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幽默史简述

中国幽默史简述

幽默一词的美学概念在中国出现很晚，但作为喜剧范畴的幽默传统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可靠史料记载，中国幽默的起源至少可溯自先秦。公元前八世纪（西周末年）前后，宫廷中即有用“优”之风。优是国王、贵族的弄臣，专以讽刺调笑为业，史称俳优。俳为杂戏、滑稽戏之古名，优即演员、艺人之古称。国王行事不当，不能直接批评，就由优来进行调笑，以达到讽谏的目的。当时有一条不成文规定，优即便说错话也不算犯上，不可定罪。然优即运用说俏皮话、滑稽模仿表演等手法，以戏谚、隐喻等幽默方式嘲讽时政或取悦国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优孟、优旃、淳于髡等一大批优人，把他们称为“滑稽”人物。俳优堪称中国最早的“幽默家”，其寓庄于谐、滑稽调笑、讽谏时政的传统对中国幽默艺术尤其是滑稽戏和喜剧性曲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封建时期，俳优的职能有所变化，改讽谏帝王为戏弄臣下，形成了早期戏剧——参军戏。

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史籍中，收集了大量寓言故事、民间笑话。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现象的风趣讽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质朴含蓄、言简意赅、不动声色的幽默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诗歌集成《诗经》中，也记录了大量以幽默为特色的民谣、诗歌。先秦的俳优、散文、诗歌中的幽默情趣并非偶然，而是以当时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中国幽默喜象征、好讽喻、重教化的特色和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从一开始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幽默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阶段。与当时思想界反抗封建纲常束缚、蔑视谶纬迷信统治的背景相适应，形成了言论谐谑、举止放浪的“魏晋风气”。三国魏邯郸淳所撰《笑林》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笑林》承袭先秦俳优、诸子寓言以笑话作规劝、讽喻手段的传统，以讲故事的口气叙事，以夸张和漫画式笔法写人，虽短小而形象生动，虽简单而爱憎分明，生活气息浓烈，艺术风格轻松幽默，使人在捧腹大笑之际领悟作者嘲讽、鞭挞腐朽落后现象的用心。魏晋时代的文人名土如孔融、阮籍等的散文和诗歌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多有讥讽，诙谐幽默之辞比比皆是，影响了一代文风。晋末大诗人陶渊明更继承了《诗经》开创的诗歌幽默，于温恬淡泊的诗词中寄托了宁静达观的幽默，达到一种优雅、纯熟的境界。中国幽默与讽刺合流以触及时政的特色，在魏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魏晋以后，中国幽默的发展主要在于戏剧方面。古代俳优经唐的参军戏、宋的南戏。到元代时达到了高峰。元杂剧的宾白富于幽默，机智的特点，人物形象刻画生动、风趣，标志着中国喜剧艺术的成熟。元杂剧名家关汉卿、王实甫、郑廷玉、白朴、李寿卿、康进之、石子意等创作了《望江都》、《救风尘》、《西厢记》、《看钱奴》、《墙头马上》、《度柳翠》、《李逵负荆》、《竹坞听琴》等一批喜剧佳作，为中国幽默宝库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明清时期，中国幽默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兴盛阶段。除了在戏剧领域里的卓越成就外。幽默艺术在话本小说、讽刺和幽默短篇、长篇小说、散文、诗词等方面大放异彩，出现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大量抱蕴幽默情趣的文学作品，塑造出孙悟空、猪八戒、李逵、张飞、刘姥姥、济公等栩栩如生的幽默性喜剧形象。明清时代的笑话作品更为丰富，流传面也愈加广泛。富有民族特色的喜剧性曲艺品种如相声等渐具雏形，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幽默样式。

中国幽默发展的第四次高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幽默”这一美学术语的引

进和介绍推广，幽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把幽默作为一种艺术主张来加以提倡并开展研究和实践的人，是“幽默”这一译名的首创者林语堂。在林语堂之前，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1906年所撰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议及Humour，汉译为“欧穆亚”，认为是人生观的一种，但并未展开论述，此后也未见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说明定“幽默”为汉译名的缘由。“幽默”一词作为外来语的译者，与中国古汉语词语“幽默”（作“寂静无声”解）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流传，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内涵美学概念的新义取代了。自二十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鲁迅在自己的杂文、小说、散文诗、诗歌、故事等的创作中形成了“感而能谐，境而多讽”的独特幽默风格，写出了《阿Ｑ正传》、《孔乙己》等名著和一大批深沉含蓄、感情浓烈、讽喻辛辣的杂文，塑造了阿Ｑ、孔乙己多充满中国民族特色的不朽的默典型。鲁迅还对幽默理论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从实践和理论上为幽默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范例。

除了鲁迅以外，当时中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老舍、钱钟书、沙汀、张天翼、赵树理等一批以幽默为武器，刻画生动、讽刺犀利、爱憎分明的幽默讽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骆驼祥子》、《围城》、《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小二黑结婚》等及其所塑造的形象。在中国幽默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丁西林、陈白尘的喜剧《一只马蜂》、《压迫》、《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继承了中外传统喜剧的幽默风格。代表了戏剧幽默的发展方向。袁水拍的讽刺诗集《马凡陀的山歌》集嬉笑怒骂于幽默歌谣的形式，把诗歌幽默的战斗性集中而有力地体现出来了。在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形式都程度不一地受到幽默的渗透，还产生了一批以讽刺性幽默见长的新体裁，如杂文、相声、漫画、独脚戏、滑稽戏等。以倡导、传播幽默为宗旨的幽默杂志首次在中国出现，表明幽默这一外来的美学概念已逐渐取得了立足之地，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被人们认可，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越来越引起广泛的重视。

１９４９年以后，幽默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幽默曾经一度繁荣，突出表现为喜剧性作品的丰收。小说、戏剧、曲艺、电影等佳作叠出，幽默形象源源而来。小说有赵树理《三里湾》中的“常有理”、《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等，戏剧有老舍《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女店员》中的齐母、《西望长安》中的唐石青等幽默形象出现；讽刺喜剧有《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布谷鸟又叫了》、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等，电影有喜剧片《李双双》、《女理发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相声有《买猴》、《开会迷》、《夜行记》《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等。五十年代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幽默艺术中道衰落。六十年代初，随着杂文创作热潮的兴起，幽默艺术再度复苏，突出地表现为在杂文中以幽默手法伸张正义，褒扬真善美，讽刺歪风邪气。马南村（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是这种战斗性幽默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幽默为主要手段的艺术体裁如喜剧、相声、漫画等均遭禁止，但以“政治笑话”、“幽默诗词”等形式出现的幽默仍在民间流传。

十年“文革”结束后，从即刻发韧的“嘲讽文艺”，到稍后的“反思文艺”，及至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改革文艺”和中期以来的“探索文艺”，中国幽默几乎经历了人类幽默发展史上的所有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