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关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论文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

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

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

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

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

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论文关键词：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

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

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

正的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

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

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

“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

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

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

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

展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

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

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

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

(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

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

(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

(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

(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

(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

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

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

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

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

本质。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

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

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

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

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

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

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

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

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

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

之异同而已。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

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

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

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

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

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

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

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

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

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

精神的其中一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

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

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

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

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

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

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

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

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

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

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

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

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

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