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看唐诗英译_以_月下独酌_为例_胡筱颖

从目的论看唐诗英译———以《月下独酌》为例胡筱颖［摘要］英语国家对唐诗的译介一直呈繁荣上升的趋势，二战后更是如此。

各种版本的唐诗英译各具特色。

本文试图通过翻译目的功能学派理论，用细读的方法，对同一首唐诗的不同英译本做出对比分析，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以及最终译品的影响。

［关键词］目的论；唐诗；英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1）11—0201—04作者简介：胡筱颖（1978－），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及实践，外语教学研究。

四川成都610016唐诗不仅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同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遗产，其作为世界文学璀璨的明珠一直吸引着一代代的诗人、学者和翻译家。

他们纷纷致力于将唐诗译成本国语言，以期将唐诗的魅力呈现给本国读者。

上溯至16世纪末，英国汉学家已经开始翻译唐诗。

时至今天，英美已经出现大量的选题不同，特色各异，风格不同的唐诗英译版本。

本文从翻译目的功能学派理论着手，通过《月下独酌》四个典型英译本的平行文本对比分析，探究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差异以及不同译本的特点。

一、翻译目的功能理论20世纪70年代，功能派翻译理论（skopos the-ory）兴起于德国。

Skopos是希腊语，意为“目的”。

其代表人物有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

目的论的核心观点是翻译是人类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行为，凡是行为皆有目的（purpose）的，翻译行为也不例外，同样是为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要在译语体系中产生结果和影响。

翻译这项具体的活动是以源语文本（source text）作为行动的基础，译文文本在译语文化体系中所承担的功能（func-tion）为目的，译品（translatum）为行动结果的。

在这个翻译活动中，译者采取的策略和方法，是取决于翻译的发起者（客户、委托人或者译者本身）的意图（intention）。

翻译发起者所要求的译文文本所要达到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文文本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的环境和文化背景。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从源文化到译语文化的一个连续体，两者之间的任何对应方式都是可能的翻译。

”［1］（P.257）也就是说，目的论将翻译定义为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跨文化交际，允许一个源文本根据不同翻译目的需要产生多个不同的译本。

1.翻译目的论的三层意义（1）翻译过程，即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目的，比如说为了谋生；（2）翻译结果，即译语境中译品的功能，比如说为了启发读者；（3）翻译方式，即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式的意图，比如说为了增加译文在译入语中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而采用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和意译方法。

换言之，翻译行为目的是由多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的，翻译目的这个概念是包括了文本功能、译者自身的意图、社会文化以及语言载体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行为，在整体行为的“目的”层面下，译者自身的意图、文本的功能及文本的类型、语言的功能差异以及决定具体翻译行为的诸多外部环境等共同构成了翻译这种行为的动机性因素。

这些动机性因素直接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而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最终的译文效果。

2.翻译目的论三个原则目的法则（skopos）、连贯法则（coherence）和忠实法则（loyalty）。

作为目的论的第一原则，目的法则指翻译取决于译文文本的预期目的。

连贯法则是指译文文本必须能让读者能够读懂，符合语言连贯的标准，并能在译语文化语境及在交际环境中具有意义。

忠实法则是与译文文本间的语际连贯原则，即要求译文文本忠实于源语文本，忠实程度及具体形式由翻译目的及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而定。

总的来说，目的法则是首要原则，连贯法则其次，忠实法则应服从目的法则和连贯法则。

例如，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改变源语文本功能或者直接要求语际不连贯，那么语际连贯法则不再有效，译文的标准就不再是与原文本的语际间连贯而应符合遵守翻译目的。

3.翻译目的论的翻译标准目的论主张采取适当的策略来满足译文文本特定目的的需要，不再把“信”（faithfulness）或“忠实”（fidelity）作为最重要的翻译评判标准：“不必考虑翻译是否按照‘标准’的方式在进行”。

［2］（P.257）目的论评判译文文本成功的标准是是否达到了翻译的预期目的，而预期目的受译文文本接受者即读者的要求及反应的影响，读者的要求和反应又因人而异，所以需要设立多元化的翻译标准。

目的论用来评价翻译质量的标准不是传统的对等原则（equivalence），而是适切翻译（Ade-quacy）。

首先要在考虑了译文的适切性，即译文文本首先要符合翻译目的的各项要求，要完成其在译语语境和文化系统中的交际功能，然后才考虑对等原则。

另外，目的论将原文本视为一个提供信息的信息源，读者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或重要的信息，翻译的文本分析应该以翻译为取向（translation oriented），在确立原文本功能时，译者拿这些功能与译文文本在译语文化里的需要完成的功能进行对比，识别那些在翻译中需要保留的功能，剥离放弃那些需要调整的功能。

因此，译文自身的功能性超过了它对原文的忠实性。

二、唐诗英译者的目的论分析———以阿瑟·韦利、宾纳、罗郁正和宇文所安为例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

……他是一位诗人和诗歌的创新者。

由于他的译作，使中国文学易于为西方读者接受了。

”［2］被西方世界称为未到过中国的“中国通”。

阿瑟·韦利译中国古诗的初衷只是想在小范围的朋友之内分享他在中国古诗阅读中获得的快乐。

1918年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他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汇编，名为《中国古诗一百七十首》。

其后，他的《中国古诗选译续集》和《中国古诗集》分别于1919年和1946年在伦敦出版。

韦利坦诚其翻译目的主要是“试图使作品能为广大普通读者所接受”。

“它之所以能够在40年中一直畅销，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读者并不需要是本来就懂诗，不需要本来就喜欢读诗”。

［3］（P.135）因此，其译文通常简朴、流畅、自然，不失原作的实质和美。

由于韦利将普通的大众作为其目标读者，而且他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英美读者真正感兴趣的是诗的内容，而译诗是要用韵，则不可能不因声而损意。

”［4］（P.6）因此，他的译文不用韵，不求格律。

作为学者和诗人，韦利敏锐地捕捉到了意象这个中英诗歌的不同点，他认为中诗中意象是具体而生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英诗的意象则抽象而空洞。

于是他在译诗中尽量保留了诗中的意象和中国诗歌的节奏感，用一种以“弹性节奏”为基础的半自由诗体来翻译，使许多新鲜的中国诗歌意象首次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

韦利的这种翻译策略被比较文学家、翻译家钟玲叫做“创意英译”［5］（P.34）另外，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多社会文化背景而言，当时英国见证了一个民谣创作和出版的繁荣时期。

其实不仅仅是英国，整个欧洲都对民俗的东西，特别是民歌民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关研究也蓬勃发展。

因此，在对源语文本的挑选上，韦利倾向民歌风格和贴近大众生活的题材。

总的来说，由于韦利本人的诗人身份，正如约翰·迈克尔科恩在《阿瑟·韦利博士的翻译》中的评价，韦利的译文是一种对诗歌的再创作。

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是美国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

其创作主题多为歌颂美国现代生活，形式上多采用日常口语如诗，不用韵，不因袭传统，不用格律的自由体风格，大量使用排比句结构。

这样的创作风格也深深影响了其翻译。

《群玉山头》是宾纳众多翻译中的代表作。

《群玉山头》是蘅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是新诗运动中最为杰出的中国古诗翻译集之一。

宾纳曾说：“我希望把中国诗译成人性的语言，这样西方人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他们会看到中国简朴的人性，……我很高兴能够揭露些文学化的翻译家，他们把文学搞得不东不西，而且纠缠于他们认为是五色缤纷的新奇的形象，他们不知道应当作的事情是把这些写古代诗人那种活生生的简朴无华的风格传达出来。

”［6］（P.211）由此可见，宾纳不太赞同用古典格律体来对中诗进行模仿。

《群玉山头》的合译者江亢虎有着良好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对唐诗三百首烂熟于心，他向宾纳介绍了儒家思想，介绍了一个不被教条或是戒律束缚，不被法令所禁锢也不被专横的神性所震慑的特立独行的中国古代社会，而这些在唐诗中可以找到最为广泛、深刻和集中202《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的体现。

唐诗让宾纳深刻地体会到了内心的平和和人类的美好愿望。

宾纳在其翻译和创作中极力将这样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美国人。

这是宾纳译唐诗的一个重要目的。

因此，宾纳的翻译通常采用自由体，喜用简单直白的语言，对于那些复杂深奥的典故，则直接删去不译。

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1922–）是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诵读诗书，学习四书五经，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后留学美国并留住美国工作生活，可以说是“西方化了的中国人”。

他求学时代爱好研究英国诗人，并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

故罗郁正对于中诗的格律、音韵、题材、风格和主题思想等都有较他人更精到的理解。

他主张的翻译策略是以“神似”为目标，绝不拘泥于“形似”；强调诗歌的“含蓄”（implicitness），这是中国传统诗歌中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他认为诗的大忌是言之过明，译诗时也要尽量保留原诗的“含蓄”之美；彻底地尊重译语的文字，包括译语的语法、句法结构及修辞手段。

译者要留心语言上的锤炼，在中诗英译时，不用“洋泾滨英语”（pidgin English），而尽量使用符合译语的“惯用英语”（idi-omatic English）。

宇文所安（Owen，1946–）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和比较文学专家。

他著作颇丰，多是唐诗研究的相关论著和中国古代文论选译本，其《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被广泛选用为美国大学教材。

就其身份而言，宇文所安首先是一名汉学家，其次才是中诗和中国文论的翻译家。

其汉学家的身份背景深刻地影响了其翻译策略和实践。

，他深得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思想，如“幽古之情”、“空故纳万镜”、“以形写神”和“消形脱体”等，并将其不露痕迹地融入唐诗英译翻译策略之中，追求的是原诗的诗性审美再造，而非拘泥于诗形的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