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扼要

归途列车扼要

《归途列车》以在中国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为主题，范立欣的长篇纪录片《归途列车》跟随张昌华一家三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呈现农民工的悲苦、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范立欣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都市的繁华，其实都是建立在农民工的牺牲之上。

背景

每到冬逝春临时节，全国铁路便陷入集体的大混乱，数以千万在异乡的农民工便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在疯狂的经济大潮冲击下，这是他们大多数人奔波劳碌生活中，每年唯一一次的放纵和狂欢，唯一一次全身心的放松与休息；也是他们固守着的，不被言说的情感底线——赶上末班的列车，过年回家。这也是现代中国特有的风景——一个在传统和发展中挣扎着前进的中国。旅加华人导演范立欣历经三年，用镜头纪录了来自四川的一对农民工夫妇外出打工的经历，展现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背后普通小人物的辛酸和眼泪。16年前，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俩跟随打工潮，离乡背井去往广州打工。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希望与安慰就是能够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抚育他们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孩子们能读书有朝一日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以激烈的叛逆行为宣告了对父母的抗议，无情地宣判了父母梦想的破灭。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女儿的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2]

简介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出炉。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身后，是《归途列车》剧照(5张)

“Chinese Worker”。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2009年中国的“保八”目标看似白日梦，但中国最终做到了，并且由此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这该归功于谁？《时代》认为是“数千万背井离乡且多数是抛下家庭，去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从这段描述来看，《时代》周刊所指的“Chinese Worker”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中国农民工。

就在《时代》年度人物出炉前一个多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归途列车》获得了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制作近3年的纪录片，主角是一对离开家乡去广州打工多年的农民工夫妻。导演范立欣管他们叫“张哥和陈姐”。12月初，这部影片在广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展映。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这是《归途列车》开头的字幕，配着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群……

《归途列车》《时代》对中国农民工是宏观评述：“他们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归途列车》则让我们看到这所谓历史性成就的背后，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工家庭究竟在付出怎样的代价。《归途列车》以在中国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家庭为主题，跟随张昌华一家几年来假期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呈现农民工的悲苦、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导演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都市的繁华，其实都是建立在农民工的牺牲之上。他说：“农民工是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他们为了照顾家庭远离家乡，到异地打工，将孩子留在老家给父母照顾。长年聚少离多，造成他们与孩子之间的情感隔阂。一年一度他们跋山涉水只求在春节时能与家人团聚，这返家的火车，就是千千万万农民工家庭甘苦的写照。”

一票难求

2006年冬天，广州的一处城中村，赤膊的工人把一个个纸箱堆在街边，镜头停在纸箱上的“MADE IN CHINA”；在张哥和陈姐打工的车衣厂，嘈杂的机器声中，两个孩子躺在一边工作台上的衣料堆旁酣睡。

2007年初，三年没回家的张哥陈姐，连着好几天去火车站，却还是买不到座票。老张脸上

是竭力克制的焦虑。《归途列车》摄制组有四个人，因为拍摄得到广州火车站的协助，他们早已买到车票。但他们不能帮这对打工夫妻解决车票，必须跟着他们一次次去排队。老张夫妇知道这些“电视台的人”其实有路子。“他们太老实了，从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帮助，尤其是爸爸，他的自尊非常令人敬佩。”导演范立欣说。因为不知道张哥哪天才能买到票，摄制组其实在很早之前就买了同一车次连续三天的车票，确保能和他们一起上火车。

火车站售票处的拍摄让摄制组非常头疼。拍纪录片的总希望别引起注意，但在火车站他们总是引来围观，拍摄老张夫妇排队买票，还险些点引起骚乱。春运期间，排了两三天队的人到了售票口总是被告知没票，可是黄牛手上却有发往各地的车票，人们一肚子怨气。他们很自然地把摄制组当成了电视台的记者。“被误认为官方媒体的我们很容易成为失控情绪的发泄口。最后还是警察把我们从上百人的包围里解困出来。”摄影师孙少光自述道。

苦中作乐

媒体始终是工厂的禁忌。老张夫妇所在的小工厂大约有四五十个工人，老板最早也是四川打工仔。“第一年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去工厂里面拍。”范立欣带着摄制组每天在工厂外徘徊，费尽口舌解释拍摄不会有任何伤害。差不多说了一个星期，最后让他们进去拍一天。

2007年，老张18岁的女儿张琴辍了学，到了广州新塘一家更大的制衣厂打工。范立欣几次请工厂主吃饭喝酒，甚至把当地市委书记也请到饭桌上“公关”。最后软磨硬泡，范立欣终于在张琴的宿舍拍摄了三次，在工厂拍了一次白班和一次夜班。

纪录片的画面充其量只能表现出简单而繁重的工作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深究到这些工人有没有社保，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一个小伙子坐在地上一堆牛仔裤旁做最后的修剪，他比划出肥大的裤腰，告诉摄影机这些裤子是出口的。“中国人两个都穿得进去，这种肥婆裤。美国人又肥又大。”

范立欣要求摄制组像工人一样按时上班下班，即使没有可拍的内容也在车间里呆着。“他们还在工作，我们经常倒在他们的衣服堆上就睡着了。”摄制组用时间换取工人和老板对摄影机的适应，直到最后老板连发工钱也不避讳旁边的摄影机。

雪灾滞留

“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老张尽可能努力地叮嘱一对儿女。但这一年女儿还是辍学了，这让老张夫妇忧心忡忡。他们离家太久，连亲情意义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每一次去新塘看女儿，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劝说她回家上学。

2008年春节前他们带着女儿一起回家，在广州火车站挤进了已经滞留4天的人海。南方雪灾造成的铁路电力中断赶上了“春运”。范立欣记得当时报纸上说，还有60万人滞留在广场。铁栅栏把人海分隔成若干个格子，每隔几个小时让人群动一次.“那个镜头很痛苦，就像放牲口一样。其实哪儿也去不了，没车了，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解释清楚。”范立欣说，“人家一年就指望这一次回家看看，你告诉他没有车回去了，你说得了吗？他也不会听。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老站着，会乱。所以就兜圈子，兜了几天几夜。这个办法很让人伤心，但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摄制组也挤在人流中，不敢开灯，只能很小心地偷偷拍。“一开灯大家知道记者来了，那个情况一旦失控真会出人命的。”

60万人的茫然和焦虑，即便是中国人，未曾亲历也很难想象。范立欣在广场上遇到了BBC、CNN等国外媒体，他们更难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老问我，怎么会有警察？怎么部队在那里？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警察是在帮助他们。”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女儿走散了，他想翻过一道栅栏去找她们，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男人疲惫地论理。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只是轻轻拍着栏杆上男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