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看汉语音系的演化

从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看汉语音系的演化

从苗语和汉语的历史比较看汉语音系的演化

麻荣远龙文玉

向来研究汉语的声韵系统及其变化都只在汉语系统内部进行，而罕有与亲族语言进行系统的比较者。虽然也有人以日本、朝鲜、印度等语言的语料做为参照，但都与语言学意义上的历史比较法无涉。可是王力先生说：“汉语的亲属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将来东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了伟大的成就的时候，汉语史上的许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汉语史稿》p11）汉语音系的演化属于汉语史的范畴，因此这个问题局限在汉语内部就难获进展。梅耶也说：“一种语言只要是孤立的，就没有历史可言。”所谓“孤立”即指还没有跟同系语言进行成功的比较。

一．

关于苗语和汉语和亲属关系

在汉藏系中，苗语和汉语最为接近，它们的亲属关系也早为国内多数学者所共识。可是美国的白保罗对苗语和汉语间究竟是发生学上的同源还是类型学上的相似提出了重大质疑，接着国内学界亦有随附。现在经过系统的比较（详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一书），应该说苗、汉语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已经不再有任何悬念。因为以往所谓同源词和借词难以区

分的难题已经被彻底解决，该书列举的同源词已经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上千个。这还只是举例性质的，如果写一部关于苗、汉语同源词的专著的话，三倍于此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下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精髓在于“特殊的相符”或“细节上的相符”。梅耶说：“那种以为有一种水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的想法实在太自然了。所以不会是什么民族的特点。可是在每个印度-欧罗巴民族中都或多或少碰到这样在一个巨桶里酿制‘长生水’的传说，这个传说还加上假未婚妻的故事或神仙和恶魔搏斗的传说。可见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情节。这些特殊的情节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它们的结合决不是偶然的。”他还反复说：“在显而易见的相似点所指引的可靠途径上，常常出现可供佐证的独特细节”，“两种语言间相符合的事实越特殊，它们的证明力就越大。所以例外的形式是最适宜于用来确定一种‘共同语’的形式的。”（岑麒祥译A·梅耶《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方法》）苗语和汉语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点”任何一个有语言学常识的人都能感觉到。问题在于怎样找到和确认那些“例外的”“特殊的”相符。

语言学家们都说汉藏系语言缺乏构形变化，但往往有例外。比如：

一般来说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可是人和表人名词例外。古代汉语里，人的复数形式是民和众：苗语称人为nex“乃”，

复数形式为zos或zongs。表人名词（或代名词）的复数形式，汉语是在名词后加“们”，苗语则加mex“迈”。

古汉语和苗语的二身称代词都有专门的领格。古汉语用“乃”，苗语用nangd“曩”。

古汉语形容词的比较级是在形容词前加比较副词“加”，如“加多”“加少”“加劝”“加沮”等。苗语的比较副词为ghad，与加同音。

表示存在的动词汉语是“有”，苗语是是mex。与其它动词不同，它们都有复数形式，古汉语是“多”或“蒸”、“烝”，而苗语是deid。这种用法，《山海经》最为多见。如“阳华之山，其阳多金玉，其阴多青雄黄…其上多铜。”（山海经·中山经）《诗经》则用“蒸”或“烝”。如“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豳风·七月）这儿的“多”、“烝”是“有很多”的意思，如果不是强调“多数”，则用“有”，所以说这样的“多、烝”是“有”的复数形式。

苗语和汉语的这些特殊形式在细节上也完全相符：“众”和zongs同音；“们”和mex“迈”相近；“乃”和nangd“曩”相通；“加”与ghad相同。

以上所举的是许多特殊“例外”——那“巨桶里酿制的长生水”——中的几个典型个例。有了“显而易见的相似点”为基础，又有这许多在细节上的特别相符，苗、汉语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就不复存在在悬念。又由于上举共同形式的时间

可以肯定是先秦时代，因此广义的先秦古汉语就应该是汉语和苗语（可能还有同系其他语种）的共同基础。

二．

关于“古汉语”

论及汉语音系的演化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古汉语？什么是汉语？

上文我们已经用到“古汉语”一词，许多论著也常用这一概念。但是在许多论著中，“古汉语”一词的内涵是并不清楚的。“古汉语”又常称“古代汉语”，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这样解释：“古代汉语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大致说来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这一提法是针对当时的教学目的和内容而言，而且是在汉语还没有同亲属语言进行成功的系统比较之前，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古汉语”或“古代汉语”理解成“古代汉族所说的语言”，甚至不加任何证明便把甲骨文时代的语言也径说成“殷商汉语”那就不止是不够严谨的问题了。因为从常识知道，汉族因汉朝而得名，是许多华夏及蛮夷民族融合的产物。自殷商而西周、而东周、而所谓先秦，到汉代及以后的汉语并不是同一语言的单线式的历时演变。先秦“古汉语”除了是自汉代而后的汉语的父亲之外还有它的叔叔伯伯以及舅舅和姨

妈等。到了汉代以后呢，除了汉语还可能有它的弟弟妹妹或表弟表妹等。因此，有必要给“古汉语”、汉语重新予以定义。

就狭义而言，本文所说的“古汉语”指的是记录在先秦文献上的一种书面综合体系。它并不是一种具有统一的声韵调、统一的表达方式的共时系统，甚至也不是以某种“雅言”为基础的可以通行于各个方国的口头语言。从广义上说，“古汉语”是指许多有近亲关系的方国语言的总和，（姑称最小公倍）。毫无疑问，后世的汉语就是从这许多有近亲关系的方国语言产生出来的。但由此产生的从已有证据看至少还有苗语。

各方国的语言间多多少少都有一部分共享的词语和相同相近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后者。这姑称“最大公约”。方国文字的状况也和语言类似。文人在行文时，如果遣词造句都在“最大公约”范围之内，就容易理解。当“最大公约”不足以表达文意时（发生这种情况是必然的、经常的），便用方国母语成分做为补充。这些新加入的成分如果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接受并被不断重复和模仿，就会上升而成共享信息的新组分。新组分不断增加，从而共享部分就不断扩大，使书面综合体的表现能力也得以不断提高，否则昙花一现即被淘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古汉语”。但就算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已经著于竹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