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结构的音乐性的形式功能

小说结构的音乐性的形式功能

【摘要】小说史上有不少作品以音乐术语命名，或在结构上模仿、借鉴音乐技术，使得这些小说多少带上了不同面向的音乐性。这些命名与模仿实际上意味着小说结构上的一些特殊功能。文中尝试从线性叙事的空间化、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象征以及音乐性结构所预示出的小说这种模式之外的光芒三个方面来阐述小说结构的音乐性的形式功能。

【关键词】现代小说；结构的音乐性；形式功能

我们常会见到诸如奏鸣曲”、赋格曲’、交响曲”、变奏曲”之类的对文学作品结构的音乐暗喻(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者方面都是如此，前者如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戏剧《鬼魂奏鸣曲》(1907)、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曲》等)。在这些暗喻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一个纯粹的音乐结构轮廓。还有更多的小说则直接模仿或借鉴具体的音乐技术，如著名的“复调”。在巴赫金那里，复调这个词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无奈的最好选择，但这个词所勾划出的小说的结构性图景却令人眼前一亮。那么这些暗喻或模仿是否意味着小说结构上的某些特殊形式功能?本文尝试从线性叙事的空间化、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象征以及音乐性结构所预示出的小说这种模式之外的光芒三个方面来阐述小说结构的音乐性的形式功能。

一、线性叙事的空间化功能

线性叙事的空间化功能至少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如沈从文《看虹录》的外在的空间化，指在叙述上有意识地模仿对位这种叙述而形成的，包括昆德拉式的文体杂糅；一是在思想、声音、叙述角度等层面上形成的内在空间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式的复调为代表。但二者有时并不能截然分开。

由于时间艺术的线性叙事特征，从小说的叙述来看，永远都只能是一维的，然而小说的雄心确是任何一种文体都无可比拟的：在线性时间中＼随心所欲”地膨胀某一个时间点，使这个时间点尽量靠近世界的驳杂。米兰·昆德拉早就说过，“从小说历史的开端起，小说就试图避开单线性，在一个故事的持续叙述中打开缺口”。

福楼拜也对《包法利夫人》中关于农业展览会场景形容道：“所有事物都应该同时发出声音，人们应该同时听到牛的吼叫声、情人的窃窃私语和官员的花

言巧语。”而这正是任何的语言叙述所不能够的。因为叙述本身就是建立在可以如此来理解世界的一种假定性基础上的。早在1759年出版的斯特恩的《项迪传》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振聋发聩的嘲讽，以致到今天，诸多的所谓的流派先锋们的创新依然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比如解构主义大师米勒就认为：“《项迪传》自始至终都在对所谓连贯完整的生活故事加以解构和戏仿。该书告诉我们，所有叙事线条在形成之时都有违这么一个事实：叙事无法开场，一旦开场，也无法持续向前发展。倘若它无视这些不可能，开始持续发展，它就再也无法停下来，也永远不会到达终点”。而这些，可以巧妙地借助于音乐的结构技术创造一种新的时间关系，使得一个复杂多面的形象可以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这一条直线实际上与之前的或之后的线彼此蕴含着，想象中是可以并置的。小说叙述在这里不只是在狭窄的单个时间通道中纵向发展，而是同时在横向空间中扩张。

虽然外在的对线性时间的思考和试验，看起来总是显得极端、甚至怪异，以至于看起来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但作为一种对小说可能性的探索，以及这一探索过程中所承载的艺术门类裂缝间的风景，却也不能忽视。比如《看虹录》中，言在此意在彼，既描述了事实上的对话，又强调了言与意的同时性特征，作者的有意如此安排(作者对音乐叙述的理解)，虽说也是在有意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当能够会意此处的“对位”用心，此处的线性叙事(印刷上的顺序)自然神奇地叠合成一种新的时间顺序：空间上不能忽视的并列的新内容，从而彰显出的小说的结构性意义。《看虹录》另一个层面上的空间化功能是，因为小说整体上犹如一首音乐作品，特别是对读者而言，几如聆听音乐，但由于小说语言的所指依然在一定范围内折射出丰富的象外之意，比如著名的“白合花”、“小阜平冈””等，时间过程中完整的“引子”、“发展”、“尾声”的叙事通道之外，同时回响着小说固有的情境性声音。而且，如果非要以故事性来衡量，小说其实也并没有完全丢弃讲述的欲望：三十分钟内二人之间的挑逗、交流。然而在现代小说史上，这已经是极为触目的了。而对于众所周知的昆德拉的小说借鉴音乐结构问题，在吴晓东看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可能标志着这类复调式的文体杂糅小说的一个极限，再往前走几步，就会越过“小说性”这一界限。这一界限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创作当中实际还有走得更远的挑战。只是这种挑战有时只

能成为纯粹的试验，无法承担小说终究是要负起的历史与社会责任。这是外在结构上的空间化尝试。

至于复调所自然形成的内在空间的拓展，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反复强调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结果，是人对自身重新审视、定位，以及现代艺术视角的向内转，另一方面从众多作家本没有意识到自身作品借鉴或模仿音乐结构，却被读者认为具有音乐化音乐性特征时，以及叙事视点的转换或多重视点造成的破碎空间”，都是复调结构带来的空间化效果。比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等作品，由于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对人的视觉冲击力毁掉了线性的深入感受，出现感觉的拼贴，小说语言上的能指颠覆所指的反线性叙事。

二、一种世界秩序的象征

秩序是文化得以形成、建构的重要条件。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形式更根本地反映了作家的思维方式和他认知世界传达世界的方式。”从小说创作上来看，对音乐结构的借鉴或模仿，既是对小说本身结构的清晰化，对小说可能性的一次“僭越”，更是新的看待事情方式所决定的世界秩序的象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艺术的媒材直接决定了艺术作品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结构方式，特别是在被称为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这两大范畴之间。莱辛的《拉奥孔》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世界或生命结构的化身，是叔本华所谓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而这种结构在小说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小说结构的音乐性，达成了哪些小说原来做不到的东西?任尔夫认为小说中借鉴音乐结构，具有美学统一功能。因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许多小说既已丢弃了传统的线性故事讲述，沉迷于挑战、解构一切现存秩序，但你实际上只要是创作，只要不完全地丧失可理解性，就必须还存在这样一种“挑战、解构”的秩序，于是他们急于找到一种新的美学统一办法。而不少作家都将目光瞄准了音乐，而且主要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结构形式。比如郝胥黎的《点对点》，因为正如题目所示的，小说结构上似乎有了一种保障，小说中出现的现代都市生活的零碎可以被缝合，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发出独特的声音。这也正是《小说的音乐化》一书中一再强调的功能之一，即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所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