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规划和八五计划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次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二、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三、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四、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人才培养
第二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要点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十年规划要点
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
(一)文学类(196种)
总集
别集
文学评论
专题资料
普及读物
(二)历史类(245种)
分期史书和史料
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记
中外关系史
历史地理
普及读物
(三)出土文献类(20种)
(四)哲学类(118种)
先秦至隋唐哲学论著
宋元明清哲学论著
古典哲学名著注译(五)宗教类(23种)
佛教典籍
道教典籍
(六)语言文字类(59种)
文字
音韵
训诂
(七)科技类(289种)
综合
天算
地学
农学
医学
(八)综合类(54种)
丛书
书目、提要、索引
辞典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
一、建国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
古籍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

整理出版古籍，是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

建国四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同志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开始将各项有关工作引上了轨道。

尽管实施后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仍然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等重点项目的点校整理工作，博得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同志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经过几年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新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九年中规划内外共出版古籍4000余种(其
中规划内900余种)，成倍超出建国后前32年出版古籍的总和。

整理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初步解决了古籍资料“书荒”的问题。

其中文史典籍的出版，逐步理出了学科或门类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反映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正逐步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

《中华大藏经》、《全宋文》、《全宋诗》等重点项目首批成果的问世，显示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繁荣的好势头。

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中古籍整理研究所、室不断建立，一支颇有潜力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古籍整理科研队伍正在形成。

古籍专业出版社由建国初期的少数几家发展为现在的十七家，还有几十家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也或多或少地出版古籍图书，这就大大加强了古籍出版力量。

古籍整理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在职青年编辑的培训，也日趋正规和经常化。

以上种种成绩，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1年7月，国务院任命匡亚明同志为新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新的小组立即着手编制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三个规划，即1991年—2000年的十年规划和1991年—1995年的“八五”计划。

新的规划要努力具有学术性、计划性和指导性。

所谓学术性，即规划应列入那些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选题，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照顾全面，在项目质量的要求上要有高的标准，尽可能避免学术价值不高或者整理人员水平低下的选题进入规划。

所谓计划性，即在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之后，既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将前规划尚未完成的重点项目继续保留下来，也应淘汰那些并不成熟或价值不大的旧选题，补充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过去相对薄弱领域的或社会急需的新项目，分清轻重缓急，克服盲目性，制订出经过科学论证的切实可行的规划来。

所谓指导性，即规划要对今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向起到指导的作用，力求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整体上讲，我们既鼓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对古籍本身发展规律进行学术性、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也鼓励他们结合整理工作深入到古籍本身的思想内涵中去，选择专题，进行探讨。

这样可收到整理出版和学术研究两者相互促进之效。

古籍中有取
之不尽的宝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古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必由之路。

最后，规划还应体现权威性。

规划经修订定稿后，必须切实付诸实施。

规划小组应根据规划的要求，协同有关部门及时了解重点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并采取一定措施，保证规划的圆满落实。

二、妥善处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下列关系问题，应妥善加以处理。

1．精华与糟粕的关系。

凡古籍内容健康和比较健康、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和有特定学术价值的为精华；凡对人民身心健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害的为糟粕。

中国古籍往往精粗混杂，纯精纯粗者甚少。

故对精华与糟粕要作仔细辨别，切忌简单化。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务主要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但虽系糟粕而仍有保存价值者，则应妥为保管(包括少量内部出版)以作参考，不宜轻易毁失。

2．质量与数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同样，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必须以内容为主兼顾形式。

正如李一氓同志曾指出的那样，“这几年因为选材不当，标注方法陈旧，编辑不得力等，也还出了些中下等的产品”，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古籍整理出版要达到高质量高水平，涉及到内容与形式多方面的具体要素，诸如，选题要准；选本要优；分段、标点、注释、考据、今译等要严谨，要“信、达、雅”，等等，而尤为重要的是古籍整理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除在序言、后记或导读中对有关古籍内容、版本等作评论性的简明介绍外，有的还应对一些章、节、语句加以简短精辟的批注，指出其优点、不足和错误所在。

在求实存真的基础上体现时代精神。

同时，还要注意出版的版式、装帧等要便于阅读，要典雅、美观；除必要的精装本外，要尽
量照顾到广大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努力出好平装本，尽量做到物美价廉。

3．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中同样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普及与提高二者必须同时进行，相互促进，不可偏废。

而目前在不放松继续为专业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必要的古文献资料外，更应选择一些优秀的古籍或古籍中有代表性的章节加以注释，有的还要评译，使一般能读懂报纸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数都能看懂，从而让他们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和特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运用。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古籍已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古籍的普及工作已在逐步展开。

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做好优秀文化遗产的普及工作，对宣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及是提高的基础，普及工作做好了，人们就会对古籍整理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为古籍事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推动下普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才能稳步健康地发展。

4．“小而精”与“大而全”的关系。

一个时期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一种由小到大、由大到全的趋势。

这是正常的。

古籍出版工作中“小而精”和“大而全”在满足各自读者的需求上并无矛盾。

但如果只注意“小而精”，忽视“大而全”；或只注意“大而全”，忽视“小而精”，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

现在值得注意的苗头，正是后者。

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搞“大而全”，只是必须注意在搞“大而全”的同时应以足够的力量搞“小而精”，使二者保持必要的平衡，满足社会各界不同的需求。

，不论“小而精”或“大而全”，一定的重复是难免的，但不必要的重复是必须克服的。

重复问题在“大而全”的古籍出版物中尤为突出，例如在某一种丛书中收入的一些古籍名著势必又在另一些范围较大的丛书中出现，这种重复应力求妥善处理。

此外，追求“大而全”就常易发生一些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