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史料学二重证据法
e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_

56不能因为克鲁格曼批评过“小政府”理念,就浪漫到还要我们的政府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大”。
如果按照克鲁格曼所言,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由衷地希望,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策,在尊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
从现在就开始。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王国维史学方法核心是“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行之。
”(《古史新证・总论》)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两头蛇》一书,有过“e-考据时代”的提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有效利用网络或电子资源来解决文史学问题。
“e-考据时代”也有它独有的“二重证据法”,即“取网上之实物与纸上之文字互相释证”。
这种方法唯在今天的“e-时代”始得行之。
俺不懂古今中外历史,只举个浅显的仅有二十年“史龄”的例子。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五明”一条,是中国佛学院王新所写。
“五明”指古代印度学术的五种学科:声明、工业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
俺叫“五明子”,典出摩“ e - 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五明子尼教,不是在吹自己精通“五明”。
在解释工业明时,王新依据《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列出十二种,其中第四种与书写、计算和测量有关,即“书、标、计度、数、印”。
这里的“标”字,检核《瑜伽师地论》原文,应是“算术”的“算”。
“算”为何变成了“标”呢?实在搞不懂。
二○○八年三月,俺从网上意外买到王新“五明”一文原稿,终于搞清楚“算”变“标”的秘密。
原来,王新原稿上也是“算”字,但他写的却是“算”的异体字“”。
“”和“标”外形很接近,估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排版时就把原稿里的“”误排成了“标”。
这只是“e-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所解决的一个芝麻粒大的问题,但俺深信这个方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更大的难题。
浅谈二重证据法在史料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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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100Vol.180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来的,是其利用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后总结出的治史方法。
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先生对二重证据法做了充分的阐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①所谓“纸上之材料”,指古今流传的文献典籍。
他曾按时代先后,列举了他认为可靠或有价值的一些典籍以为例证,即《尚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世本》《战国策》《论语》《吕氏春秋》《史记》等。
至于“地下之材料”,他认为甲骨文字、金文、简牍等值得信赖。
在《流沙坠简》一书撰写的过程中,王国维先生与罗振玉先生参考《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用以考释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以及敦煌文书等地下之新材料的内容,从而研究古代历谱算术、阴阳占术、汉代政治、戍兵制度以及西北史地等,可谓是二重证据法运用的伊始。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和文献研究的持续发展,二重证据法的史料源源不断地充实更新。
地下资料的研究除了甲骨文、金文和简牍,还有出土的历朝各代墓志碑文等,地上文献资料研究范围也随之延展,用地下的出土资料补正纸上的历史材料更是历史研究者治史的重要方法。
关于女皇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历史研究者就运用二重证据法得以补足纠正。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生平一直备受史学家的关注。
关于武则天究竟出生在哪里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她出生在山西文水(古称“并州”),因为《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卷六《本纪第六》记载:“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②《新唐书·则天皇后》卷四《本纪第四》也有记载:“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父士彟,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③《资治通鉴·唐纪十六》卷二百《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亦载:“显庆五年……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
历史试题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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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试题二重证据法
1. 什么是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指用两种或以上相互独立的证据,互相证明同一件事实或事件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方法。
2. 二重证据法的作用是什么?
二重证据法可以增强证据的总体可信度,加强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降低假证据的概率,提高案件的判决公正性和准确性。
3. 请举一个二重证据法的例子。
比如在一起盗窃案中,如果既有目击证人的证言,又有监控录像的记录,这两种相互独立的证据可以互相证明同一件事实,即被告人是否参与了盗窃行为。
这样,法官可以更加确信被告人的罪行,做出更加公正准确的判决。
4. 二重证据法的缺点有哪些?
二重证据法存在证据采集过程中的不完全性和误差可能,同时可能会存在证据间的冲突或矛盾,需要进一步加强证据分析和比较,以最终确定真相。
同时,过分强调二重证据法的证据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忽视其他可能存在的证据,降低案件的综合证明力。
26384310_浅谈“二重证据法”——以西汉厚葬与西汉孝文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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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黄土黄种人2021.10(下)┃考古发现与研究┃“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提倡、陈寅恪先生概括的科学学术方法,即在考证古史中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结合,彼此印证[1]。
使用“二重证据法”验证史实,以及解决历史问题,需要大量的考古学证据。
在考古发掘的资料中,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是孝文化影响人们生活的直观反映。
本文以西汉时期盛行的厚葬风气与国家推崇的孝文化为例,以小见大,探讨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以及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关系。
一、厚葬:西汉时期孝文化的体现(一)考古发现的厚葬之风西汉提倡以“孝”治天下。
统治者对孝文化的重视,从历代皇帝以孝开头的谥号就可见一斑。
“孝”,不仅是社会判断一个人品行的道德标准,更是决定一个人仕途的政治标准。
基于此,在西汉时期,厚葬作为子女向社会彰显孝心的捷径,大行其道。
西汉实行等级制度,因此,厚葬之风在统治者与平民之间有着不同的体现:统治者墓葬主要表现在墓上建筑(如封土)、随葬品、棺椁制度等方面,平民墓葬的厚葬主要表现在随葬品的丰厚上。
此外,画像石、画像砖的流行也是厚葬的体现。
1.统治者墓葬。
统治者墓葬,主要包括帝陵、诸侯陵墓、贵族墓葬等。
普遍有高大的封土,丰富的墓上祭祀建筑,墓室数量多并且复杂,使用巨大的石或砖建造墓室主体,使用“黄肠题凑”等高规格的棺椁、等级严格的玉衣,享有丰厚的随葬品。
以帝陵为例。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西汉帝陵的结构主体,是由陵园、封土、墓穴、门阙、寑园、陵庙、外藏坑(从葬坑)、道路、陪葬墓、袝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园省、园寺吏舍、修陵人居址等组成[2]。
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西汉帝陵目前虽然没有进行整体发掘,但通过考古人员对景帝阳陵南区的从葬坑发掘情况,我们发现[3-4]:尽管这些从葬坑被盗掘严重,但仍然出土了彩绘木质车马、彩绘陶俑、彩绘陶动物、铁质或铜质车马器、铁质或铜质冷兵器、铁质农具、铁质工具、铁质量衡器、漆器、生活用器、铜钱等千余件文物。
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一):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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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一):二重证据法导语: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这些文字记载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
考古学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者是非常陌生的。
考古学源自西方,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与王国维极力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关系极为密切。
1. 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历史背景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史料的范围必然要扩大。
传统的传世文献记载固然是重要的历史载体,但是基本上都是间接资料。
早在西汉时期,在孔子旧宅的墙壁里就发现了用先秦古文字所撰写的《尚书》。
特别是西晋时期,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魏襄王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献资料有效的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到北宋时,金石学已经有所发展,如北宋著名学者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就是金石学家。
到清代时,随着考据学的发展,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出现,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来考据历史的方法都已经出现。
但是这些考据学的方法与近现代的考古学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竹书纪年》到清末时,考据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同时西方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的理论方法都已经传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阳殷墟的发现带动了中国考古学的极大发展,在王国维之前,孙诒让就利用甲骨文论断作为官名,纠正了流传两千多年的谬论,同时著名文字学家罗振玉也利用丰富的甲骨文资料在考证古史上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1913年,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证明法”的概念。
他在文中认为自从宋代以后,古代的器物频频出土,这些器物上的铭文,以及由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大量史实,这些史实有很高的可信度和价值,但是周朝晚期、秦汉时的史书也未必不可信,因为这些时代离上古也不算远,秦汉时的史书记载的制度有可能是附会,但其中所记载的名和物是不能作伪的,因此两者不可偏信其一,这就叫做“二重证明法”。
但是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王国维1925年,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古史新证》的总论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二重证据法”的教学应用--以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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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法”的教学应用--以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为例黄鸿春【摘要】“Double Evidence Act”is a method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history by combining docu‐ments with unearthed documents .By using this method to verify the teaching case of“King Wu Attac‐king King Zhou”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it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improving students'ability of re‐search through reading ancient books and training verification methods in classroom .%“二重证据法”是结合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探究史实的方法,以此作为考证“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教学案例,在课堂中进行研读古籍和考证方法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研习史学的能力。
【期刊名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3页(P77-79)【关键词】二重证据法;利簋武王伐纣;教学与应用【作者】黄鸿春【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424“二重证据法”表明出土资料对于检验文献具有权威性,也显示文献对于论证出土资料的重要性。
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武王伐纣”的教学中,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西周青铜器《利簋》在研究先秦年代分期中的重要价值,学会鉴别文献记载真伪的方法。
“武王伐纣”是商周历史巨变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文献教学中重点讲授的内容。
记述“武王伐纣”的文献很多,如《尚书》、《诗经》、《国语》、《逸周书》和《史记》等,教师可以挖掘和提炼这些文献的重要内容来丰富课堂教学,并围绕这一历史题材进行研读古籍和考证方法的训练。
二重证据法——细读徐谓礼文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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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谓礼⽂书的“委保”贾似道⼀段和这⾥“知信州”考课升迁⼀段,都可以看到史书⽂献和徐谓礼⽂书内容上既有类似⼜似乎相异冲突的内容记录,可见历史材料并不是孰是孰⾮的问题,⽽是应该更多利⽤不同来源的材料,利⽤逻辑思考和合理推测来寻求不同材料应有的视⾓和可以利⽤的信息。
这也许已经不完全是王国维先⽣当年提出的“⼆重证据法”,但这样才能更好的全⾯认识历史充分利⽤历史材料。
徐谓礼⽂书是宋史研究上极为难得的出⼟⽂物材料,宋史研究的史书⽂献资料可谓汗⽜充栋,但能有出⼟材料来丰富以往的认知,挑战以往的解读,构架新的知识框架,这也正是徐谓礼⽂书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献:
1. 宁欧阳. 宋代回授制度研究,河南⼤学硕⼠论⽂,2019
2. 丁建军. 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探究,河南⼤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4卷,2014年3⽉
3. 邓⼩南. 再談宋代的印纸历⼦,《国学研究》,2013年
4. 邓⼩南. 宋代⽂官选任诸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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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在结束本次访谈时,裘先生表示,“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重要的 历史研究方法,将继续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广大历史学者能 够积极探索和应用这一方法,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观看
二、二重证据法的界定
二、二重证据法的界定
“二重证据法”一般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证据来源相 互印证、补充和说明同一研究对象或问题的方法。这些证据来源可以是文字资料、 考古发现、口头传说等,研究者通过比对、分析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以期更全 面、准确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真相。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3、重视口述传统:在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问题时,口述传统往往是一种重 要的证据来源。口述传统不仅具有传承性,还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因此可以与 文字资料相互印证,更好地揭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特征。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4、证据间的关联性: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需要不同证据间的关联性。不同 的证据可能来自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通过 分析这些,可以更全面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真相。
参考内容
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于文学、 艺术和社会现象的研究。这种方法强调同时使用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验证研究 对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视角。
基本内容
“二重证据法”的内涵在于,一是运用内部证据,即直接来源于研究对象的 资料,如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或社会现象的本身;二是运用外部证据,即从外部 获取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如历史文献、文化背景等。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 通过对比和分析这些证据,可以更准确地揭示研究对象的事实和价值。
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高中先秦史教学的策略初探——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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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莩叙事F 中耋急史栏目主持人/文欣教学参考运用二重证紐断S巾先秦史鮮隨略初探----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为例〇曾雯雯“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其内涵是史学研究要将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
考古材料指经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其中出土文物上刻的文字材料是考古文献,是当时人所写的当时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传世文献则是指经后世追述概括的文献,也是全面了解历史的重要材料。
在目前关注核心素养培养和史学方法研习的高中课堂里,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史教学,既是遵循史学界普遍的研究路径,也是培养学生史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一、二重证据法在先秦史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1. 先秦史研究特点的要求史学界普遍认为先秦史研究需要将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和古代传世文献材料相结合,尤其提到“商代及以前的历史是以考古材料和古文字材料为主的”“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历史则是考古材料、古 文字材料和古代传世文献平分秋色”[1]。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涉及的是文明起源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以运用先秦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教与学既是帮助学生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手段,也是向高校输送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
2. 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课程标准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3和4对 学生的要求是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来源和观点的史料;在辨别史料作者意图基础上利用史料;适当运用史料评述历史和探究问题”。
关于本课的要求是“通过甲骨文、青铜器及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 级和早期国家的起源特征”,“使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文献等不同材料,知道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作用”,让学生认识“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是了解上古史的基本途径。
”这意味着教学中将二重证据法和重点知识结合既是教学的重要途径也是课标的重要任务。
3.新时代历史学科育人责任的要求《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我们的培养目标应着力发展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能力。
从“二重证据法”到“史料实证”——历史教学中学生实证思维和求真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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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实证也可以用地下之材料补证地上之材 料。比如在学习《明朝的中外关系》这一课题时, 完全可以用考古发现来证明郑和船队的航程。首先 是纸上之材料:亲历者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据 该书记载,郑和船队到达了非洲并且发现了一种叫 “麒麟”的神兽,其实就是长劲鹿。那郑和船队是
否真的到达非洲并见到了长颈鹿呢?我们可以通过 2013 年非洲发现的“永乐通宝”这一考古发现来补 证,根据《文汇报》2013 年 3 月 15 日报道:美国 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 13 日说,该博物馆与伊利 诺伊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察团日前在肯尼亚 的曼达岛出土了一枚距今约有 600 年历史的永乐通 宝。这枚钱币由铜、银混合制成,中部有一小方孔。 由于钱币上铸有“永乐通宝”字样,研究人员判断, 其铸造年份应处于中国明成祖朱棣在位的 1402 年 至 1425 年间。(《肯尼亚出土明代永乐通宝,证 明郑和曾到过非洲》)。这说明永乐年间的确有人 到达了非洲。这就是用地下之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
教学研讨
从“二重证据法”到“史料实证”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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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摘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一直得到学界的赞扬,然而深入审视,实乃以新的文字资料参证古籍文献资料,不必看作“二重证据”,其中以商代君主世系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更是严重的逻辑错误。
“二重证据法”是针对“古史辨”派提出的反对理念,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起到阻断史学革命、将传统史学过早衔接于新史学的作用。
此后史学界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将“二重证据法”的负面作用扩大、滥用,造成不良的影响,应当及早摒弃。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据古史辨考古学王国维是20世纪初期杰出的史学家,早在1917年,他就通过辨识甲骨文字、破解其中历史信息而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重要论著,取得了确证殷商君王世次的重要学术成就。
1925年,他又高调提出所谓“二重证据法”的命题,成为学术史上被多数人评价极高的史学方法。
然而细检众论,随声者多、考实者寡,对于“二重证据法”这个影响重大的问题,理应置于大的学术背景及史学史的进程中重新审视。
一、“二重证据法”风靡于世的时代因缘历史学在其持续发展之中,史料范围的扩充乃是一个必然的推进过程。
早在西汉,据说就在孔宅旧居墙壁内拆出先秦古字录写的《尚书》,西晋时期,河南汲郡魏襄王墓出土《汲冢纪年》等古字史籍,都曾经用于研究和考订历史。
在考据学兴盛的清乾嘉时期,广泛利用各种资料考史已经蔚成风气,钱大昕、孙星衍、王鸣盛等学者以及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均有利用金石文字等史料治史的实例。
王鸣盛说:“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
”[1]这已经从史学理念上认识到治史应当运用多方面的资料共同验证。
在王国维之前,已有孙诒让据甲骨文论断“作册”乃为官名,纠正近两千年间说经解史的一项讹误,而众所周知:罗振玉更在利用甲骨卜辞考订史事上取得丰富成果。
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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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一、甲骨文名词解释: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提出的考证古史的方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后陈寅恪先生论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根本在于它开拓了史料的来源,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二、《尚书》一、名词解释:1.《今文尚书》: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古《尚书》经秦焚书亡失。
汉初故秦博士济南伏胜口授29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
文帝时晁错用汉隶写定,区别于古《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份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除《书序》外,《今文尚书》实际只有28篇。
2.《古文尚书》:相传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用今文校读,较《今文尚书》多16篇,因为是用汉以前古文字抄写的,故名《古文尚书》,当时虽未列入学官,但己私下传授。
已佚,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
今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汉孔安国《尚书传》是东晋梅赜所献,唐初被奉为经典,后经几代学者的相继考证、辨伪,现学术界已公认它是伪作。
二、《尚书·牧誓》译文:时当甲子这天拂晓,周武王及早来到商都郊外一处名叫牧野的地方,举行战前誓师。
周武王左手握定黄灿灿的圆口大斧,右手持住白晃晃的带穗军旗,高声说道:“远道辛苦了,将士们!”周武王率众宣誓说:“啊!我们尊敬的友邦国君和众官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各路将士。
高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立起你们的矛,跟我参加宣誓。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第1卷第5期2003年5月经济与社会发展ECONOM IC AND SOCIAL DEV ELOPM EN TVOL.1No.5MA Y.200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张恒俊(湖南零陵学院经管系,湖南永州425006) [摘 要]“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创立的一种历史考据方法。
王国维运用这种方法,在古史研究中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今天,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进行和考古工作的开展,大量文物被发掘出来,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重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批判地继承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推进历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历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3)05-0152-03一、“二重证据法”的创立“二重证据法”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1877-1927)创立的一种历史考证方法。
王国维原名国桢,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曾号“人间”,晚以“观堂”之号行世,浙江海宁人。
早年对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非常仰慕,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任书记和校对,同时又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及英语。
1901年元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同年夏初,因病回国。
1901年至1905年间,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其学术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影响,著有《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
1906年至辛亥革命爆发,他着重研究文艺学和艺术史,著有《曲录》、《人间词话》等名著,对当时文艺界影响很大。
王国维从1916年回国至1927年去世,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在甲骨文、金文、殷周史、汉晋木简、敦煌文书、西北地区古史、蒙元史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惊世力作,并于1921年将自己近数年来撰写和发表的著述,删繁挹华,选编成《观堂集林》一书,由友人蒋孟苹出资付印,于1923年出版。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我见

文化长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我见王秋 中南民族大学作者简介:王秋(1992.9-),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明清方向。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195-01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增多,使得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热词,在期刊、杂志、著作中屡屡出现。
为什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会如此的“热”呢?因为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作为具有理论自觉的方法论,为众多古文献、古史等领域研究者奉为圭臬。
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还是“疑古”与“走出疑古”两派争论的焦点。
一、“二重证明法”至“二重证据法”据资料显示,“二重证据法”开始叫“二重证明法”,1913年4月王国维于 《明堂庙寝通考》中提出 “二重证明法”;1925年秋王国维老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授 《古史新证》时,于第一章 “总论”中提出 “二重证据法”。
他写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 ‘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二重证明法”到“二重证据法”的转变所表达的意思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证明者,强调的是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的相互结合、印证,其指向是肯定性的; 而证据既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其指向是中性的。
[1]二、“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为什么“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界的运用如此广泛呢?一方面,随着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人们在大量的金石铭刻面前开始逐渐认识到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另一方面,疑古思潮逐渐兴起,对古籍所记载的历史表示怀疑,人们对古史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还有就是上古茫味,文献奇缺,单靠文献来论证古史,困难重重,需要找到新材料来证明。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由来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
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
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条件王国维、陈垣、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和出色代表人物。
他们治史的共性是生当西方学术大量输入的时代,本人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各有相当的接触西学的背景;方法上,既服膺乾嘉学者精良的考证方法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同时又融合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
二者融通起来,起点很高,因而首次撰成的论著即为学界所推崇。
其中,王国维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成为民国初年饮誉士林的杰出学者。
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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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考古发现的“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是21世 纪重大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原地原址 修建的遗址型博物馆。车马坑规模大,车子类型多,摆放整 齐,气势宏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东周 瑰宝,举世无双! 2002年发现的洛阳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车马坑,才是周礼的 真正体现,它不仅印证了古之天子驾六马的乘舆制度,也成 为东周王城陵区的坐
起源
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 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 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 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 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 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一例:我们如何确定商朝的存在性?
《史记· 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否可信?司马 迁将神话与史实相糅合,他笔下的殷商是否属实? 在近代发现甲骨文和殷墟之前,商朝也是仅出现在史书和 传说中,没有任何文物可以佐证。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 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 《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
另一例: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
远在2000多年前的东周王朝天子,在出行时究竟 是什么样子?其车队究竟浩大壮观到何种程度? 天子所乘坐马车究竟是六匹马还是四匹马?是如 逸礼《王度记》中所言:“天子驾六,诸侯驾四, 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还是像《毛诗》 中所描述:“士驾二,天子诸侯驾四”?古文献 中关于天子驾四、驾六的两种不同记载,使天子 之乘马匹的数量,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史学家们争 论的焦点。 那么,周天子究竟驾四还是驾六呢?2002年在洛 阳发现并建立的“天子驾六博物馆”给这个历史 疑团一个明确的答案:天子驾六。
_二重证据法_的界定及规则探析_李锐

②
如刘家和指出 :“ 出土资料对于传统的文献资料具有权威性的检验作用 , 如所 周 知 , 这 是 由 于 它 所 固 有 ,“ 二重证据法不仅承认 出 土 资 料 在 证 实 或 证 伪 文 献 资 料 方 面 的 重 要 作 用 , 而 且 的第一手性质决定的 ” 。( ,《 承认文献资料对于说明或论证出土资料的 重 要 性 ” 刘 家 和: 《 关 于 殷 周 的 关 系》 史 学、经 学 与 思 , 北京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 想 : 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 0 0 5年,第2 9 7— 二重证据法” 的 “ 方法价值根本在于开拓了历史研究资料的来源,同时还提出了 3 0 1 页 ) 朱渊清说 : “ 检验传承文献的问题 …… 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独 立 观 察 的 记 载 如 果 可 以 相 互 印 证 , 那 么 其 记 载 的 准 。( , 《 ,上 海: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确性无疑就增强了 ” 朱 渊 清: 《 走 向 现 代 的 中 国 历 史 学》 书 写 历 史》
① 或 者 阐 发 其 学 理, ② 乃 至 指 出 操 作 步 骤, ③ 以图规范 , 法 。 不少学者试图扩充 “ 二重证据法”
①
, 并提出新的 “ :“ 如于大成将古物材料范围扩大到严耕望所说的 “ 图绘 ” 二重证据 ” 宋以下之刻本钞本 书 , 不问为新出 , 为旧有 , 书 本 材 料 也 , 一 也 ; 金 石 、 甲 骨 、 竹 帛 、 书 画 、 六 朝 唐 人 钞 本 书 , 以 及 一 ,他还指出 “ 二 重 证 据” 的 十 二 种 作 用。 ( 于 大 成: 《 二重证 切有资考订之材料 , 古物材 料 也 , 二 也 ” ,《 , 台北 : 台湾学生书局 ,1 据》 理选楼论学稿 》 9 7 9年,第5 1 4—5 1 7、5 0 7、5 2 0—5 6 0页) 更有学者提 、“ 、“ , 当然 , 有学者认为这 些 方 法 不 同 于 “ 。 出 “ 诗史互证法 ” 三重证据法 ” 四重证据法 ” 二重证据法” ( ,叶国良、郑吉雄、徐富昌编 : 《 ,台 参见叶国良 : 《 二 重 证 据 法 的 省 思》 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 北 :“ 国立 ” 台湾大学出 版 中 心 ,2 二 重 证 据 法” 和 冯 友 兰 的 “ 释 0 0 5 年 , 第 9—1 2页) 另 有 学 者 将 “ 古 ” 乃至 “ 清华学派 ” 的治学特色相联系 , 不过已有学者对 此 提 出 商 榷 。 ( 参 见 廖 名 春: 《 试论冯友兰 ,《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 的 “ 释古 ”》 中国学术史新证 》 0 0 5年)
基于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以“玄武门之变

基于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以“玄武门之变”的教学为例作者:陈兵来源:《中学历史教学》 2020年第7期本文系无锡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立项课题“培养高中生‘史料实证’素养的教学策略研究”(批准号:D/D/2018/026)阶段性成果。
陈兵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一、“二重证据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必要性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
[1]要言之,高中历史学习需要以扎实可靠的史料作为还原史实的媒介。
郭沫若曾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
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
”[2]有鉴于此,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特别强调对史料“去伪存真”。
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出现“史料/证据”流于“技巧化”与“机械化”、“只见史料,不见证据”的情况[3],因而精择史料呈现在教学中显得尤为必要。
对于中国古代史而言,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材料——能够克服史料片面性、主观性的弊病,是检验史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的有效方法之一。
[4]下面试以“玄武门之变”的教学为例,略谈教学过程中基于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
二、“二重证据法”在教学中的运用玄武门之变是唐初历史的转折点,但因涉及到皇位的非正常更迭,官方正史对此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隐晦。
随着出土文献的刊布,玄武门之变的另一个面向也浮出水面。
传统官方正史是否仍可作为还原该事件的主要依据?它与出土文献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基于此,我们围绕着“二重证据法”,将玄武门之变的教学内容分解为四个环节:(一)“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传统官方正史的检讨;(二)当事人的“证言”——出土碑志对官方正史的补正;(三)旁观者的“记忆”——《唐太宗入冥记》对官方正史的补正;(四)历史反思——体悟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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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探索
——高一历史教学中“二重证据法”运用初探
华师大松江实验高中沈文斌、范丽关键词:二重证据法,姜寨遗址复原图,神话传说,夏文化《诗经》,甲骨文“二重证据法”,就是把“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互相结合,彼此印证。
这种历史研究法,是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课时提出的,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①而今,我们华师大版高一历史教材在第二分册的第三课进一步强调,并贯彻于整个第一单元中。
这为我们提供了培养学生“论由史出,史由证来”的史证意识的平台。
本文以教学中的三个案例,就我们怎样在历史教学中具体挖掘和运用历史资源,做一探讨。
(一)运用永远不能“开口说话”的考古遗址(物质遗存)
为了更好的说明先民们聚族而居,课文在第一页就呈现一幅姜寨遗址复原图(图略)。
那么怎样从考古遗址中提取历史材料的信息,获得有效的证据价值,论证先民们已形成最初的农耕聚落?
首先,引导学生从姜寨遗址复原图寻找表面信息。
老师问“你们从图中看到什么?”
学生回答:“有五个房屋群,分别是一个大房子的四周环有十几个或更多的小房子。
前面有一条大河,村落有壕沟与外界隔离。
”
“那么,大房子和小房子各有什么用处?由谁能说明?”老师进一步提问。
此时,学生们的答案就有分歧。
有的说大房子住人,小房子饲养牲口;有的说大房子是地位高的族长或酋长所住,而小房子是一般氏族成员所住;也有同学认为大房子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如祭祀和开会议用。
这时,老师用考古挖掘的事实说话:
考古学家发现,在大房子里面发现了可供20-30人同时睡觉的大型的土床,还发现了可供20-30 人同时开伙的大型的连通灶。
但没有发现或很少发现有其他生活工具和生产工具。
所以,大房子可能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
进而老师问同学“这个大房子是归谁所有?”
学生回答:“大家所有,集体共有。
”
接着,老师告诉学生:“考古学家发现,在每个小房子中发现能够供3-5个人使用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用具,请问大家,这能说明什么?”
学生回答:“小房子是人住的,而且是一家一户。
”
老师:“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一家一户在当时已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了。
老师:“我们现在是在想一想大房子周围有很多小房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什么群体?”
学生:“家族”
老师,“总共有几个这样的家族,他们围成一圈,这又说明什么?”
学生:“共五个,构成一个氏族部落”
老师:“毫无疑问,这说明当时大家还是共同耕作,平均分配,这是最初的聚落中的生产和分配的形式。
”
因此,考古复原图是考古学家的科学成果,有史料价值。
姜寨遗址复原图为我们提供了直观性“史前”村落生活图像,。
它是一个有家庭——家族——氏族三级组成的大村落。
②表明早期的农耕聚落是一种集体生产、平均分配的血缘共同体。
(二)后世文献记载和二里头文化
那么,我们怎样知道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历史呢?我们至今没有夏朝的文字可依。
因而查阅后世的文献记载。
如,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记载:
[材料1]“帝舜荐禹於天,为嗣。
十七年而帝舜崩。
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
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③
老师提问“《史记》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大禹建夏朝。
”
“对,禹建立夏”。
老师接着问:“哪夏朝的具体社会制度是什么呢?”
我们看课文中“文献选读”,从四个要素(时间、空间、人物和特征)进行阅读:
[材料2]“……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
”④
从文献中我们看到,从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为代表的“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的社会。
文献中的特征和典型标志城郭沟池、礼义和兵等,说明夏朝已经跨入文明社会,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
老师问“这能由考古挖掘文物印证吗?”
“我们看课文呈现的二里头宫殿复原图,从中寻找历史信息。
”(图略)。
学生回答:“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殿堂,堂前是庭院,四周有相连的廊庑的建筑。
”
“这是什么建筑?可能谁居住?”
学生很自然地推导出:“这是宫殿式建筑,可能是夏朝国王”。
老师:“对,在二里头遗址中,挖掘出两座类似宫殿的遗迹,说明二里头社会已分化。
”
我们请学生找出课文相关的介绍。
老师问:“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的标本经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3900-3500年。
这恰好与哪个朝代吻合?”
“夏朝。
”
老师:“经过学者们潜心研究,在时间和地域上与夏朝最吻合的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最后,老师利用课文练习和测评的两个材料,指导学生进一步认识二里头遗址。
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居民的经济生活大体以农业为主,。
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大多属于礼器和器,与《礼记·礼运》中的记载“礼义以为纪”。
相吻合。
因此。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的大量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夏史探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
(三)当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诗经》与利簋
牧野之战是武王克商的关键战役,而由于史料记载不清,两千年来,关于其年代学者们形成了数十种观点。
《诗经·大雅》重点描述了的牧野之战,写得绘
声绘色:
[材料3]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⑥(周振甫,《诗经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文为:
[材料4]
“牧野广阔的战场,檀木战车多么漂亮,马儿多么强壮。
看那勇敢的姜尚,辅佐武王,去征伐大商啊,到早晨宣告天下明亮。
”
老师就问学生:“《诗经》的描述可信吗,有何证据?牧野之战究竟发生于哪一年?”
学生们阅读了课文第14页大小字的介绍,回答:“”是公元前1046年。
”“有什么证据?”学生无言。
于是,老师出示:
[材料5]西周初铜器利簋及其底部的金文拓片。
(图略)
然后请学生从中提取历史信息。
学生们说,这是一件青铜器,是食器或礼器,上面刻有文字(史称金文)。
老师就演示铭文的大意:
[材料6]
“武王伐纣,在甲子日黎明,并逢岁(木)星当空,并对伐商能否取得胜利进行了卜问,兆象很好。
就在当天,周师一举打败了商军。
到辛未这天(七天以后),武王在驻军处,赐给有事(官名)利(人名)以金(青铜),利觉得很荣耀,遂铸此簋作为纪念。
”
老师:“从中我们就可以得出:“武王灭商朝的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恰逢岁(木)星当空。
”但我们还是不知确切的年代,这牵涉到很多的学问。
”(当然其中的奥秘不是一节课讲得清楚的。
)
老师:“我们来探究。
”
我们引用“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研究,作一介绍。
最后,呈现材料,[材料7]
天文学家刘次沅说:“根据文献方面的考证,根据天文方面的分析,根据青铜器种种方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月相辞的合理的解释……另外,结合各方面史料的线索,比如说,我们在考古方面已经限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而且比以前限定的要小得多,等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公元前1046年这样一个唯一的结论。
”⑤
所以,牧野之战的确切年代是经学者江晓原、陈金久和刘次沅等以利簋为重要依据,结合历史文献等资料,运用考古学、天文学和金文历普学等多种科学知识,最后考据出来的。
因而,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只能间接反映历史。
而当代的文学作品有时可以与地下的资料彼此印证,成为研究历史的史料.。
同时,青铜器上的金文更是重要的史料。
所以,历史学家杜维运指出:,
[材料8]
“金石文字,有助助于考史,其例尤多。
”⑥
所以,我们利用文献,尽管是文学作品,与文物互证,进一步运用“二重证据法”,进一步走近历史真相。
总之,我们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精选史料,认真探讨,进一步培养广大学生的能力:尤其是树立“论由史出,史由证来”的史证意识;同时推动教学效率的提高。
注释:
①(李学勤。
考古与中国古史研究。
《新华文摘》2007(22))
②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第24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
③(司马迁《史记》卷二第一册,第82页,中华输局,1959年。
)
④(王锦文译解,《礼记译解》。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
⑤(盛振华主编《失落的历史》,第71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
⑥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