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作者：王志立

来源：《商业文化》2012年第01期

摘要：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66-02

一、刘易斯拐点

自从2004年在珠三角出现“民工荒”开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方兴未艾。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蔡昉提出，中国的劳动增长速度变得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过去，毋庸置疑，中国会在2009迎来第一个刘易斯拐点，而且会在2015年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荣世芳（2009）通过对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出，我国在1997年就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张晓波（2009）通过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的工资收入的研究发现，在剔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仍然是不断上升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

与此同时。相左的观点也很强烈。樊纲（2007）则表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农村还有2.5亿-3亿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刘洪银（200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农村还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

学术争论智者见智，无需加以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09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余波尚存的情况下，中国俨然出现了“民工荒”与“加薪潮”。特别是富士康公司连续的跳楼事件、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等等，均以涨工资为终结的事实，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经济特征。

二、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确认识并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

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从此使得二元经济走向公众，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农村会有丰富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转移过程中，还将伴随着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这一趋势，同时有工资水平上升趋势。这一转移将持续到农村与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至此，二元经经济特征消失，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水平，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

在上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无需提高工资水平，即可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当农村劳动力不再富有，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此时，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工资开始上升，也即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此拐点之前，一个较低的固定工资水平，即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供给。此关系可以用下图（图1）简示，图中E点即为刘易斯拐点。在E点之前，在工资率为W*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资率水平不会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E点之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丰富，随着需求的增加，工资率水平必须跟着上涨，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由于中国长期具有二元经济特征，农村沉淀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较低的工资水平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如下图（图2）所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水平。再加上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出生高峰，经过一代人的时差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进而在改革开放期，我国年龄结构具有低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等特征。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整个国家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

图2 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没有对少儿和老人过度的抚养压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到1995期间，东南亚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比例在1/3-1/2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蔡昉，2010），这个数字与60年代的日本和70

年代的韩国基本相当。换句话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

人口红利是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由于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可以提供给经济发展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能够为经济提供一个增长源泉。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然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三、人口红利式微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两个标志性变化，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低出生率难以为经济提供充足的潜在劳动力。如下图（图3）所示，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峰值37.88，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18.25。在1987年之前，有少量上升趋势，随后基本上处于一路下降趋势。自上个世界70年代末，中国人口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的固定水平。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人口出生率长期下降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目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严重的萎缩，中国经济势必要寻求新的增长点。

图3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将在2030年出现，届时人口总规模将达到14.6亿。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届时将达到9.98亿，之后将一路下降。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长期以来也是下降趋势。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人口的另一个特征，也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考验，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势必被淘汰。换句话说，淘汰低技术含量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所致，只要能够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可以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转变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把传统产业改造成先进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的新的增长点。

四、加快人力资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