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天。

四是城市旧区和“城中村”改造中存在“大拆大建”现象。

“大拆大建”导致拆迁纠纷剧增，社会矛盾激化，同时还形成大量因拆建产生的被动性住宅需求，加剧了住房的供需矛盾。

一些地方在拆建过程中，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损害了城市肌理，在带来“千城一面”的同时，还使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难以传承。

(二)人居环境质量不高
1、居住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整体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但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条件普遍很差。

2008年底全国还有1148万户家庭居住在各类棚户区中。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修建的老旧住宅成套率低、配套设施不完备、居住环境差，迫切需要更新改造。

“十一五”期间，各地房价普遍出现快速增长势头，房价的增幅远超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普通居民改善住房的难度加大。

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量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加剧了普通居民的住房困难。

2、居民出行不便捷
一是大城市交通拥堵严重，且呈蔓延之势。

特大城市主要路段全天的道路饱和度超过70%，城市中心地区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普遍低于每小时20公里。

上海城市中心区50%的车道在高峰时段道路饱和度达到95%，平均车速仅10公里／小时；2006年北京市民的平均通勤时间达43分钟。

二是城镇群综合网络交通建设缓慢，枢纽布局不合理，各交通方式之间衔接不畅，交通运行效率低。

三是区域轨道交通发展尚在初级阶段，城市之间、产业区与港151和机场间的联系主要依靠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建设规划与城镇群发展布局协调不够，所建线路流量差异很大，早期建设的线路因沿线城镇的发展，近乎成为城市内部快速路；大城市地铁线路不成网络，与公共交通、区域交通等缺乏有效的衔接，制约交通组织效率的提高。

3、社会服务设施建设难以满足需求
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教育、医疗资源丰富，但为周边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不足。

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级医院、文化站馆、图书馆、体育设施、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匮乏，缺少日常维护和管理
经费。

社会设施服务水平难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城市外围和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服务设施建设跟不上，布局不合理。

4、城市生态安全存在隐患
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水源单一，供水系统脆弱；城市供水系统普遍老化，二次污染和渗漏问题普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60亿吨，并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城市周边存在大量“垃圾山”；大气污染加剧，一多半城市的居民生活在三类及劣三类大气环境条件下；城市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因气候原因或人为事故造成城市功能瘫痪的事时有发生。

(三)体制机制难以满足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要求
1、城市外来人口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外来人口在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无法分享城镇化成果；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与公共管理不衔接，难以建立全国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相关的系统性配套改革不到位，难以对人口集聚产生切实的推动；缺乏适合低收人群体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不利于外来人口向市民转化；政府的管理体制机制，还难以适应城市流动人口增多、社会冲突增加、社会事务管理难度加剧的现实需要。

2、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成为矛盾焦点
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管理制度，造成乡村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城乡结合部地区“小产权房”泛滥、治安问题突出，征用农村集体用地过程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近年来广州等许多城市加大了对“城中村”的改造力度，但若不从统筹管理的制度变革人手，将造成一边拆迁城市内的“城中村”，一边在城市边缘产生新的“城中村”的现象。

“十一五”期间“城中村”问题有从大城市向中等城市，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既不利于城乡用地的总体集约，也加大了未来旧城改造的难度。

近几年，城郊结合部大规模开发的商品住宅小区与周边的村镇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等方面不衔接，城乡二元特征显著，影响宜居和社会和谐。

3、新农村建设缺乏全面统筹协调
“十一五”时期，中国新农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以下一些不足。

一是新农村建设与农村人口变化趋势缺乏紧密结合。

中国乡村居民点量大面广，自然村人口规模普遍较小，一些村庄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渐衰落甚至凋敝将难以避免，这也是城镇化中的正常现象。

但目前新农村项目建设和资金投入与城镇化的总体趋势和布局脱节，影响了投资效益，也不利于城乡空间的优化整合。

二是建设项目和资金投入缺乏整合，降低了投资效益，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农民最关切、最迫切的问题。

目前与新农村建设有关的资金来自于财政、发改委、水利、教育、农业、建设、国土、交通、林业等各个部门，这些部门在项目的选取上往往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规划，也缺乏对农民意愿的了解。

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支农资金，若能以规划为引导，在村一级进行有效整合，优先投入农民最迫切需要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上，促进设施共建共享，就可以更好地发挥投资效益。

三是将新农村建设简单理解为建设新村，以城市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农村，脱离了农民的实际需要，乡村特色和传统文化保护压力加大。

新村建设“别墅化”、“高楼化”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村庄整治中不顾农民意愿的“大拆大建”、“拆村并点”普遍存在，不利于宜居乡村建设。

四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后，现有人口素质难以满足农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化、现代化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夫妻分离等社会问题凸显。

根据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高达5861万人，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1800万人，留守妇女高达2000万人。

农民普遍处于家庭分离的现实状况，极不利于家庭单元和社会结构的稳定。

（四）国家城镇体系布局不完善
1、重点城镇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不强
从全球范围进行比较，中国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和成(都)渝(重庆)为代表的四大重点城镇群制造业比重大，利润薄，水平低，缺乏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企业和自主品牌。

中心城市高端功能不足，发展质量不高。

北京第三产业比重虽然超过了70%，但国际金融、文化传媒、广告咨询等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实力与世界城市的差距仍然较大；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仍低于50%，创建国际金融中心还处于起步阶段。

中心城市房价快速攀升，交通效率低下，面向国际服务的设施和服务水平偏低，还不能满足高端人群创业和生活的需要。

2、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的1.86倍、中部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实力弱、对外开放程度低、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不强，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大。

3、小城镇发展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特大型镇”，常住人口已接近或超过中等城市规模。

传统的与行政层级挂钩的资源配置标准和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特大型镇”发展的需要，也难以适应镇进一步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需要。

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区位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在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农民工回乡创业过程中，发展活力增强，外来投资快速增加。

为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许多返乡农民工和当地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也都在县城镇置业定居，人口快速集聚。

这些发展速度快、动力强的小城镇是未来城市的雏形，但目前东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用地粗放、建设无序等问题，已经开始在中西部率先发展的地区重演。

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传统农区小城镇，经济实力弱，自我发展动力不足。

在现行财政分配制度和建设用地指标分解等相关政策影响下，各项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滞后，发展的外部动力更加匮乏。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
十七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仅有两次，十八大报告中则多达七次。

李克强近一年内更在多个场合以多种形式阐述“城镇化”相关观点达十几次之多。

在李克强的“新型城镇化”字典里，“人”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新型城镇化之“新”在于强调了人本和可持续。

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造福百姓、
富裕农民。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通过服务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

这里面有四层内容。

一是“四化”协调互动，缺一不可。

二是需要产业积聚促进产城融合，尤其是需要通过服务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来推动。

三是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城镇带动。

四是农村文明延续。

城镇化发展不是要消灭农村、农业、农民，而是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村文明的传承。

第二，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

这里面有四层内容。

一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突出统筹均衡发展。

二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突出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四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三，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注重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镇化。

这里面有四层内容。

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突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

二是在空间布局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突出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因地制宜。

三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综合能力建设。

四是注重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强调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亲密结合，既不“邯郸学步”，又不“闭门造车”。

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突出的是城镇化建设要体现出东方大国的风采和力量。

第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

这里面有四层内容。

一是城镇化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
化。

二是建设包容性城镇，强调城镇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

三是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突出破解城乡二元体制。

四是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突出城镇化的长远愿景和奋斗方向。

四、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第一，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

我国要实现现代化，重点、难点都在“三农”。

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加强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城镇化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农村现代化。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可以有效推进工业化，壮大城市经济实力，而且可以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转移吸纳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第二，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

近现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从该国沿海地区开始，然后沿着内河向内地延伸。

中国也在经历类似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在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形成了人口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展开，中西部地区也加快了城镇化发展。

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过程。

理论上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口的空间迁移，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对一个区域来说，城镇不仅仅是经济的中心，更是教育、文化、科学、艺术、人才的中心。

城镇化能够为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必须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层面上来统筹考虑城镇化进程。

第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面临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等问题和矛盾。

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区域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日趋明显。

这就要求在推进城镇化时，时刻关注如何解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自然有限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问题，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

第五，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平衡国内国外发展。

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已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巨大的挑战，传统“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难以为继，扩大内需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战略。

通过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破解收入分配的城乡差距难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进而释放庞大的消费需求，是新时期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将为扩大内需提供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

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再平衡提供动力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