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学良看_东北易帜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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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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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

从张学良看“东北易帜”

马娟娟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230031)

摘 要:张学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发动的“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对历史的进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在此从张学良发动东北易帜的背景、张学良的厌战心理、对东北利益的考虑以及来自日本的压力等方面,剖析易帜的原因。

关键词:张学良 “东北易帜” 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4.33 文献标识码:A

Thought on “Changing Northeastern Banner” from Zhang Xueliang

MA Juan-juan

(Anhui University Anhui·Hefei 230031)

Abstract : Zhang Xuelia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Changing Northeastern Banner” and “Xi'an Incident”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From the background of “Changing Northeastern Banner”, his hating war emot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northeastern benefit, and the pressure of Japan, I can analyze the reason.

Key words : Zhang Xueliang; “Changing Northeastern Banner”; Reason

1928年12月29日,东三省一齐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中宣称:“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 服从国

民政府, 改易旗帜。”[1]

结束了长久争论的东三省易帜问题。东三省易帜有着许多意义: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实现了全国在形式上的统一,粉碎了日本分裂东三省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等等。所以东三省易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件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件。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们往往注重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却忽视了其在“东北易帜”中的表现。在此尝试阐述张学良在国民党、日本及其他军阀的压力下选择易帜的原因,以期对东北易帜有更具体的了解。

一 易帜问题由来已久,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以前就已经有南北妥协的声音。但是声音还不是很有影响力,蒋介石也没有很好地重视过。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桂三大派系发动旨在统一全国的国民战争。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奉系张作霖,面对北伐,顽强抵抗。最后北伐军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张家口等地,直逼北京、

天津地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决定退出京、津地区。在北伐

时期,张学良特意从河南前线跑回北京, 规劝其父张作霖不要打仗, 撤兵东北,可见,他早已有易帜的决心。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的去世给东北易帜带来了很多变数。张学良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快速回奉,稳定三省内的局势,之后才对外宣布消息。这一突变和一系列的部署,使原先南北妥协的计划延迟了。但是张学良一直都有易帜的决心,并一再申明“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之一部分”,愿意根据平等之和平条件与国民政府谈判。在稳定东北局势后张就专心于易帜事宜。

从1928年5月30日至12月29日的7个月中, 张学良经过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代表的多次谈判, 先后在京津、热河、滦东易帜,有学者把东三省易帜与前三个合称为东北易帜四个步骤。

曾业英在

《论1928年的东北易帜》一文中予以驳斥,他认为:“所谓热河易帜不过是张阻止蒋军事占领热河的一个应急措施,从

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个骗局”

,“所谓滦动易帜也仅仅是蒋介石为打破谈判僵局所采取的迂回措施”

。他反对在此夸大张的个人作用,张选择易帜“只是个人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的配角”

。这四个步骤正反应了最后东三省易帜的一个脉络,正是前三个地

方的逐渐易帜才会有最后唯一一块地方的归顺。京津、热河、滦东三个地方的易帜不是张控制的范围内,只有东三省易帜张

个人能发挥很大作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与历史背景相联系的,

张控制着这三个地方,但是其根本利益还是在东三省,当国民军进行北伐时,奉张无法保留在这三个地方的利益时只能放弃。如果没有日本的觊觎、国民政府的逼迫,张也不会选择易帜,所以从历史环境的变化上说是有一定联系的,环境的不断变化导致了相同的易帜决定。 二 东三省是否易帜,怎么易帜,什么时间易帜?这些问题在张作霖去世后迫在眉睫。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易帜,遵从三民主义。促成张易帜的因素有很多,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错综纷杂,所以不能把张选择易帜原因简单化。张选择易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张个人因素,二是日本干涉,三是对国民政府的考虑。 (一)利益和厌战

作者简介:马娟娟(1986.7—),女,汉族,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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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大部分人都认为张在“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中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精神,有抵御日本控制的民族情感。这点诚然不能予以否定,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基本情感还是有的,“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2],面对日本大使林权助的威胁他发出了这样的强烈回应。张当时选择易帜是从中国人的利益出发的。当时摆在张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维持东北独立,不跟随任何一方;一是选择遵从三民主义,服从统一;一是完全倒向日本。当时对于东北问题外界众说纷纭,有人揣测张的想法,有两种最可靠,据说当时还得到奉方有关官员的默认,一是“东三省得罪日本祸近,但又不敢得罪国府,只好双方周旋,以维现状”[3];二是“主义不过是幌子,我父仇须报,国仇须复,须知依赖外邦结具,国人纵不伐我,临邦必不生我”[3]。不管选择哪一方,都是出于最大程度上保留东三省利益出发的。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呀!”[4]但是张知道这个皇帝是要处处受日本限制的:“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以保存下来,那我就变成了日本的傀儡了,你那傀儡不好当的很呐。”[4]要做日本人支持的东北皇帝,东北利益是无法保留的,所以张肯定会放弃与日本的媾和。利益是张考虑易帜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还与张个人的厌战心理有关。张回忆说:“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这内战我是恨透了。”[4]张多次表达了他的厌战心理和理由,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厌战的五条理由:相互厮杀;人才流失;日本虎视眈眈;战争破坏力强,但建设很少,以致百姓流离失所;应该用打内战的人力、物力一致对外。长期的战争经历,使他目睹了生灵涂炭,阅尽人间灾祸,长时间的战争经历产生了对战争的倦怠是在情理之中的。

(二)国民政府的能力

正如张回忆的那样,选择日本毫无意义可言。独立的话,以东三省一力与国民政府和日本抗衡是不可能的。在权衡附日还是附国民政府的利益基础上,服从国民政府是最大利益的体现,也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张考虑选择依附国民党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为张要在确认了国民政府有抵抗日本外交压力的能力后才能放心易帜,这是重要的因素。他说:“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5]因此在张学良看来,除了归附南京政府外别无选择,只有归附南京政府,对日抗衡才有后盾,东北才有安全的保障。为保障东北权益,易帜要以南京政府不干预东北事务并保证其奉系集团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为前提条件的。

(三)日本压力成为动力

日本一直不断干涉奉张易帜,在与老张的满洲铁路问题上谈不拢,日本就炸死他。小张刚掌握东北局势,日本就不断派大使来警告和威胁。在张学良刚宣布父亲的死讯后,林久治郎就奉田中外相的命令访问他,向张转述了日本的态度:“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2]日本之后一直强调保境安民的重要性,一方面采取口头警告,放狠话:“根据对方之态度,施以强硬一面”;[10]另一方面日本对东北三省高层进行利害分析,用温和的语气说服东北高层。在一份备忘录中,日本就用温和的语气表明了帝国政府的态度:“中国之长期战乱之结果,陷一般国民生活于极度不安与困窘之中,在中国之外人,亦难安居从业”,[6]所以“帝国最为重视者,乃维持满洲之治安”[6]。用合理的理由掩盖、粉饰其干涉行为:东三省对日本有“深刻而又特殊的利益关系”[6]。正是满洲对日本有巨大的诱惑力,它的态度才会不断反复,以确保维护权益。日本关心的是利益,而不是奉方是否与南京妥协,田中首相在一次声明中表示:“日本欢迎志在统一中国之任何办法,故若不危害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则殊欢迎奉方与国府之妥治”。[6]但是日本阻碍妥协是肯定的,因为统一的中国肯定会损害日本在满洲的权利,所以日本一直致力于分裂满洲的活动。

早在7月初,张学良就发表通电说:“学良爱国爱乡,不敢后人,绝无妨碍统一之意。”[7]但是在日本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下,20日左右,奉张决定与南方延期妥协。因为他从对外关系考虑,有一种日本可能介入、“易帜生祸乱”的危机意识,认为:“南北的气氛对自己不利,越勉强行事越将陷入困境。”延期易帜并没有改变易帜的决定,张在1928年12月发给国府的一份电报中阐述了易帜推迟的原因以及决心:“东省易帜,早当实现,所以迟未能愿者,其原因决非东省内部问题,实由于东省僻处东北,毗邻日俄,有特殊情形,不能不有所顾虑。”[6]如果国府能很好抵挡住日本的压力,东北易帜应该速度会很快的。但是日本采取的高压外交政策,使奉张更加坚信日本对东三省和自身的利益毫无帮助,外在的压力变成了内在易帜的动力,这也许是日本没想到的后果。

张的“东北易帜”是许多历史因素错综复杂互相制约斗争的结果,这中间有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拉拢妥协,也有美国直接、间接作用的影响,但张学良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张作为一个军阀,有着军阀不可避免的毛病,比如不懂民主、法制,“奉方对党治毫无所知”。但是张知道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有的爱国情怀,知道舆论的力量。所以在面对日本的威胁利诱时,他甘冒风险,坚定地团结新旧俩派人物,一起选择同国家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道路。综上,张在“东北易帜”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张学良将军资料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

社,1996.

[2] 王鹏.张学良与东北易帜[J].纵横.2005(12).

[3] 东北问题传说纷纭[N].申报,1928:248-690.

[4]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5] 张魁堂.张学良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6]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

[7] 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8] 窦应泰.张学良遗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琰 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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