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戒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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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整个叙事结构中，明海的出家是经线，是主干，主干被切成明海出家四年后的两段，先叙前半段，主要从明海的眼里看庵里的和尚生活；再叙后半段，明海受戒，这也是小说中惟一详细叙述的事件。两段过渡极其自然。主要的纬线有两条，一条是庵里的和尚生活，一条是小英子一家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如和尚也杀生，不过多了一道程序而已。在作家笔下，这两种生活完全是风俗化的描写，详略得当，以概述为主，而辅之以一二典型事件与人物。小说后半段的“受戒”一事，则把和尚的生活与小英子家的生活合在一起来叙述。可见小说结构经纬分明，淡化经线，强化纬线，经纬融合一体，组织得不着痕迹，是汪曾祺所说的“苦心经营的随便”的结构。
《受戒》中描写荸荠庵的布局、小英子家的布局、善因寺，以及这些环境中的种种人物、行状的描写等等，这并非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闲笔，而是相当有关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背景，是主要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补充。作者曾说，“气氛即人物”，因为没有这样的气氛，便没有这样的人物。倘若没有荸荠庵与庵里和尚生活的介绍，明子的性格就会显得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小英子家那样的家庭气氛，小英子活泼开朗的性格便也不真实。如果没有庵赵庄那种不受戒律约束的整体生活背景，小英子与明子之间无拘无束清纯自然的初恋也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写庵里的和尚与他们的生活，如写三师父的种种行状，就完全与明子有关，写石桥、三师父，也就是在写明海。
对善因寺的描写，是汪曾祺小说风俗风情描写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宋人笔记”的风格。在此，风俗风情描写与人物的关系，作者用“蜻蜓点水”的笔法一笔带过：善因寺显然不同于“荸荠庵”，它给人一种压抑，但小英子无疑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么庄严肃穆的地方，她依然大喊大叫，象征着不受羁绊的人类自然天性，象征着在自然田园中生长生活的自然之子蓬勃的生命力。当然，联系到作者自己的坎坷经历，小英子也可视作是作者的化身，汪曾祺多想在厄运、坎坷面前像小英子那么无惧无畏，保持旺盛的生命本色，可惜，汪曾祺只能在梦中、文本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现实委婉无奈的控诉。
因此，《受戒》其实就是作家对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理解，是对自己渴望的生活的描述，是对自由而淳朴的人性的歌颂。汪曾祺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它是命定的，正如小明子命定要出家当和尚，庄稼人命定要为收成与一日三餐一年忙到头，但人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命定，可以把种种对生活的戒律抛开，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正是创造力与情感，使人创造了风俗，而这种风俗就是对命定的抵抗。汪曾祺之所以喜爱旧生活，正因为旧生活中有这种风俗，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把全部的风俗都扫荡尽了。风俗不仅是仪式，更是当地民众的生活观念与生活形态，破坏了风俗，也就破坏了当地的生活。
3、结构特点
小说开篇先用两句大白话简单把明子引出，马上转而写环境：庵赵庄与荸荠庵。但作家又非平铺直叙一路写来，而是有穿插，有倒叙。按正常叙述顺序，开头这句“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应出现在小说的中间部分：先交待明海出家经过和经历，出家四年后，现在要“受戒”了。但如果依次行文，小说叙述就缺乏一波三折的韵味，显得平铺直叙。现在从中间起笔，仿佛作者要讲的是明海出家四年后的故事，其实，出家四年中的经历倒是叙述重点，四年后的“受戒”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是高潮也是尾声，其所以是高潮，正因有前面足够的铺垫，也与小说首句起笔有关。这句起笔既是开篇，定下小说回忆中的回忆的格调，又是全文的“起承转合”之句，避免了行文的呆板。仅一句大白话，却调节了作品气氛，包含了作品结构，蕴含着作品的主旨，是全文的文眼与中枢，其匠心独运，非大家手笔不办。
汪曾祺受戒鉴赏
汪曾祺，1920年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汪曾祺受戒鉴赏，欢迎阅读。
一、创作背景
《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两部作品比较后发现，两小说都有“回忆”的特点，但相隔了近三十五年，作家对往事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风格也完全不同。《庙与僧》严格说来，只是《受戒》的创作素材，作家对人生的理解，还停留在好奇阶段，并无成熟的见解。经过几十年的发酵，才酿成醇美清新的《受戒》。
二、创作பைடு நூலகம்的
汪曾祺把《受戒》当成一个梦来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已逝的梦，也是梦想。这是作家创作《受戒》的目的，表面上写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英子的活泼大方，他们对戒律的藐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已不复存在。于是，表面上欢快的《受戒》，便包含了作家的隐痛，表面上的初恋题材，表现的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三、小说特征
1、回忆性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
《受戒》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同时，又有作家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都融进了作家自己的感受。小明子出家时十三岁，四年后受戒时十七岁时，汪曾祺十七岁时也正经历着初恋，和善而儒雅的汪父（汪曾祺曾说“多年父子成兄弟”），还在他写情书时给他出谋划策。而小说中的小英子，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甚至也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比如小英子的父母和善能干，勤俭持家，一家人过着殷实的生活，这与汪曾祺家的生活情景非常相似。汪曾祺非常愿意始终像小英子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像小英子那样开朗活泼，但世事不如意，他又是男性，因此，只能抱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有点女性化，这种不争也是无奈的，因此，他的小说中多有这种不争而忍耐的人物形象。
2、风俗化特征
大量的风俗描写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而风俗主要保存在民间社会。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抒情性，但不是通过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正是通过对田园牧歌般的风俗的描写，营造意境，类似“借景抒情”。汪曾祺的小说中的写景，主要就是对风俗的描写。
《受戒》中描写荸荠庵的布局、小英子家的布局、善因寺，以及这些环境中的种种人物、行状的描写等等，这并非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闲笔，而是相当有关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背景，是主要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补充。作者曾说，“气氛即人物”，因为没有这样的气氛，便没有这样的人物。倘若没有荸荠庵与庵里和尚生活的介绍，明子的性格就会显得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小英子家那样的家庭气氛，小英子活泼开朗的性格便也不真实。如果没有庵赵庄那种不受戒律约束的整体生活背景，小英子与明子之间无拘无束清纯自然的初恋也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写庵里的和尚与他们的生活，如写三师父的种种行状，就完全与明子有关，写石桥、三师父，也就是在写明海。
对善因寺的描写，是汪曾祺小说风俗风情描写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宋人笔记”的风格。在此，风俗风情描写与人物的关系，作者用“蜻蜓点水”的笔法一笔带过：善因寺显然不同于“荸荠庵”，它给人一种压抑，但小英子无疑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么庄严肃穆的地方，她依然大喊大叫，象征着不受羁绊的人类自然天性，象征着在自然田园中生长生活的自然之子蓬勃的生命力。当然，联系到作者自己的坎坷经历，小英子也可视作是作者的化身，汪曾祺多想在厄运、坎坷面前像小英子那么无惧无畏，保持旺盛的生命本色，可惜，汪曾祺只能在梦中、文本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现实委婉无奈的控诉。
因此，《受戒》其实就是作家对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理解，是对自己渴望的生活的描述，是对自由而淳朴的人性的歌颂。汪曾祺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它是命定的，正如小明子命定要出家当和尚，庄稼人命定要为收成与一日三餐一年忙到头，但人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命定，可以把种种对生活的戒律抛开，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正是创造力与情感，使人创造了风俗，而这种风俗就是对命定的抵抗。汪曾祺之所以喜爱旧生活，正因为旧生活中有这种风俗，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把全部的风俗都扫荡尽了。风俗不仅是仪式，更是当地民众的生活观念与生活形态，破坏了风俗，也就破坏了当地的生活。
3、结构特点
小说开篇先用两句大白话简单把明子引出，马上转而写环境：庵赵庄与荸荠庵。但作家又非平铺直叙一路写来，而是有穿插，有倒叙。按正常叙述顺序，开头这句“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应出现在小说的中间部分：先交待明海出家经过和经历，出家四年后，现在要“受戒”了。但如果依次行文，小说叙述就缺乏一波三折的韵味，显得平铺直叙。现在从中间起笔，仿佛作者要讲的是明海出家四年后的故事，其实，出家四年中的经历倒是叙述重点，四年后的“受戒”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是高潮也是尾声，其所以是高潮，正因有前面足够的铺垫，也与小说首句起笔有关。这句起笔既是开篇，定下小说回忆中的回忆的格调，又是全文的“起承转合”之句，避免了行文的呆板。仅一句大白话，却调节了作品气氛，包含了作品结构，蕴含着作品的主旨，是全文的文眼与中枢，其匠心独运，非大家手笔不办。
汪曾祺受戒鉴赏
汪曾祺，1920年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汪曾祺受戒鉴赏，欢迎阅读。
一、创作背景
《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两部作品比较后发现，两小说都有“回忆”的特点，但相隔了近三十五年，作家对往事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风格也完全不同。《庙与僧》严格说来，只是《受戒》的创作素材，作家对人生的理解，还停留在好奇阶段，并无成熟的见解。经过几十年的发酵，才酿成醇美清新的《受戒》。
二、创作பைடு நூலகம்的
汪曾祺把《受戒》当成一个梦来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已逝的梦，也是梦想。这是作家创作《受戒》的目的，表面上写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英子的活泼大方，他们对戒律的藐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已不复存在。于是，表面上欢快的《受戒》，便包含了作家的隐痛，表面上的初恋题材，表现的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三、小说特征
1、回忆性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
《受戒》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同时，又有作家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都融进了作家自己的感受。小明子出家时十三岁，四年后受戒时十七岁时，汪曾祺十七岁时也正经历着初恋，和善而儒雅的汪父（汪曾祺曾说“多年父子成兄弟”），还在他写情书时给他出谋划策。而小说中的小英子，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甚至也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比如小英子的父母和善能干，勤俭持家，一家人过着殷实的生活，这与汪曾祺家的生活情景非常相似。汪曾祺非常愿意始终像小英子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像小英子那样开朗活泼，但世事不如意，他又是男性，因此，只能抱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有点女性化，这种不争也是无奈的，因此，他的小说中多有这种不争而忍耐的人物形象。
2、风俗化特征
大量的风俗描写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而风俗主要保存在民间社会。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抒情性，但不是通过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正是通过对田园牧歌般的风俗的描写，营造意境，类似“借景抒情”。汪曾祺的小说中的写景，主要就是对风俗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