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与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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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
更新时间:2009-10-28 |
[摘要]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至今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对比,进而讨论“产业升级”概念在我国现阶段的内涵,以及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中经评论·北京)在国外,产业升级的正式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Gemfi(1999)等人开始,在此之前人们主要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国际上对“产业升级”概念的理解与“产业结构调整”差别较大,“产业升级”指从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趋势。然而在我国,对产业升级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国内也存在与国际GVC 视角较为一致的“价值链升级”思路,并在近年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差异并不重视。目前尚未针对这两种思路进行比较和讨论,这一方面造成对“产业升级”概念的混用,另一方面,影响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讨论。在此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思路下(以下简称为“结构思路”和“价值链思路”)的已有研究进行综述。
一、“产业结构调整”思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我国基本没有“产业结构”的提法,研究内容与现在“产业结构”比较相近的,多数称为“再生产理论”、“经济结构” 等。改革开放后,学者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从最初的克服短缺和结构失衡,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问题,包括现实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新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经济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产业结构”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与研究的热点。
“产业升级”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吴崇伯是国内最早讨论产业升级的学者,他对产业升级的阐释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即“迅速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从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这就是上文提出的国内对“产业升级”的第一种理解--“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开始更多地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产业升级、体制转换与国际合作国际讨论会”会议秘书处(1997)总结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的研讨会,指出与会者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而且“90年代的产业升级已经从主要进行产业间比例调整,转向必须进行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产业升级也是“结构思路”的,并且重视了更细分层面的结构。
郑新立(1999)分析了我国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的原因:一是科技与经济分离的旧体制阻碍了产业技术进步;二是企业尚未建立起技术进步的机制,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技术进步投入明显不足的投资结构不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最后是技术资源的制约--重视引进而忽视消化创新。相对应,王子先则分析了开放情形下我国得以大幅度产业升级的主要原因: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开放政策产生了强大动力,吸收外商投资以及加工贸易都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原因。
进入新世纪,人们仍然非常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形式的产业升级。如伍长南(2002)对四大外商投资区利用外资产业升级的研究;喆儒(2006)关于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研究;靖学青(2008)关于产业升级测度的研究,都是典型的“结构思路”的代表。
此外,李培育(2003)研究了落后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局限性与竞争优势的适用性,他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产业结构调整”。韩霞的研究以“产业升级”为题,但在文章中,一直使用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一词,也是典型的将两个概念同等化的思路。
孙自铎讨论了我国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指出“结构调整思路应由产业升级转向产品、技术升级”,可见他开始重视非纯粹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产品、技术升级,但是将它们与“产业升级”对立或者并列起来。在价值链升级思路下,它们是属于产业升级中的类型之一。毫无疑问,他也属于将产业升级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阵营。类似的,蒋永志(2005)研究了我国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谈到了“产品在国际产业链条附加值低”的现象,但主要还是基于产业结构的分析,他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产业升级的内容是“经济(偏轻)工业化地区政府部门推进重化工业发展”。傅耀指出“ 产业升级是经济转型的内驱动力”,而“主导产业的更替是产业升级的核心”。
上述“结构思路”下的“产业升级”研究,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积极意义。
二、“价值链升级”思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在国外,Dieter Ernst最早使用“industrial upgrad-ing”这个概念,他在分析韩国特殊的产业竞争战略时指出,该国“通过章鱼式多元扩张进入不同甚至不相关的产业来扩张,而不是通过产业升级带来的知识累积实现”,韩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管理仍然压倒性地由‘产品偏好’思路统治着,我有点怀疑其设计与产品开发能力要如何、以何种程度获得进展”,意指韩国偏重产业结构变迁而忽视内在能力的提高。可见在他的认识里,“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差异很大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其实主要来自发展路径和实践的差异。
Gemfi等(1999)关于东亚服装产业的一系列研究,开始了正式的、非“结
构思路”而是“价值链思路”下的“ 产业升级”研究。这种思路下,一国(地区)的产业被视作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产业升级可以看成该国(地区)的企业以及产业整体在价值链上或者不同价值链间的攀越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统计上的产业结构变迁,更重要的是增加价值获取,以及企业增加值、国家税赋、劳动者收入、企业与国家形象乃至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改善。
Gemfi等(1999)具体分析了从OEA到OEM、再到ODM和OBM的升级阶段,提出了两种价值链形式:生产者驱动型(如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与重工业)和购买者驱动型(如鞋、服装、家具、玩具)。Kaplinsky则指出有效地产业升级研究需要深入了解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因素,而全球价值链的收益的根本来源是多种优势禀赋所带来的“经济租”。他发展了J.Humphrey等提出的四种产业升级方式:工艺(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间升级。其中,功能升级类似于上文Cemfi等(1999)关于OEA等阶段的升级模式,可以是不变化产业结构的情况下提高价值创造的升级模式。而价值链间升级,也就是跨产业升级,即产业结构调整。这四种方式,全面概括了产业升级的外延形式,上述研究事实上也构筑了“价值链思路”下产业升级研究的基石。
基于这个思路,近年来国内学者展开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张耀辉对“产业升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仔细剖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传统理解的积极意义,但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应是高附加值产业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并提出,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创新与产业替代的过程,而产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面。潘悦(2002)研究了由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的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认为产业升级“呈现出如下阶梯状演进: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和出口一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一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一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OEM和 ODM)-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但是对于产业升级的测度,他使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611家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研结果,并采用对生产阶段(零部件、中间产品还是组装)的统计进行判断,并以此判断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显然,无论是从机理上,还是指标,或者数据方面,都还不全面。
此外,还有对CVC理论这一“产业与贸易研究的新范式”进行了综述性的研究(张辉,2007;汪斌等,2007);对特定区域嵌入cvc的不同驱动形式以及升级方式的研究(张向阳等,2005);对价值链治理促进与阻碍特定产业升级的案例分析(文娉等,2005);也有从比较优势演化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升级问题(张其仔,2008)。李晶(2003)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时,将“中间品国产化率”作为产业升级的度量指标,显然反映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但这也为“产业升级”的测度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梁琦等对长三角区域内16个城市 1998~2003年的相关数据的计算,分析中直接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相对来说过于简单。隆国强借助经典的价值链“ 微笑曲线”图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三个方向:产业间的升级、向资本与技术密集以及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的升级,与国外学者概括的“价值链间升级”和“功能升级”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