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外交策略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外交策略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逐渐接受西方近代殖民外交机制，在被迫接受西方侵略事实同时接受西方近代国际公法观念，和戎外交和平解决中外问题，同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虽说有一定效用，但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外交是妥协屈辱的。

关键词

洋务运动；国家公法；和戎；以夷制夷

“合地球东南西溯九万里，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清朝被迫放弃传统的宗藩体制融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当中。为维持清朝统治，阻止列强新的攫取、侵犯而又维持中外和平局面对内进行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对外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外交策略。本文就洋务运动期间的清朝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和局之策进行简单分析。

一、逐渐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意识，据理力争

逐步接受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以及国际意识。

首先是对传统天下观的改变。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国内出现不少重新认识世界和评价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言论，尤以洋务派为代表。王韬提到“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至上的传统“夷夏”观。封建外交思想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近代的国际意识逐步萌生。

其次是西方国际法的应用，在新的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冲击下，国内逐渐接受了更多的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最明显的是接受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际间关系的准则，产生国家主权观念和争取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清廷内部不少官僚尤其是洋务派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性质的的条约，痛切地揭露了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奕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曾声称“凡条约所不载者，彼即多方要挟，无不以理坚拒”。

第三，洋务派主张自立――培养外交人才。洋务派代表之一奕提议：“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是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而后便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响、用人、持久等六项，促使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等课程。不仅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虽然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以妥协为主，但毕竟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观念，表现出对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体认，或多或少维护了部分利益。

二、和戎妥协，适当备战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放弃闭关自治，清政府内部许多官员开始思考中西两种不同体制，洋务派代表奕、李鸿章等主张“外须和戎”，而顽固派等企图以刀剑抵挡西方枪炮，最终经过争辩，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接受了洋务派主张。但是在和戎的背后，也相应作出备战，取得一些积极效果。

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等曾说过：“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虚骄务名者恒败，坚忍多略者恒胜”，建议忍辱以维持和局。当然这种和平外交并不等同于屈辱投降，一定程度上取得一定效果，为国内变法图强创造暂时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本性，对西方列强谋求经济扩张和政治控制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从近代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角度分析，这无疑是一种妥协软弱的思想。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大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面对19世纪中后期一个矛盾的时期，这种方针注定失败。

和平外交实施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不少人也认识到与洋人交往并非只靠口舌之争，中法战争爆发之前，驻外公使曾纪泽就曾在致总理衙门电文中指出：“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吾华果能实力筹备战守，彼将又作回翔……备战可以守和，示和则必致战也……莫如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在中外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备战自卫无可厚非，但是在此时期并没有多少实际效用。双方实力悬殊太大，如果列强认为时机成熟志在必得而蓄意发动战争，备战未必实际奏效。

洋务运动期间的清政府对外政策主要是“和戎”，面对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还只是刚刚蹒跚学步的婴孩。但清政府也并非完全听任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在与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也采取了按约理论、以夷制夷等策略事实上也得到过一些效果，可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外交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碍于实际形势只是螳臂当车不能阻止甚至加速了愚昧、颛顼的清政府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