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之明夷——从黄道周与黄宗羲的易学私淑关系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

箕子之明夷——从黄道周与黄宗羲的易学私淑关系看《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

摘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自流传之始，围绕其书题意蕴和待访对象而产生的争论即聚讼纷纭，考察黄宗羲与黄道周之间的易学兴味与易学师承，可以用来解读《明夷》卦象对于黄宗羲等明末士人的意义，从而为梁启超“后王”说提供更为有力的旁证。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黄道周十二运

关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题含义的讨论，发端于清代黄之传，自1906年章太炎“将俟虏之下问”一说提出后，“明夷”的意蕴与“待访”的对象便成为学界聚讼的焦点，梁启超针对章太炎的观点，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明夷待访录》）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

此后钱穆、陈寅恪、胡发贵、谢刚、孙宝山、鱼宏亮等学者都相继撰文进行了讨论，在这场争论中，罕有学者关注到黄宗羲的易学兴味以及他与黄道周之间的私淑关系对《明夷待访录》一书命题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入手，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后王”说作一侧面补充。

一、《明夷待访录》题辞中的易学兴味与经世思想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叙述黄宗羲学术渊源时，只提及“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而未论及黄道周，此后梁启超与钱穆在各自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只是介绍了黄宗羲与刘宗周的师生关系，而完全忽略了黄宗羲与黄道周在象数易学上的私淑关系。而纵观黄宗羲的一生，他对于易学尤其是易学中象数一派的兴趣始终十分浓厚，虽然其著述中针对《周易》的研究仅有一本《易

学象数论》，但是这部书针对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术数学作了系统性的考辨评述，

堪称明清象数易学领域的扛鼎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说：

宗羲病其末派之支离，先纠其本原之依托……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

象数，故一一洞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能中其要害者比也。

而黄宗羲关注象数的深层动力，又与他“以慎独为宗，以实践为主”，承继

并发挥刘宗周“经术所以经世”的理学观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命题即是这种易学兴味与经世思想相契合的明证。

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黄宗羲明显在箕子、王冕与自己之间勾连了一条

清晰的逻辑线条，这条线的起点显然着眼在武王访箕子这一“君臣际遇”的叙事

模型上，而无论是如箕子传《洪范》，还是王冕待明主，其终点均落脚在革故鼎

新的盛世期待中。这样一来，对于黄宗羲而言，能够勾连起点与终点的路径依据，则只能从“十二运”这一理论学说中找寻。

可见，梳理清楚黄宗羲的易学兴味，对于论证《明夷待访录》书题的底层意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黄宗羲与黄道周的私淑关系

历代易学流派繁多，体系庞杂，针对一卦一爻的解释在数量上汗牛充栋，在

释义上则众说纷纭甚至互相抵牾，恰如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自序》中说到的那样：

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

黄宗羲继而在这篇《自序》中陆续批判了焦赣、京房、王弼、魏翱、陈抟、

程颐、邵雍、朱熹等人的易学理论。可见，黄宗羲对于前人解《易》的种种说法

是不认同的，那么单纯去旁征博引古人《明夷》一卦的传注，对于解释《明夷待

访录》书题的帮助微乎其微。因此，必须根据黄宗羲的易学兴味与师承交游去缩

小定义的范围，才庶几可以理清书题的内涵。

在全祖望为黄宗羲撰写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透漏出黄宗羲私淑于黄

道周这一信息的重点，在于“乃出其所穷律历诸家相疏证，亦多不谋而合”一句。即连黄宗羲自己，对黄道周亦有过“汉说唐疏，宋语明义，百年漳浦，破荒而出，象数理学，会归于一……漳浦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历”的评述。黄道周一生所治《周易》之学，集中体现在早年《易本象》、中年《三易洞玑》与晚年在狱中所作的《易象正》，三书中均使用大量篇幅来阐述历史推步的

易学思想。无独有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所称引的胡翰“十二运”，同属于推步历史之说，且黄宗羲在《王仲撝墓表》中论及自己的易学兴味时说道：“自某好象数之学，其始学之也无从叩问，心火上炎，头目为肿。及学成而无所用，屠龙之技，不待问而与之言，亦无有能听者。蛩然之音，仅一仲撝。”则他

对象数易学的炽烈兴趣可见一斑。在象数领域极少知己的情形之下，自康熙十五

年至十九年间，据黄宗羲自述：“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宁奉先生（许三礼）之教，而先生又从余受黄石斋先生《三易洞玑》及《授时》《西》《回》三历。”，由此可见，黄宗羲师象数易理一脉私淑于黄道周。

三、黄道周及晚明士人群体对《明夷》卦的认知与解读

在梳理清楚黄氏象数义理的师承脉络后，黄道周对于《明夷》一卦的解读与

运用，即可用以印证《明夷待访录》的底层意蕴。而黄道周确实也在诗文著作中

屡次称引或阐释《明夷》，所作文如《孝纪序》：“顷年以来，遂更陨越，垂翼

之矢，洊于股腹。”所引为《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六二爻辞“明夷，夷于左股”及六四爻辞“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

尤为重要的是，在黄道周及其同时期的士人阶层眼中，《明夷》一卦已经在

明末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蕴，《明夷》一卦的卦辞为“利艰贞”，它不仅包蕴着士人对世运艰难、君道晦暗的控诉，对欲逢明时、欲得明主

的追求。也正因此，出于明清之交的黄宗羲对于《明夷》一卦的解读，亦分为

“待明时”和“续绝学”两层，并且针对“续绝学”作了更为深刻的发挥。

在黄道周的解释中，存在一条以箕子为转枢的圣学流传谱系，其关键在于

《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黄道周还在《易象正》中认

为箕子“陈范之与抱器一也”，则箕子“继绝学”的历史形象在黄道周等明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