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论文-郭沫若创造性

一、郭沫若译著简介郭沫若的译作覆盖面广，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文艺理论、马列著作与科技作品等不同体裁。

他精通日、德、英等国文字，译作颇为丰富。

代表译作有歌德的《浮士德》(上卷1928年，下卷1947 年) 、《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 年）、雪莱《雪莱诗选》（1926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931 年）等。

在翻译的选材上，郭沫若非常注意作品的时代性，总是选择与自身生活时代极为相似的作品作为折射。

郭沫若选译的原著大多深刻反映下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对社会下层人物寄予了深厚同情的作品，借以揭露和控诉黑暗的旧制度和吃人的剥削社会；符合当时读者渴望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宣扬平等自由，号召反帝反封建，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

也与他本人具有的反抗性浪漫主义精神紧相吻合。

加以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因此译来有如神助。

他的文学译品，尤其是译诗，大多具有很强的魅力，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中国翻译词典》257 页)。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宣扬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这些激进的思想在郭沫若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他选择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是认为当时中国的五四运动很像歌德青年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是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变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反对封建束缚和专制暴政、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文化运动。

20 世纪20 年代前期，浪漫主义对我国文坛影响巨大。

郭沫若是受惠特曼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诗人，曾被称为“中国的惠特曼”。

惠特曼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个性解放和自我的张扬，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都是和“五四”前后的时代精神，和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要求相适应的。

郭沫若是新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主将，他的译论自然也带有这一色彩。

然而，受他当时文艺思想中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郭沫若的翻译理论也含有这样一些消极因素。

二、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思想及评析郭沫若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个情感丰富、勇于创新、具有典型诗人气质的人，郭沫若很快通过翻译在西方作家那里找到了知音，并很容易接受其人文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

追求个性解放。

受他当时文艺思想中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郭沫若的翻译理论也含有一些消极因素，他的翻译思想及其文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稚嫩、偏激、不尽客观到深刻、成熟、比较客观的过程。

他最突出的翻译观点是“创作论”。

“创作论”是郭沫若正翻译思想的灵魂。

郭沫若的“翻译的动机与效果”论在翻译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郭沫若非常重视翻译的动机，反对文艺的功利主义，认为它是艺术和文学的堕落。

他认为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强调“个人研究”在翻译中的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正确的动机和高度的责任感，要对作品进行慎重选择，要对所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尤其是要对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潮流等进行彻底考察，译者还要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广博的文学修养，才能具有驾御作品内容和语言的能力。

郭沫若特别强调译者涌动的创作冲动和激情。

郭沫若向来主张，译诗应该“循着原作的思想，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新的创造”。

郭沫若注重译家责任，重视译者主体性，强调译者主观感情投入，呼唤译界良好风气。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正确的动机和高度的责任感，要对作品进行慎重选择，同时强调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要对所译介的外国作家作品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尤其是要对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潮流等进行彻底考察，译者还要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广博的文学修养，才能具有驾御作品内容和语言的能力。

随着人生观与文艺理论的丰富与发展，20 世纪20 年代前期的一部分观点，郭沫若后来又扬弃了。

此后他根据切身的实践提出了“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的文学翻译观，提倡创造性的翻译。

他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

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

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

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谈文学翻译工作》，1954)。

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郭沫若还明确提出了独特的译诗理论：“诗人译诗，以诗译诗。

”强调译者对诗人创作的主观经验的感受和共鸣，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理论。

所谓“风韵译”，也可以叫做“气韵译”，是针对翻译文学的具体特征而提出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翻译理论，指翻译时不背离原文的意义，在直译、意译的基础上，两种文化意识的融合，两种语言的转换和审美风格的再度创造。

而且“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

要想做到“字句意义气韵”三者“不走转”完全取决于它的先决条件“（一）译者的语学知识要丰富，（二）对原书要有理解，（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作的能力。

”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注重原论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学思想卢丙华（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22语的意境与译语的传神，这对翻译文学中美学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郭沫若对翻译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郭沫若强调，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必须不失原作“风韵”。

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

针对翻译文学的具体特征而提出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翻译理论，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审美体验，注重原语的意境与译语的传神，这对翻译文学中美学观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郭沫若对翻译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他翻译的雪莱的诗歌被公认为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魅力，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

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他的诗便如像自己的诗。

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

”(《雪莱诗选小序》)郭沫若总结出来的这一方法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尤为适用，强调“以诗译诗”，不赞成移植和逐句直译，强调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进行思想与意识再创造的过程。

风韵译不但可以作为诗歌翻译的原则，甚至可以作为整个翻译文学的翻译原则。

三、结语郭沫若的创作和翻译在我国“五四”新文学、翻译文学及现代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郭沫若的一生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翻译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使读者享受到了西方的文学遗产，了解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思想、愿望，对民族思想文化的沟通起了极大的作用。

他对翻译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的翻译思想及其文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从稚嫩、偏激、不尽客观到深刻、成熟、比较客观的过程。

虽然他的“处女媒婆”论等曾招致了译界无数的争议与批评，但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思想所强调的“风韵译”、“共鸣说”和“生活体验论”等在翻译理论方面的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郭沫若的翻译思想的永恒的光辉。

参考文献：[1] 王秉钦．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91。

[3] 张万敏. 论郭沫若的翻译思想[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年11 月第26 卷第6 期。

[4]佘协斌、邹燕、陈静. 中国当代最具影响的八大译家与译论[J].外语与翻译,2005 年第1 期(总第44 期)。

[5] 杨琴. 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8 月.第24 卷第8 期。

[6] 袁荻涌. 郭沫若文学翻译思想管窥[J].贵州社会科学, 2003 年1 月总181 期第1 期。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科研课题“近、现代川籍学者的翻译学思想及成果研究”摘要：苏轼在徐州期间的诗作中首次使用“吾生如寄耳”的句子。

这是苏轼对“人生如寄”思想的反思和总结。

他在徐州的作品《放鹤亭记》、《宝绘堂记》、《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等应证了这种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的变化。

本文试图通过对苏轼“吾生如寄耳”思想内涵的初步探析，总结苏轼在徐州的文学创作思想。

关键词：苏轼；徐州；寄寓思想；审美价值；创作观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知府。

在徐州任内，他心系百姓，务实精干，深受市民爱戴。

他注重养炼、游历、交友，创作热情高涨，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其中名篇佳作的数目可观，如《放鹤亭记》、《宝绘堂记》、《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答吕梁仲屯田》等。

林语堂把苏轼在徐州的经历称之为苏轼的“黄楼时期”[1]，是苏轼“真正的生活”[2]的开始。

自此以后，苏轼才得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3]地走向他的“黄州时期”[4]，再一次实现了其人格魅力和艺术水准的升腾。

苏轼居徐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渐恶化的政治形势，自请外放的生活经历和与日俱增的自我反思，都推动了苏轼对人生价值、艺术创作的不断思索。

“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蚤。

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

”[5]在这首作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徐州的诗作《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苏轼首次使用了“吾生如寄耳”的句子。

其后诗作中又八次使用这个句子，以作年排列如下：元丰二年《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6]元丰三年《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

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7]元祐元年《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福祸，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8]元祐五年《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

”[9]元祐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10]元祐八年《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梦“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