景帝末年社会经济极大繁荣。
到汉武帝初期。
社会却两极分化严重。
地主豪强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却处于贫穷中,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汉武帝向社会征求对策。
董仲舒在这时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
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之利,二十倍于古。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农民在赋税沉重的情况下,有的卖子孙,有的人为盗贼,有的成为乞丐,因此,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译文
董仲舒《天人三策》原文及译文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
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今子大夫?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
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
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
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
《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崩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
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第一策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
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
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
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
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
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
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
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的效验。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
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
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董仲舒:「天人三策」
董仲舒:「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汉史上有名的三次对策,那是元光元年(前一三四)之事。
当时受推荐的文士有数百人,唯董氏之对策被汉武帝推为举首,其原因在于他提出的理论适应于当时时代的需要。
西汉前期的帝王、吸取秦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休养生息,以黄老「无为而治」为其治国思想,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
到汉武帝即位时,已进入强盛时期,所以汉武帝在第一道制书中就提出:「〔朕〕永惟万事之统……欲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对策中,首先提出「一统」是古今社会的共同要求,为巩固「一统」就必须「尊君」,即在政治上推行君主的专制统治。
为此,他以「君权神授」论为君主建立起权威,说天是最尊贵、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受命于天以统天下,因此其意志也是绝对的。
当君主的政治违背天意时,上天会以灾变、怪异等「天谴」形式,对他发出警告。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惊叹不已,于是又第二次下制册问,想知道上古治道与当今有何不同。
董仲舒答以当用「文德」治天下,重视德治、教化而不是一味强调刑罚,同时建议置办大学,培养适用的统治人才。
武帝见此,意犹未尽,又下第三道册问,命董仲舒进一步论述治国之道,董氏于是在对策中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同上)的著名论点,论证了统一思想的重要性。
要求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定为统治思想,说百家异说只能造成思想混乱,所以要将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各家之说宣布为非法,「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才能做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同上)。
董仲舒的对策,以「天人之际」为理论根据,故被人称为「天人三策」。
它以「君权神授」论证了汉王朝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又定儒学为一尊,使国家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故被汉武帝所采纳,成为汉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促进了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使生产和科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经董仲舒倡言之后,孔子在封建社会具有了教主的意义;又使以儒经为教条的学风和经院式的哲学取得了支配地位,先秦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气氛由此而受到窒息。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其实,还可以将“天人三策”理解为西汉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
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实现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最终推动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完成。
董仲舒(资料图)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西汉时期的“天人三策”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历来就有不同的解读。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即“天人三策”还可以理解为西汉时期士大夫与君王之间为开启政治合作的一场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其实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开展政治合作过程中达成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
一、儒家士大夫与汉朝君主寻求合作西汉的国家制度是承秦朝而来,但是,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又给了继承秦制的汉代帝王一个严重的警告和深刻的借鉴,即不能够完全依赖法家思想治理国家。
西汉初年,朝廷逐渐意识到法家思想的严重缺陷,特别是汉武帝以来汉代国家实力空前强盛,他们急需建立一个与强大帝国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
显然,这一套思想文化必须要能够满足汉帝国的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思想统一的政治需要,而儒家倡导的王道政治、礼乐文化、纲常伦理等一系列国家治理思想,恰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个时代的需要。
许多儒家士大夫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此,儒家士人希望与汉代朝廷确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通过共同倡导儒家学说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那些有机会接近君主的儒家士大夫利用各种机会,向当朝的君主推广其儒家学说。
汉初以来,就有叔孙通、陆贾、申公、贾谊、韩婴、董仲舒、胡毋生、辕固生等向君王宣讲儒学,他们在争取与君王合作的同时,其儒学思想也同时做出相应的改变,即改变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士人儒学的思想视角和价值立场,建立一个君王与士人均能够接受的儒学形态。
“天人三策” 文本顺序考辨——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天人三策 文本顺序考辨㊀㊀ 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余建平(北京大学中文系ꎬ北京100871)[收稿日期]2018-07-12[作者简介]余建平(1989-)ꎬ男ꎬ江西上饶人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ꎮ[摘㊀要]㊀历代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问题有很多争论ꎬ但研究者对 天人三策 之间的文本关系却疏于考察ꎮ 天人三策 并不是三篇具有内在连续性且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本ꎮ第一㊁三对策应创作于建元四年㊁五年之间ꎬ而第二对策则要晚至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ꎮ班固在三篇对策间加入 天子复册之 之文ꎬ造成三策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假象ꎮ[关键词]㊀董仲舒㊀天人三策㊀文本顺序㊀对策年代[中图分类号]B234 5㊀㊀[文章编号]1002-3054(2019)06-0053-11[文献标识码]A[DOI]10 13262/j bjsshkxy bjshkx 190605㊀㊀关于董仲舒贤良对策的年代ꎬ«史记»和«汉书 武帝纪»未记其事ꎬ«汉书 董仲舒传»虽记其事ꎬ但未载具体的年代ꎮ«史记»«汉书»关于董仲舒事迹的记载又相互矛盾ꎬ这更增加了判断董仲舒参与贤良对策年代的难度ꎮ历代考证董仲舒贤良对策年代的研究成果甚多ꎬ其中有影响者ꎬ有 建元元年说 元光元年五月说 和 建元年间说 数种ꎮ一㊁董仲舒对策年代诸家之说㊀㊀建元元年说 由司马光提出ꎮ«通鉴考异»曰: «汉书 武纪»: 元光元年五月ꎬ诏举贤良ꎬ董仲舒㊁公孙弘出焉ꎮ «仲舒传»曰: 仲舒对册ꎬ推明孔氏ꎬ抑黜百家ꎬ立学校之官ꎬ州郡举茂才㊁孝廉ꎬ皆自仲舒发之ꎮ 令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ꎬ若对策在下五月ꎬ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ꎬ盖«武纪»误也ꎮ然仲舒对策ꎬ不知果在何时ꎮ元光元年以前ꎬ唯今年举贤良见於«纪»ꎮ [1](P13-14)司马光并未直接说董仲舒对策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ꎬ而是依据«董仲舒传» 抑黜百家 举茂才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的记载ꎬ再比对«武帝纪»ꎬ只有建元元年举贤良这一记载符合ꎮ这一说法颇显无奈ꎮ司马光 建元元年之说 的影响很大ꎬ苏舆㊁[2](P479)张大可[3](P39-45)等人皆主此说ꎮ建元元年说 面临两个难点ꎮ其一ꎬ董仲舒第二策 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 ꎬ而汉兴(前206年)至建元元年是67年ꎬ这是难以解释的ꎮ苏舆认为这是 浅人妄加数字 ꎬ[2](P492)张大可认为这是 六 与 七 在流传中的讹误ꎬ[3](P40)但仅仅以讹误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ꎮ其二ꎬ第二策 夜郎㊁康居ꎬ殊方万里ꎬ悦德归谊 ꎬ据«史记»«汉书»ꎬ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前135年)ꎬ康居之通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后ꎮ但近来有学者指出ꎬ据«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为郎数岁ꎬ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 诛其渠帅ꎬ巴蜀民大惊恐ꎮ [4](P3044)在司马相如作«喻巴蜀檄»前已有唐蒙使夜郎归谊之事ꎬ而此檄文恰有 康居西域ꎬ重译请朝ꎬ稽首来享 之语ꎮ[4](P3044)司马相如去蜀作檄文在元光元年(前134年)后ꎬ那么康居归谊之事应在元光元年前ꎮ[5](P85)这条史料对 元光元年五月说 有很重要的价值ꎬ但与 建元元年说 冲突ꎮ主 建元元年说 的学者认为ꎬ 夜郎康居 4个字也许是后人窜入ꎮ[3](P42)这种解释很无力ꎬ因此 建元元年说 并不可信ꎮ元光元年五月说 最早由洪迈提出ꎮ«容斋续笔»卷六«汉举贤良»曰: 汉武帝建元元年ꎬ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ꎮ 后六年ꎬ当元光元年ꎬ复诏举贤良ꎬ於是董仲舒等出焉ꎮ [6](P288)王先谦亦持此说ꎮ[7](P1152)周桂钿详考诸家之说ꎬ肯定了 元光元年五月说 ꎮ[8](P1019)主要证据有:其一ꎬ«汉书 武帝纪»有诏贤良的记载ꎻ其二ꎬ汉兴至元光元年为74岁ꎬ与 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 符合ꎻ其三ꎬ夜郎 悦德归谊 在建元六年后ꎬ元光元年与之没有冲突ꎻ其四ꎬ董仲舒对策后ꎬ任江都相ꎬ«春秋繁露 止雨»曰: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ꎮ丙午ꎬ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ꎮ [2](P438)江都王二十一年即元光二年(前133年)ꎬ说明仲舒元光二年在江都相任上ꎬ两条史文相合ꎮ[5](P85) 元光元年五月说 虽较 建元元年说 合理ꎬ但仍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班固在«董仲舒传»明言: 及仲舒对册ꎬ推明孔氏ꎬ抑黜百家ꎮ立学校之官ꎬ州郡举茂材孝廉ꎬ皆自仲舒发之ꎮ [9](P2525)这里的逻辑关系很清楚ꎬ 罢黜百家ꎬ独尊儒术 以及 州郡举茂材孝廉 立学校之官 都由董仲舒倡言ꎬ是在对策之后ꎻ而«汉书 武帝纪» 置五经博士 和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分别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和元光元年十一月ꎬ这两个时间点都在元光元年五月前ꎬ因此 元光元年五月说 也不可信ꎮ成祖明另提新说ꎬ认为董仲舒对策在建元年间ꎮ[10](P137)他详细说明了诏举贤良和策问贤良之间的区别ꎬ认为从皇帝下诏书征召贤良到皇帝下策策问贤良ꎬ是一个前后递进的过程ꎬ中间有一段时间差ꎮ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初下诏举贤良ꎬ等各地的贤良文学汇集到京师ꎬ皇帝再下策发问ꎬ此时可能已经过了一年之久ꎮ他认为ꎬ建元二年(前139年)的政治形势与建元元年相比已有很大变化ꎬ窦太后重创了想要大展身手的武帝和儒生ꎮ董仲舒完成第一对策应是在这次政治风暴稳定扭转之时ꎬ此时已是建元三年(前138年)底㊁四年(前137年)初了ꎮ成祖明还认为ꎬ从皇帝制策到贤良对策ꎬ在较短时间内并不可能完成ꎬ董仲舒的第二㊁三对策ꎬ可能从建元四年一直延续到建元六年(前135年)ꎮ成祖明对诏举贤良和策问贤良的区分很有启发意义ꎬ他将制策和对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ꎬ并认为董仲舒对策应是在建元四年到建元六年间ꎬ也很有参考价值ꎮ但他认为武帝在建元元年下诏征召贤良文学ꎬ而董仲舒却在建元四年对策ꎬ中间相隔两三年之久ꎬ这显然不合常理ꎬ并且他没有对三策之间的文本关系进行分析ꎬ因此其在确定对策年代时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ꎮ要解决董仲舒对策年代的问题ꎬ需综合考北京社会科学㊀2019年第6期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ꎮ其一ꎬ在史书无明确年代记载的情况下ꎬ对董仲舒的对策文本应作更细致的分析解读ꎮ以往学者虽然关注到 七十余年 夜郎㊁康居归谊 等文本细部问题ꎬ但对三篇对策的文本关系仍缺乏细致的分析ꎮ其二ꎬ董仲舒对策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完成的ꎬ认真分析武帝朝的政治文化背景对判断董仲舒对策的年代很有帮助ꎮ其三ꎬ班固«汉书 董仲舒传»与«史记 儒林列传»关于董仲舒事迹的记载相比ꎬ主要增加了董仲舒的三篇对策ꎬ因此综合考察天人三策的流传过程以及班固存录诏令奏议的原则ꎬ有助于我们判断董仲舒对策的年代ꎮ二、天人三策的文本关系㊀㊀上述学者在考证时ꎬ均注意到了第一对策的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 和第二对策的 夜郎㊁康居ꎬ殊方万里ꎬ说德归谊 ꎬ并以此判断董仲舒对策的年代ꎮ这是用文本细读作考证的佳例ꎬ但有两个问题常被忽略ꎬ董仲舒这三篇对策是不是同一时间所作?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吗?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ꎮ陈长琦在«董仲舒生卒考»一文中说: 详察班固所记董仲舒三道对策ꎬ其中有明显捏合之痕迹ꎮ 笔者个人认为ꎬ这三策不可能为同年所上ꎬ而是班固在编写时误把它们排在一起的ꎮ [11](P139)陈长琦已注意到三策非同一时间所作ꎬ并提出史家误排的问题ꎮ这一观点极富启发性ꎬ但他只提出了这一推测ꎬ对三策文本的异质关系以及史家如何误排等问题并没有作详细的论证ꎮ在此基础上ꎬ文章试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ꎮ首先ꎬ根据汉代的文书创作㊁传递流程ꎬ董仲舒这三篇对策应该不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ꎮ[10](P140)«汉书 董仲舒传»: 先是辽东高庙㊁长陵高园殿灾ꎬ仲舒居家推说其意ꎬ屮稿未上ꎬ主父偃候仲舒ꎬ私见ꎬ嫉之ꎬ窃其书而奏焉ꎮ [9](P2524)董仲舒推说灾异ꎬ草稿未及上奏ꎬ便被主父偃窃取ꎮ此外ꎬ«汉书 师丹传»: 又(师)丹使吏书奏ꎬ吏私写其草ꎮ [9](P3506-3507)«汉书 朱云传»: 云上书自讼ꎬ(陈)咸为定奏草ꎬ求下御史中丞ꎮ [9](P2914)这些例子皆可说明ꎬ汉人上书一般都会先打草稿ꎮ奏文草创之后ꎬ又经一番修改而定稿ꎬ稿成后经尚书传递给皇帝ꎬ皇帝批复ꎬ再下发给上书者ꎬ如此往复ꎬ是一个很费时的过程ꎮ从这个角度看ꎬ董仲舒的三篇对策很可能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完成的ꎮ成祖明认为: 因为董仲舒的每一策并非像后世的科举考试ꎬ需要当场交出答卷ꎬ而是用对策的形式参与国家重大方针的研议ꎬ需要时间逐字逐句斟酌研思 而汉代公文上呈和下发还需要经过尚书等部门处理㊁传递 加上朝廷众多事务延搁和其时武帝耽于游猎ꎬ一些现实可行的建议到了武帝那里ꎬ也需进一步研议实施ꎬ这些都会延搁时日ꎮ 从第一策到第三策持续了较长时间是很有可能的ꎮ [10](P140)其说颇中肯綮ꎮ其次ꎬ三篇对策的前后顺序并不一定如班固«董仲舒传»般排列ꎬ这可从武帝的策与董仲舒对策的文本关系看出ꎮ其一ꎬ武帝在第三策中提到: 盖闻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ꎬ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ꎮ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ꎬ上嘉唐虞ꎬ下悼桀纣ꎬ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ꎬ虚心以改ꎮ [9](P2513) (以下所引武帝策及董仲舒对策皆出自«汉书 董仲舒传»)句中有 故 字ꎬ从上下文语气可以推断ꎬ武帝是在解释他为什么在上策问 天人之应 及唐虞㊁桀㊁纣 寖微寖灭寖明寖昌 之事ꎮ以上诸事皆见于武帝第一策:盖闻五帝三王之道ꎬ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ꎬ百王同之ꎮ当虞氏之乐莫盛於«韶»ꎬ於周莫盛於«勺»ꎮ圣王已没ꎬ钟鼓筦弦之 天人三策 文本顺序考辨 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声未衰ꎬ而大道微缺ꎬ陵夷至虖桀纣之行ꎬ王道大坏矣ꎮ 三代受命ꎬ其符安在?灾异之变ꎬ何缘而起?[9](P2496)文中提到虞舜至桀纣ꎬ王道陵夷大坏之事ꎬ这岂不就是第三策的唐虞㊁桀㊁纣 寖微寖灭寖明寖昌 之事ꎮ 三代受命ꎬ其符安在?灾异之变ꎬ何缘而起? 岂不就是第三策的 天人之应 ꎮ反观武帝第二策ꎬ并不见 桀㊁纣 和 天人之应 的记载ꎮ因此ꎬ第一策和第三策有明显的前后衔接关系ꎬ而与第二策的联系则较为疏远ꎮ其二ꎬ武帝在第三策中曰: 今子大夫明於阴阳所以造化ꎬ习於先圣之道业ꎮ [9](P2513-2514)如果按照班固的三策排列顺序ꎬ董仲舒应在第二对策中对 阴阳 有所阐述ꎬ武帝才可能有此说ꎮ但是遍查董仲舒的第二对策ꎬ并不见关于 阴阳 的论述ꎬ而在第一对策中ꎬ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阴阳ꎮ阳为德ꎬ阴为刑ꎻ刑主杀而德主生ꎮ是故阳常居大夏ꎬ而以生育养长为事ꎻ阴常居大冬ꎬ而积於空虚不用之处ꎮ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ꎮ天使阳出布施於上而主岁功ꎬ使阴入伏於下而时出佐阳ꎻ阳不得阴之助ꎬ亦不能独成岁ꎮ终阳以成岁为名ꎬ此天意也ꎮ王者承天意以从事ꎬ故任德教而不任刑ꎮ刑者不可任以治世ꎬ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ꎮ为政而任刑ꎬ不顺於天ꎬ故先王莫之肯为也ꎮ今废先王德教之官ꎬ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ꎬ毋乃任刑之意欤![9](P2502)董仲舒将阳与德㊁阴与刑联系起来ꎬ并认为王者应任德教而不任刑ꎬ这是对阴阳与王教关系极具创新性的阐发ꎮ因此ꎬ武帝第三策引述 阴阳 很可能是针对董仲舒第一对策关于 阴阳 的阐发而言ꎮ此外ꎬ武帝在第三策言: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ꎬ陈治乱之端矣ꎬ其悉之究之ꎬ孰之复之ꎮ [9](P2514)所谓的 大道之极 治乱之端 均是指董仲舒在第一对策劝武帝扫除周秦以来之弊ꎬ兴教化ꎬ以崇五帝三王之道ꎮ董仲舒虽然在第二对策提出了兴太学㊁举孝廉等建议ꎬ但谈不上是 大道之极 ꎬ武帝的第三策其实是针对董仲舒的第一对策而言ꎮ其三ꎬ武帝在第三策中提到: 今子大夫明於阴阳所以造化ꎬ习于先圣之道业ꎬ然而文采未极ꎬ岂惑虖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ꎬ统纪未终ꎬ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欤? [9](P2513-2514) 条贯靡竟ꎬ统纪未终 ꎬ是武帝抱怨董仲舒对策之无条理而使其不明目眩也ꎮ董仲舒在第三对策也承认: 前所上对ꎬ条贯靡竟ꎬ统纪不终ꎬ辞不别白ꎬ指不分明ꎬ此臣浅陋之罪也ꎮ [9](P2514-2515)他因此更换了一种书写方式ꎬ在每段之前先列武帝之策文ꎬ再接以自己的对策ꎬ如 册曰: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ꎬ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ꎮ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ꎬ故徧覆包函而无所殊 [9](P2515)仔细分析董仲舒的前两篇对策ꎬ第一对策与武帝策的对应关系较为漫散ꎬ武帝首问帝王之道日以扑灭的问题ꎬ之后又问 受命之符 灾异之变 性命之情 ꎬ而董仲舒的对策并没有直接回答武帝关于 帝王之道 的提问ꎬ却据«春秋»讨论灾异之缘起ꎬ后再论道与帝王之间的关系ꎬ逻辑较为散乱ꎮ反观董仲舒的第二对策ꎬ武帝的问与董仲舒的对一一对应ꎬ并不存在 条贯靡竟ꎬ统纪未终 的问题ꎮ因此ꎬ武帝第三策关于 条贯靡竟ꎬ统纪未终 的责问ꎬ应是针对董仲舒的第一对策而言ꎮ其四ꎬ武帝在第二策中提到: 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ꎬ或道世务而未济ꎬ稽诸上古之不同ꎬ考之于今而难行ꎬ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欤?将所繇异术ꎬ所闻殊方欤? [9](P2507)武帝北京社会科学㊀2019年第6期提到的 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 显然并不是针对董仲舒一人而言ꎬ更像是对百余待诏贤良的进一步策问ꎮ班固在第二对策前有一衔接语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ꎬ乃复策之曰 ꎮ[9](P2506)观班固之辞ꎬ武帝似是在看到董仲舒第一对策后ꎬ因觉其对不同凡俗而紧接着发出第二策ꎮ但观武帝第二策之内容ꎬ他对这百余多贤良的对策是很不满的ꎬ所以才有 或道世务而未济ꎬ稽诸上古之不同ꎬ考之于今而难行 之语ꎮ从这个角度看ꎬ班固将董仲舒的第二对策放在第一对策后ꎬ语气颇显隔阂ꎬ上下衔接并不通畅ꎮ综合以上4点可以看出ꎬ第一策和第三策前后逻辑连贯ꎬ衔接紧密ꎬ应是武帝在较短时间内下发的策文ꎬ董仲舒的对策也应是在相应的时间内完成的ꎬ而第二策与第一策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ꎬ应是不同时间的文本ꎮ三、天人三策之流传及编纂㊀㊀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著录 天人三策 ꎬ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不够重视ꎬ受史料限制ꎬ只能存疑ꎮ武帝第一策曾提到: 乃其不正不直ꎬ不忠不极ꎬ枉于执事ꎬ书之不泄ꎬ兴于朕躬ꎬ毋悼后害ꎮ [9](P2498)武帝鼓励贤良文学直言极谏ꎬ即使有 不正不直ꎬ不忠不极 之言ꎬ也仅限皇帝知道ꎬ对策内容并不会被漏泄出去ꎮ[12]董仲舒之对策经武帝批阅后ꎬ很可能藏于中央秘府档案中ꎬ外人不可能轻易得见ꎮ陈苏镇认为ꎬ 天人三策 可能于昭㊁宣时期才开始在民间流传ꎮ[13](P224)«汉书 杨恽传»载ꎬ宣帝时杨恽报孙会宗书曰: 董生不云乎: 明明求仁义ꎬ常恐不能化民者ꎬ卿大夫意也ꎻ明明求财利ꎬ常恐困乏者ꎬ庶人之事也ꎮ 师古注曰: 引董仲舒之辞也ꎮ [9](P2896)«汉书 董仲舒传»载 天人三策 言: 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ꎬ庶人之意也ꎻ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ꎬ大夫之意也ꎮ [9](P2521)二者文本极为相似ꎬ杨恽所引当从天人三策 来ꎬ可见宣帝时 天人三策 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ꎮ«董仲舒传»末载班固语: 仲舒所著ꎬ皆明经术之意ꎬ及上疏条教ꎬ凡百二十三篇 皆传于后世ꎮ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ꎮ [9](P2525-2526)这段话含有丰富的信息ꎮ一是«汉书 艺文志»儒家类有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ꎮ[9](P1727)班固所看到的 百二十三篇 ꎬ指的就是«汉志»所载董仲舒的著作ꎬ其中便有董仲舒的 上疏条教 ꎬ 天人三策 应在其中ꎮ«艺文志»乃据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而成ꎮ刘向在校书时应该参考了当时中央秘府之档案即所谓 中书 ꎬ以及当时民间流传之董仲舒著作即所谓 外书 ꎬ最后确定的这百二十三篇可能是汇合中㊁外书的成果ꎮ刘向在校定董仲舒之对策时不太可能完整保留原始材料之 时间信息 ꎬ如武帝何年何月何日所下之策ꎬ以及董仲舒何年何月何日对策ꎮ这些原始信息在文书中当然重要ꎬ但一旦文书转化为子书ꎬ这些信息则显得累赘㊁繁琐ꎬ很可能会被删除ꎬ贾谊«新书»就是一个例子ꎮ[14](P27-36)«新书»有部分篇章从贾谊奏议而来ꎬ但奏议之原始信息已被完全删削掉了ꎮ二是这些著作以 篇 为单位ꎬ 天人三策 很可能是其中的三篇ꎬ而不是一篇ꎬ这可从贾谊的«新书»得到侧面印证ꎮ«新书»的部分篇章实为贾谊的奏议ꎬ一篇言一事ꎬ班固删削整合贾谊的多篇奏议而成«汉书 贾谊传»所载之«陈政事疏»ꎮ[14](P27-36)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 很可能也是分开的三篇ꎬ只不过班固并没有像对贾谊的奏议一样整合三者ꎬ而是在三策间加 复册之 以营造三者为一有机整体的印象ꎮ三是班固只是 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 著于«董仲舒传»中ꎬ 掇 字有选择之意ꎬ 天人三策 因影响深远而被班固选中ꎮ 天人三策 文本顺序考辨 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班固所面对的很可能是三篇无时间信息㊁被删除掉文书原始格式的对策ꎬ而这三篇策与对策在词句㊁语气等方面又非常相似ꎮ班固在编排时ꎬ很可能误将第二道对策编入本有紧密联系的第一和第三对策间ꎬ并以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ꎬ乃复策之曰 ꎬ 于是天子复册之 等词句来衔接前后之策ꎬ从而造成三策具有时间连续性且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假象ꎮ四、董仲舒对策年代考论㊀㊀辨别清楚第一㊁三策与第二策的关系ꎬ对于确定董仲舒对策的年代有重大意义ꎮ以往学者因先入为主ꎬ认为三篇对策应有紧密的联系且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ꎬ因而在确定年代的时候ꎬ总是面临一些无法解释的难点ꎮ如将其定为建元元年ꎬ无法解释 临政七十余年 和 夜郎康居归谊 的问题ꎬ将其定为元光元年前后ꎬ却无法解释 置五经博士 州郡举孝廉 在元光元年前的矛盾ꎮ董仲舒的第一和第三对策应是在建元四年至建元五年之间ꎬ而第二对策应在建元六年至元光元年初之间ꎮ为什么将董仲舒对策的年代确定在建元四年至建元六年之间?这要从武帝朝政治文化背景的分析入手ꎮ高祖刘邦戎马倥偬建立汉朝ꎬ所依靠的是一群知识水平不高㊁无法提供文化制度建议的武官ꎬ而这批人在汉初一直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ꎬ李开元称其为 军功受益阶层 ꎮ[15]武帝即位时ꎬ跟随刘邦打下汉朝江山的功臣已经陆续凋零ꎬ但其子孙仍把持着公卿要职ꎬ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ꎮ而从汉初开始ꎬ为稳固江山需要陆续设立的诸侯王ꎬ虽因七国之乱力量大为削弱ꎬ但仍不可小觑ꎮ在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制衡下ꎬ汉初皇帝想要有所作为还是比较困难的ꎮ加上汉初黄老之学盛行ꎬ无为而治虽然让历经战乱而初创的帝国得以休养生息ꎬ但承秦以来的政治㊁文化等弊端也一直被忽视ꎮ贾谊曾劝文帝 改正朔ꎬ易服色制度ꎬ定官名ꎬ兴礼乐 ꎬ[9](P2222)并主张更改秦以来风俗之流弊ꎬ以礼义教化天下ꎮ但在周勃等军功大臣的阻止下ꎬ文帝并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ꎬ贾谊本人也郁郁而终ꎮ武帝即帝位时虽然年少ꎬ但必然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很不满ꎬ因此一开始就想要有一番大的变革ꎮ建元元年冬十月ꎬ即 诏丞相㊁御史㊁列侯㊁中二千石㊁二千石㊁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ꎮ[9](P155-156)文帝曾因日食向天下征召贤良方正ꎬ以补其政之弊ꎬ这成为一种政治传统ꎮ建元元年初并不见日食灾异ꎬ武帝主动诏丞相㊁御史等人举贤良ꎬ其实是想从民间征集人才来充实皇帝身边的人才储备ꎬ打破军功阶层把持朝廷要职的局面ꎮ更重要的是ꎬ武帝想要在文化制度上有一番大的改革ꎬ知识水平并不高的军功集团无法提供建议ꎬ而从全国征召的贤良文学则能帮助其实现改制度㊁易服色的宏伟理想ꎮ是年ꎬ武帝用安车蒲轮征召鲁申公㊁议立明堂就是明证ꎮ可惜的是ꎬ建元元年初的这次举贤良并不成功ꎬ丞相绾奏: 所举贤良ꎬ或治申㊁商㊁韩非㊁苏秦㊁张仪之言ꎬ乱国政ꎬ请皆罢ꎮ 奏可ꎮ [9](P156)这些所举的贤良或治申㊁商刑名之学ꎬ或为战国纵横之术ꎮ刑名法术很难提供文化制度上的建议ꎬ战国纵横之术也与专制中央集权格格不入ꎬ因此武帝同意了卫绾罢黜这些人的建议ꎮ建元二年初ꎬ因御史大夫赵绾建言勿奏事窦太后ꎬ儒生以及需要儒生助其实现明堂辟雍等计划的武帝ꎬ和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开始了正面冲突ꎬ此事最终以赵绾和王臧的自杀而告败ꎮ虽然经过建元二年的重大打击ꎬ武帝培养自己人才的打算并没有放弃ꎬ严助等人就是北京社会科学㊀2019年第6期例子ꎮ«汉书 严助传»载: 建元三年ꎬ闽越举兵围东瓯ꎬ东瓯告急於汉ꎮ时武帝年未二十ꎬ以问太尉田蚡ꎮ蚡以为越人相攻击ꎬ其常事ꎬ又数反覆ꎬ不足烦中国往救也ꎮ 于是严助诘责田蚡曰: 特患力不能救ꎬ德不能覆ꎬ诚能ꎬ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ꎬ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ꎬ天子不振ꎬ尚安所愬ꎬ又何以子万国乎? [9](P2776)严助只是中大夫ꎬ但因为是武帝身边的近臣ꎬ所以可以当面诘责太尉田蚡ꎬ并只身持节赴会稽ꎬ 会稽守欲距法ꎬ不为发ꎮ助乃斩一司马ꎬ谕意指ꎬ遂发兵浮海救东瓯ꎮ未至ꎬ闽越引兵罢 ꎮ[9](P2776)是年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ꎬ处庐江郡 ꎬ[4](P1134)武帝取得了军事㊁外交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ꎮ成祖明认为ꎬ严助平定闽越之乱一事不仅一举扭转了武帝内政上的被动ꎬ也激发了武帝在内政外交上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ꎮ[10](P138)此说很有道理ꎬ建元二年与窦太后的冲突虽然是一次严重的挫折ꎬ但武帝在建元年间并没有沉寂ꎬ而是抓住机会为他以后的文治武功作准备ꎮ«史记 大宛列传»:建元中 天子问匈奴降者ꎬ皆言匈奴破月氏王ꎬ以其头为饮器ꎬ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ꎬ无与共击之ꎮ汉方欲事灭胡ꎬ闻此言ꎬ因欲通使 ꎮ[4](P3157)可见ꎬ北征匈奴的战略在建元年间就已谋划ꎮ建元年间ꎬ帝国境内并不平静ꎬ可以说是灾异频仍ꎬ«汉书 武帝纪»载:(建元二年)ꎬ春二月丙戌朔ꎬ日有蚀之ꎮ夏四月戊申ꎬ有如日夜出ꎮ三年春ꎬ河水溢于平原ꎬ大饥ꎬ人相食ꎮ 九月丙子晦ꎬ日有蚀之ꎮ四年夏ꎬ有风赤如血ꎮ六月ꎬ旱ꎮ秋九月ꎬ有星孛于东北ꎮ(五年)五月ꎬ大蝗ꎮ六年春二月乙未ꎬ辽东高庙灾ꎮ夏四月壬子ꎬ高园便殿火ꎮ 秋八月ꎬ有星孛于东方ꎮ[9](P158-160)日食㊁水灾㊁星变㊁蝗灾㊁旱灾等灾异相继出现ꎮ灾异中的日食往往会得到人君的特别关注ꎬ它们被认为是上天告诫人君不德的征兆ꎮ文帝曾在即位二年ꎬ因日食发布罪己求贤之诏书: 朕闻之ꎬ天生民ꎬ为之置君以养治之ꎮ人主不德ꎬ布政不均ꎬ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ꎮ乃十一月晦ꎬ日有食之ꎬ適见于天ꎬ灾孰大焉! [9](P116)文帝认为ꎬ人主不德ꎬ上天就会以日食来警告人君ꎬ人主想要消除灾异ꎬ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ꎬ其中一项是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ꎬ以匡朕之不逮 ꎮ[9](P116)少年即位的武帝在面对如此频繁的灾异时ꎬ必然心生戒惧ꎬ因而有意向有贤德之名的文帝学习ꎬ下诏罪己并求贤良ꎮ因此如果将武帝的第一策放在建元三年九月日食之后ꎬ就可以理解了ꎮ成祖明认为ꎬ武帝第一策的策问重点是 灾异之变ꎬ何缘而起? 而这也是为什么董仲舒对策开门见山便是 臣谨案«春秋»之中ꎬ视前世已行之事ꎬ以观天人相与之际ꎬ甚可畏也ꎮ国家将有失道之败ꎬ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ꎬ不知自省ꎬ又出怪异以警惧之ꎬ尚不知变ꎬ而伤败乃至 云云ꎬ围绕天人感应㊁阴阳灾异学说展开的原因ꎮ[10](P140)«史记 袁盎晁错列传»可为武帝建元三年举贤良增一佐证: 邓公ꎬ成固人也ꎬ多奇计ꎮ建元中ꎬ上招贤良ꎬ公卿言邓公ꎬ时邓公免ꎬ起家为九卿ꎮ [4](P2748)建元中很可能就是指建元三年ꎬ此时武帝征召过贤良ꎬ只是«武帝纪»未载ꎬ董仲舒参与的很可能就是这次贤良对策ꎮ汉太初元年以前以十月为岁首ꎬ九月发生的日食ꎬ实已临近建元三年岁末ꎮ而从武帝作策到董仲舒对策ꎬ文书写作和传递必然耗费一段时日ꎬ可能到建元四年初董仲舒才完成第一 天人三策 文本顺序考辨 兼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年代。
董仲舒之天人三策
《贤良对策》,那时候汉王朝的“大一统”专制政权已经确立,武帝的策问的目的,则是为这个专制体制找到理论根据,以之为统治思想。
当时的思想界,先秦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通过思想学术间的混合和杂交,在秦汉之际的政治大变化后,已经偃旗息鼓。
政治上的统一的实现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这是时代的大趋势。
所以汉初时的统治思想的主调是黄老之学,而武帝想改变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基调。
“策问”分三次进行,每次武帝策问的意图都不同。
第一次的意图,以统治基调为“天命论”为前提,提出怎样才能保住天命,怎样才能统治民众,所谓“求天命性情”。
对此董仲舒答以“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但是不是重复以往的说法。
董仲舒所说的“天”,是依据他的“天道论”建立的至高无上的神祗和乳胶思想的哲学本体,而且这个“天神”又和儒教理念具有一体化结构。
同时董仲舒主张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说”跟传统的“天人相与”说不一样,是要天和人平等感应。
为此,针对汉武帝的“天命和性情”的策问,董仲舒的回答,首先根据“天人合一”说,设计“灾害”“怪异”“伤败”等三个阶段的灾异说,并以这些灾异为对“天”“道”的君主的恶政的谴告。
其次回答这个“道”是什么的时候,董仲舒根据自己的“天道”论,认为“道”是“天神”之道,而在他那里天道是和儒家理念一体化了的,所以“道”实际上就是儒教伦理道德。
再就是根据阴阳五行说,讲“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任德不任刑”,就是说,儒教德治主张的根据在于天道阴阳。
故说“王者承天意从事,故任德不任刑”结论是“道者,所系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只要修饬儒教理念的核心“五常之德”则可以保天命,实现“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之帝王万世伟业。
武帝的第二次策问的意图,针对以前儒家宣传的圣王的两个类型,提出为“什么治道不一样”的疑问,寻求自己怎样作才能寻求到像圣人那样治理天下之现实政治的方策。
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
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见政治思想研究董仲舒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
董仲舒的作品《天人三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分析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见政治思想。
首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倡君主应当具备仁德之心。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了“明君臣之道”的思想,他认为君主应该具备仁慈、平和、公正等品质,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他说:“民惟以天下为家,家惟以君民无不以天下为心。
地广山高,邦有乱事,忧虑盈腹,皆体于君民之心。
故曰天下可一治也。
”董仲舒在这里指出,将天下当家做主的心态置于最高,将人民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能够成为治理天下最高效的方法。
举一个例子,董仲舒认为君主不能依靠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国家,而是应该依靠道德来维护社会和谐。
他说:“夫暴虐之主虽有权柄,天下岂不诛之!太平之君虽不关市朝,天下不岂赖之!应学仁义以宽厚人心,以泽及黎元,讲信号,以天下宁靖为先。
”董仲舒认为行使政治权利的君主应该具有仁慈、公正、宽容等品质,消除人民的不满,增加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国泰民安。
其次,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强调了文化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董仲舒认为,国家的兴旺需要依靠文化和教育的推动,文化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还能够培养国家的管理和领导人才。
他说:“夫兴福之国,不可以无道德教化,不可以无德化之师,不可以无尊贤纳士,不可以无好学之民。
故曰德义兴,而后政治治。
”董仲舒的思想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同时借助于新的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精英人才。
举一个例子,董仲舒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只有建立先进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
他说:“学问谲乎治,治谲乎学问,治和乎学问,学问和乎治。
”董仲舒认为,治理国家需要依赖学问和实践相结合,只有建立先进的教育体系,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领导人才,从而推动国家不断发展。
文言文阅读训练:董仲舒《天人三策》(附答案解析与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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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
及至后世,淫侠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哗,孽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
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毒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
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人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
经迪J么成芝为名此云窟也主置承西志么丛妻线佳德教面丕佳型。
刑者不可任以治正与晟高存反晟具二应谢仁兔五五宝美王莫之肯为也。
(节选自董仲舒《天人三策》)材料二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
东海郡中为于公牛多尊。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
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经死。
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
”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华服,具狱以上府。
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
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
于是于公辞疾去吏。
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早三年。
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
”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
(节选自《说苑•贵德》)10.材料一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要断句,请用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每涂对一处给1分,涂黑超过三处不给分。
(3分)终阳以成A岁为名B此天意也C王者承天意D以从事E故F任德教G而不任刑。
∏∙下列对材料中加点的词语及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残贼,指凶残暴虐的人,也可指对他人施以残忍暴虐的行为,文中之意为后者。
刍议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的治国之道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OFLANZHOUINSTITUTEOFEDUCA9
刍议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的治国之道
王敬博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汉代文体研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还在于策文中所蕴含的思 想。《举贤良对策》的目的在于向统治者传达治国理念,而“大一统”的治国思想既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为我国自古以来崇尚儒学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对董仲舒“大一统”治国思想 的提出背景、内涵及功用进行分析阐释,力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的治国之道。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治国之道;内涵;功用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4002202 [收稿日期]2019-02-15
治国之道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五常之道。它 强调社会责任,力图规范社会行为,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道德感召力传承至今仍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可以说,五常伦理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道德素质 的养成与道德人格的塑造,是中华民族发展中道德精 神的主线。
董仲舒少治《春秋》,一生专注于经学理论探索。 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解答了武帝关于什么是道的疑 问,引发武帝关注之后继而连对两策,以经学思想为 基础融合“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阐发了治国之道的 内涵及重要功用,最终说服汉武帝在治国理政上采纳 了他的“大一统”思想,并在政治教化上实行“独尊儒 术”的国策。
二、“大一统”治国之道的内涵 董仲舒对“道”的定义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 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即“道”是君主应当遵循的治 理国家的基本规律,而仁义礼乐皆是“道”得以实现的 工具。他回答武帝“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的疑 问,认为,“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 弊,弊者道之失也。”真正的道在本质上体现出的规律 和法则,即使千秋万代也不会产生弊端,而历代改正 朔、易服色,并非治国之道发生了变化,只是君主为了 顺应当时治国需要而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改变,但无论 制度发生怎样的变化,三代圣王之道绝不会变,这是 历史的规律。他还指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 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譮谬失其统也。”说明国家衰亡 的原因在于君主悖行圣王的治国之道,使朝堂失去纲 纪。为此,董仲 舒 引 用 大 量 材 料,从 百 姓 教 化 与 君 主 正身两方面来论证治国之道的内涵。 (一)五常之道 “常”本义 指 下 半 身 穿 着 的 衣 裙,《说 文 解 字 》释 曰:“常,下 也。 从 巾,尚 声。 裳,常 或 从 衣。”“常 ” 从日常之物生发出平常之义,后发展为崇尚流行的含 义,进而引申为恒久理论和普遍道理。“五常”即“仁、 义、礼、智、信”,是恒常不变的朴素真理和治国正道。 “五常”并非五种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以孔孟荀为 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升华并经过长期提炼构
《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的“德教”思想分析
2020年第!期(总第854期)丈敖冬‘科《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的"德教#思想分析王璐(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12)摘要: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过程中,董仲舒可谓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在吸收前人智慧的基I 上,将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结合,形成了一个崭新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理政的方略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赫赫有名的主张,如“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等,儒家思想成为汉代官方思想做了铺垫。
除”之外,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德教”思想贯穿了全篇。
关键词:董仲舒道德教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从西周礼乐文明时期的核心思想“德”到现在提出的“以道德力量铸就民族之魂”的“德”,一个兴盛的国家是始终离不开道德教化的风尚的。
每个时代“德”的寓意有所同,又有所不同。
董仲舒提出“德教”时期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的时期,他提出的“德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上的安定及为社会控制所服务的,但其含义、价值仍值得我们分析'鉴。
笔者将从“德教”思想的来源、、、价值与局限性四个方面分享阅读《举贤良》的思(一、“德教”思想的来源通读《良》,笔者认为董仲舒的“德教”思想个方面。
其一,其家“德治”的思想。
孔子曾提出:“道之以政,之以,民,道之以德,之以礼,有格。
”董仲舒提出“德主生”“教化,其-教化出,,其也”巾等类似的言论,他们都认为以德来教化民是从源头遏制良风(但同的是,董仲舒德教,、,是为明、只用刑罚的,并没有定“刑”本身。
他的观点是“为德,阴为刑”“时出佐阳”,即德为主,刑为辅,但一(他在《》是提出可以“”惩治反抗封建君主的农民。
其二,其受到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以此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系。
《举贤良》一次出现了“道”。
君遵守天道,上天便会降示警(殷纣时期,王悖天道侵占财物,杀戮臣智士,残辜,所以王(他本人对道的解释是,“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其具也”,是一种使“德教”的治国之道(但是他详的例子来看,他的“道”又可以用“天人感应”来解释,与道家一些著作中的(除此之外,他还认真探索了《》中“元”的含义,之所以“谓一为元”,是因为“元”是万物发端的本原,由让人想到了《道德经》中所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董仲舒《贤良三策》中的灾异论及影响
董仲舒《贤良三策》中的灾异论及影响中国古书中有许多关于灾难的阐释。
其中正史《五行志》中有大量关于灾异的记载和阐释。
我们以《汉书》中关于灾异的大量记载来了解古人是如何看待灾难的。
汉代的人们往往把灾难与人世间发生的人为事故结合起来,企图给灾难一个科学性的解释。
例如《春秋》十四年记载言"八月壬申,御廪灾";。
董仲舒解释说这是因为四国一起讨伐鲁国,在龙门击败了鲁国的军队,百姓因为这场战争遭受的伤害还未痊愈,对国家征兵的怨恨还未消除,君臣之间不勤于政事,不能保护祖先的宗庙于兵灾,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惩罚。
而刘向认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庙者也";。
当时这些宫廷中的妾有不轨的行为,所以这些女人不能去祖先的宗庙中烧香。
齐桓公不明白这些道理,与他的妾一起到齐国去拜访。
有人在齐桓公面前进谗言,齐国的侯王听到后于是杀掉了桓公。
严公二十年夏,齐国出现了大灾。
刘向以为齐桓公好色,听信女色谗言,把小老婆扶上正位,反复多次这样做,所以招致了灾难。
齐桓公不明白,等他死的时候,孩子们争夺王位,导致自己的尸体9 个月都无法下葬。
一顾颉刚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
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
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它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
但他们的分类与今日不同,今日要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
其结果,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臭味、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1]。
";根据现存的史料,阴阳说起源于《周易》,五行说起源于《洪范》。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广川人,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即董子故里人。
其少治《公羊春秋》,就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8年)立为博士。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5年)应举贤良策,擢江都(今扬州)相。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因江都易王刘非的原因罢为中大夫,“掌议论”,居于长安。
其间,于家中着《灾异之记》,为主父偃诬告诋毁朝政而下狱,武帝下诏赦免其罪。
不久,复为江都相。
丞相公孙弘治《公羊春秋》不如董仲舒,屡次三番设计陷害。
胶西王恣意放纵,多次无故斩杀朝廷高级官员,公孙弘欲借胶西王之手杀董仲舒,推荐董仲舒任胶西王相。
胶西王知董仲舒德性高尚而未加害。
不久董仲舒推病辞职居家。
从此,他无意仕途,不问家业,专事著述。
朝廷每有大事派大臣到其家中征求意见。
据史书记载,其子孙皆以学致高官。
董仲舒在我国思想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其学说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重。
不少地方为他建祠设祭。
清以前,除景州及广川所建董子祠外,董仲舒曾任江都王相的扬州董子祠最为显赫。
据《扬州文化概况》载:“统治阶级曾在北柳巷设董子祠,先为正谊书院,明正德年间改正谊祠,祀汉丞相董仲舒。
到清代,圣祖康熙赐‘正义明道’匾额,遂改为董子祠。
中供董仲舒像,朱袍象笏、冕旒严然。
并将附近的一条街定为贤良街,一条巷定为正谊巷,另一条巷定为大儒坊(今南柳巷)。
过去的盐运司衙门,本为董子故宅,相传旧有井,曰:‘董井’。
明清两朝,盐运使都曾在此建亭筑轩,景仰前贤。
除此之外,江都县还有正谊乡”。
《举贤良对策》节选自《汉书·董仲舒传》,题目为后人所加。
全文共21节,1—8节为第一次对策的全文,9—14节为第二次对策的全文,15—21节为第三次对策的全文。
董仲舒一生著述颇丰,其成名立身之作为《举贤良对策》,代表性著作为《春秋繁露》,其著作《汉书·艺文志》有录。
事迹详见《史记·董仲舒传》、《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一、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原文: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shā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sǐ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天人三策原文及翻译
《天人三策 (节选)》原文、注释、译文、赏析天人三策(节选)[西汉]董仲舒原文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强勉而已矣。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
《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
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
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注释发:用。
情性:情况和本质。
及:达到。
案:通“按”,审查、研求。
相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所在。
伤败:国家出现天灾人祸或动乱挫折。
亡:通“无”。
强勉:努力、勉励。
知,同“智”,智慧。
行道:遵循“天命”治理国家。
还至:很快恢复到原来国家强盛的局面。
还,迅速。
至,极、最。
《诗》:指《诗经》。
夙夜匪解:朝夕不懈、毫不懈怠。
《书》:即《尚书》。
茂:奋勉,努力。
繇:通“由”,从、自。
没:通“殁”,去世。
皆:都,全。
雅:正,是“言王政之所由兴废的”作品,政事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之分。
颂:颂扬帝王的“盛德”。
著:显著。
和:各种乐音相互重叠。
臧,通“藏”,深入的意思。
筦:古时的一种乐器。
虞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舜为其部落领袖。
《韶》:乐名。
作者简介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郡(今衡水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一、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原文: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shā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sǐ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7情通天人参古考今
《贤良三策董仲舒》诗解7情通天人参古考今题文诗:有始有终,其唯圣人.善言天者,必征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天生群物,至天至祖,至祖至母,至母有情,天人情通,通古达今.遍覆包含,无所殊覆,日月风雨,建以和之,阴阳寒暑,经以成之.圣人真情,真情至公,法天立道,博爱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众生,设谊立礼,正以导之.春者天生,仁者君爱;夏者天长,德者君养;霜者天杀,刑者君罚.天人之徵,古今之道.孔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质人情,参古考今.春秋所讥,灾害之加;春秋所恶,怪异之施.书邦家过,兼灾异变,见人所为,美恶之极,天地流通,往来相应.古官修教,德善化民,民化之后,天下无狱.今世不然,废教不修,无以化民,弃谊死财.春秋崇古,变古则讥.天令谓命,非圣不行;质朴谓性,非教不成;人欲谓情,非度不节.王承天意,以顺天命;明教化民,以复真性;正法宜度,别序防欲.修此三者,大本举矣.正文:于是天子复册之。
译文: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1)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2),虚心以改。
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3),习于先圣之道业(4),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欤)?听若眩与(欤)(5)?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6),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7),熟之复之(8)。
《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匄)尔景福。
”(9)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10)。
(1)“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等句:见《荀子·性恶篇》。
(2)浸:渐也。
(3)所以:宋祁云,“古本无‘以,字,语径易了。
”是。
(4)道业:宋祁云,“浙本‘道’作‘遗’,文典可从,作‘道’传写误耳。
”是。
(5)眩:惑也。
(6)祖:始也。
(7)悉:尽也。
究:竟也。
(8)熟:精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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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鉴赏一、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原文: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
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
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shā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
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sǐ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
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
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
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
《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
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
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
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
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sǐ,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
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
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
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
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
”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二、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三策》译文:微臣看到《论语》这样说:“有始有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啊!”现在陛下特别赐恩于我,留心听取我们接受过传统学问臣子的意见,又一次下达英明的册文,希望(我的浅薄的议论)接近前代圣王治国之道的宏旨大义,叙述明白前代圣王德政之举的基本规范,(这样的本领)不是我这样愚钝的臣子所能具备的。
以前两次上对,(对于前代圣王治国之道的阐述,)在系统性上没有穷尽其发生之本原,在纲纪准则上没有辩明其最终之归宿,语言叙述不清晰,观点表达不准确,这是微臣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的罪过啊。
册文说:“善于谈天命的必然有人间的佐证,善于讲往古盛世的一定有感于现实。
”微臣听说天是万物的始祖,所以它覆盖包含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例外,设立日月风雨使之融洽和谐,经历阴阳寒暑使之自然长成。
所以那些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遵循天命制定大政方针,(他们)也象上天那样博爱而无私,广布盛德施之仁爱使民风敦厚,申明大义建立礼仪使民情和畅。
春是上天使万物萌生的,仁是君主使百姓相爱的,夏是上天使生物长成的,德是君主使百姓修身的;霜是上天兆示萧shā的,刑是君主惩罚不规的。
由此观之,天人相互验证,是古今不变的真理。
孔子作《春秋》,上研究、遵循天地之教,下考察、了解民情民风,借鉴往古之事,对照现实之情。
因此,《春秋》所讥讽、批判的都是灾害兆示(的无道事件),《春秋》所深恶痛绝的都是怪异降临(的动荡年月)。
真实地记载天子、诸侯的过失,兼顾叙述灾害怪异的变化,用这种办法证明人的所作所为,(无论)其多么完美、多么丑恶,都同天地交流感应,这也是《春秋》展示的上天的一个奥秘啊。
过去朝廷专门设置负责教育培训百姓的官员,强调用美好的道德规范教育感化百姓,百姓受到教育,思想变化之后,经常出现一年到头没有刑狱案件的情况。
如今朝廷废除了这类官员而没有重新设置,无人管理教育感化百姓的事情,致使百姓放弃履行大义的责任,而不顾sǐ活地去谋取财物和私利,造成违法犯罪增多,每年发生的刑狱案件数以万计。
由此可见,往古圣朝的一些做法不是不可效法的,所以《春秋》对于那些改变往古圣朝的做法的行为总是持批判的态度。
上天的意愿和宏图大略称为天命,天命必须由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来践行;人的本质和禀性是人生之就有的,这种生之就有的东西非用教育感化的手段加以训导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的为己为私的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想法称为欲望,这种欲望非用法令制度去约束不能受到节制。
所以君主对上谨慎地秉承天的意志,以顺天命;对下申明大义教育百姓,使之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建立法令制度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明确上下尊卑之序,防止人们私欲膨胀;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就确立起来了。
人接受了上天命运的安排,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灵并超然于其他生灵之上,在家有父子兄弟之亲,外出有君臣上下之义,人们平日相聚或巧逢路遇,则有高寿及年长年幼的不同称谓和安排;心情舒畅时有音乐舞蹈抒发自己的情趣,欢快高兴时可以向他人施予恩惠使大家亲近友爱,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体现啊。
地生五谷用作食物,种植桑麻制作衣裳,饲养各种各样的家禽家畜,驯服耕牛乘坐马匹,圈养烈豹栏驯猛虎,(这都是因为)人类得到上天赐予的精灵之气,(使)人类比其他动物尊贵啊。
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生物,人是最尊贵的。
”(人们)明白自己特有的这种天性,(才能)知道自己比其他动物尊贵;知道自己比其他动物尊贵,就会懂得人与人之间应当讲究仁爱和大义;知道仁爱和大义,就会懂得礼仪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懂得礼仪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会心安理得地去做好事;心安理得地去做好事,就会自觉遵循上天规范的道德,(做到这些)之后,就可以称为君子了。
所以孔子说“不知命,不能成为君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册文说:“上感汉唐尧虞舜的美行,下惊惧夏桀商纣的暴政,(他们的历史轨迹昭示了)逐渐趋向渺小、逐渐趋向灭亡、逐渐趋向显著、逐渐趋向昌盛的法则,(我要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虚心改正。
”微臣我听说积少可以成多,聚小可以变大,那些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没有一个不是从平平世人变得赫赫有名,从不为人知变得德行显著。
所以说,尧位列诸侯而发达,舜处深山而兴盛,他们的威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艰苦生活的实践中获得的。
话出于自己之口,不可能堵塞别人的耳朵不让人听到;行动产生于自己的身体,不可能掩盖起来不使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