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沉默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沉默权的几点思考

曲柏杰

所谓的沉默权也就是反对自我归罪原则，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自然引申和司法实践，西方的著名的“米兰达法则”即“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既是沉默权的集中体现。无罪推定原则是是现代法治思想的体现，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刑事原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既然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引申，那么，这一权利也必然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我国，无罪推定原则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更谈不上有沉默权的规定。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但这并不是西方的无罪推定，我国讲的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可见在中国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笔者认为这不符合现代的法治精神和人权思想，更是造成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

我国沉默权缺失的弊端

纵观我国刑事审判，冤假错案的比例比较大，尤其近些时间在我国比较大的刑事冤错案连续发生，如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河北广平聂树斌案等，佘被错判11年尚有命在，而聂早已成地下鬼矣。这样的错案近期连续发生，自然会让人问个为什么，原因自然有很多方面，如刑训逼供、死刑复核程序的漏洞等等，但是也自然会让人想到如果中国实行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那么佘祥林就不会冤狱11年之久，聂树斌可能在十年后的今天还活在人间。

1、沉默权缺失的原因

一是历史原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国式封建法制思想，长官意志、行政与司法不分、纠问式的审判方式，使刑讯自然形成，而与沉默权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在这份土壤中不可能自然培育出这种文明的法律思想，法治文明没有在中国真正形成。二是现行司法体制的原因。保障沉默权的行使必须有一套重证据、防刑讯、有监督、有制约的司法体系。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中正是缺少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所谓的“如实供述”就是问你话你必须说，不说就采取措施，此时由于没有律师在场更没有他人作证，到哪你也告不了。法律中虽然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得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但由于没有制度保障，使之流于形式，也使得这些文字苍白无力，没有具体意义，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权利无从得到保障。三是立法上的原因。由于立法者没有沉默权的思想基础，或者说从根本上就没有让你有沉默权的意思，这就是从源头上把沉默权排出在立法之外，所以程序法上自然没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具体到司法，自然也是无法可依，所以立法是关健。

2、沉默权缺失必然导致冤假错案频发。

对于刑事政策，我国长期以来提倡的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的是非不清的观念，导致刑事司法机关，尤其侦查机关，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进了司法机关的人都是“坏人”，而要证明“坏人”最简单、最省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刑讯逼供。如果我国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实行“只要证据不足，就立即放人”的科学刑事司法制度，相信诸多这样的错案就会大幅度被扼制。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已作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

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但由于这个规定不是沉默权的规定，所以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作法是重口供轻证据，因为查找证据比诈口供要难千万倍，佘祥林案与聂树斌案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个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又来证据？司法机关找不到证据，又要提高破案率，取证又那么难，自然就不依法放人想办法找口供，依据口供。虽然他们明知依口供定罪错案发生的概率必然高，但他们也必须那么做，否则就无法破案，上面又往往规定了破案率或破案数量，这就是长官意志。你凭什么下达破案率的指标或者限期破案？有没有科学依据？这就是现在我国侦查办案的思路。如果有沉默权，这种思路是不会存在的。在《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4日报道，原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被怀疑是杀人凶手，昆明市公安局两名刑警对其采用了连续审讯、不准睡觉、拳打脚踢等刑讯逼供方式，迫使其“承认杀人犯罪事实”，编造犯罪经过，并在经办干警的带领下“指认作案现场”。导致杜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上诉后被云南省高级法院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直到2000年6月，由于另一起杀人劫车案的告破，才使杜的冤情被洗刷，在关押26个月后被无罪释放一案中，杀人凶器“枪”始终没有找到，但杜培武经二审仍被判死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诉讼法学会副会长陈卫东教授在谈及此案时说“杜培武运气好，在即将被执行前真凶被抓获”，陈教授的意思很明显，即现行刑事法律制度无法解决杜培武错案，而杜培武能活命是得以运气好。湖北京山佘祥林虽然错案11年但总算活下来，运气也算行，而河北广平聂树斌的运气则十分差，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机会和可能。

纵观以上错案，发生的规律都是：错误侦查――刑训逼供――有罪推定――冤案错案，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我国实行无罪推定和沉默权的规定，那么以上错案都可以避免。

关于沉默权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必要性

在法理方面，既然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引申和实践，那么先看无罪推定的存在基础。无罪推定的意义首先体现在社会成本上。无罪推定的对立面即有罪推定。司法实践中，前者可能导致放纵犯罪，后者可能导致冤枉好人，那么从社会成本方面来讲，无罪推定即使是错了，那么它的成本是放纵了一个犯罪，即一个成本，而有罪推定如果错了，那么它的成本是放纵了一个犯罪和冤枉了一个好人，即二个成本。由此可见，应当实行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原则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理性社会绝对应当适用的原则。

在社会价值方面，沉默权和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保障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无疑，人的健康、自由和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权，如果没有沉默权，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那么侦查人员就有可能千方百计地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刑训逼供的现象出现；无罪推定的对立面是有罪推定，实行有罪推定，就必然会造成冤案和错案，那么也就是必侵害人的自由和生命权，也就是对人权的践踏，人权遭到践踏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个法制社会，这与我们建立法治社会的宗旨相违背，所以设立沉默权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沉默权源于拉丁格言“任何人没有义务背叛他自己”，是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则，是西方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规则，这一规则是人性化的表现。在人类社会中，就社会整体来说，人性要比个案的是非更重要，如法律中的沉默权制度和回避制度，都是人性化的集中体现。就深层次来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就是人性，人性的存在是整个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根本保证，如果人性被扭曲了，或者丧失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可怕，冤假错案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