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

鲁迅小说中“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摘要]晚清民初的士绅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内涵，一直缺乏认真研究。

士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实际担负着隐喻传统文化“规训”力量、文化控制的意义。

同时，作为“他者”，士绅在鲁迅小说中起着形成“平民”形象内涵的对照物、结构小说模式的独特功能。

从对士绅形象的研究，我们将发现鲁迅作为“平民文学”的主创者之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度。

[关键词]现代文学鲁迅小说士绅形象[中图分类号] [文章表示码] [文章编号]中华帝国的士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

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

士绅们高居“蚁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他们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

士绅大都在本县承担其职责，他的地位的上升往往与移居更重要的市镇有关[1]。

其主要职责有充当政府与老百姓的中介，主持地方福利事务，作为仲裁人调解纠纷，执行“圣谕”宣讲制度、编纂地方志、兴办书院、水利等。

把这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起着重大历史作用的社会集团留在文学中的首先也是最多的作家是鲁迅。

对照士绅的这一社会形象，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士绅形象与此具有很大的不同：一、小说中的士绅远没有这样重要，而且具有如此积极的社会作用。

二、小说中的士绅基本上被我们评价为“反面形象”，甚至被认为是主人公悲剧的“罪魁祸首”，比如鲁四老爷之于祥林嫂。

三、士绅形象在小说中着墨最少，以至于研究者很少把他们作为一种“形象”来单独分析。

这样以来，对这个形象在鲁迅乡土小说中的“面目”的确认就显得格外有意思了。

在市镇社会结构中，士绅是市镇的“头面人物”，是人际关系中的上层，是实际上的“统治者”和地方领袖或地方精英。

但是，在中华帝国的行政体制崩溃后的社会转型期，他们的社会身份、政治身份和地方统治功能的发挥都受发生了整体性的嬗变，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他们的地方精英或地方领袖的身份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中国现代小说对这些人物好象统一性地表现了反感和憎恨，他们的形象在小说中被被社会“进步”思潮分割为开明的、守旧的、反动的等“他者视野”中的不同类型。

从鲁迅的小说来看，在鲁镇上活动的“士绅”形象包括赵贵翁、赵老太爷、赵七爷、鲁四老爷、蔚老爷、七大人等。

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着墨最少，一般有姓无名—他们的名字被避讳在对他们的尊称里。

我们一般认为，这些人物是“封建礼教”、“统治者”的具体化身，因此他们受到了作者不留情面的挖苦、嘲讽和抨击。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象对待他的悲剧主人公一样，对待这些人物，鲁迅也没有过多表示出他的主观倾向。

从形式意义上看，这些人物是明显地“隐喻化”了，他们身后的“背景”并不比“主人公”的更清晰。

由于他们没有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他们的行动、意识和“统治方式”处在作者交代、说明的位置上，因此显得有些模糊。

而这种“模糊”倒恰好使他们成为“主人公”悲剧形成的某种笼统的“原因”。

应该慎重对待“主人公”悲剧原因的“具体化”问题。

在鲁迅的小说中，从来没有明白表示“士绅”就是主人公悲剧的罪魁祸首——虽然在主人公的悲剧历程中他们扮演着令人生厌的“反面角色”。

这类人物是象征性的、隐喻的。

传统社会的“吃人”，在鲁迅的小说中从不具象化为某一阶级或团体。

“人肉的筵宴”是奴才和主子共同排开的。

鲁迅深切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无形力量，在他看来，“本根剥丧、神气旁皇” [2]的文化状况，自身已经无法自救。

启蒙者，受到的最大阻碍是什么？并非能一下子说清楚。

鲁迅借用文学话语的含混和多义性，以“士绅”形象勾画出了传统文化的“规训”力量。

赵贵翁在《狂人日记》中与其说是一个人物形象，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码。

他与“古久先生”关系紧密，隐喻着正统历史“仁义道德”的言说者。

传统意识形态在这篇小说中落实赵贵翁的头上，形成了文化符码的隐喻意义。

我们可以为他“解码”：他是“吃人圈”中的上层人物，他的名字暗示着他的“士绅”身份。

他的神秘的“偷窥”动作，隐喻着教唆别人“吃人”。

在狂人面前，赵贵翁脸色是铁青的，是为“古久先生”代报不平。

他不开口说一句话，但他能“约定路上的人与我作冤对”，他密切注视狂人的一举一动。

他的狗，他的代抱不平，他与路人的约定，都让读者觉得在“吃人圈”中，他是中心，他是领导者。

他代表着一种“注视”——类似于福柯理论中的“圆形监狱”[3]：这种“注视”让狂人怀疑、恐惧、沉思、反抗。

这些“注视”的力量就是中国过去的历史、社会、制度对人的严重“规训与惩罚”的象征。

不仅如此，还必须由他们——而不是路人、大哥等来代言担任“仁义道德”的幌子和“吃人”的真相。

因为我们可能都觉得“压迫”是来自“上方”的，是来自一个等级制度内部的每一个下层的。

鲁迅与其他作家或“战士”的不同在于：不仅赵贵翁，而且“路上的人”、自己的亲哥哥、家仆、医生都在“注视”他，这些道德注视、制度注视、医疗规训与监禁都在对狂人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中又由另外一些“隐喻”来表现，比如狂人的病、病中的梦魇等。

从更宽的层面上阐释，《狂人日记》与其说是一篇针砭封建家族制度弊端的启蒙主义宣言，不如说是作者对全部历史的“规训”性本质的感同身受。

这样，赵贵翁隐喻的正是鲁镇社会的压抑性力量。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缓慢的变迁中，士绅的民间社会的文化控制实际上延续了比以前我们想象的更长的时间。

这种文化控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已经形成了很牢固的积淀，地方自治造成的士绅的的合法化使市镇文化结构中权力统治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有效的磨合，并使这种文化权力沉淀在市镇风俗习惯的长期保持之中难以剔除。

市镇社会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民间向来有诉无讼。

基层社会中的各种纠纷和案件基本上是一种习惯法的调解方式。

这种习惯法实际上是把法律权益融会在了民俗惯例和“公共权威人士”手中。

这种习惯法的长期存在了塑造并稳固了士绅阶层的威信和领袖形象。

在鲁迅小说原型来源的浙江市镇，“吃讲茶”是那一带最为风行的习惯法履行场所：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汇聚到当地有名的茶馆里，由当地耆宿（一般为士绅、里正、保甲等担任）主持，按照双方陈述，主持人按照当地风俗或惯例，凭借长期在民众培养起来的威信，作出大家普遍觉得合情合理的裁决。

理亏的一方要亲自登门向另一方道歉并履行主持人的要求进行经济赔偿或其他条款，当然讲茶的茶钱也由他来付[4]。

这种习惯法的长久流传对维持地方治安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反复加强了士绅的文化控制作用。

民间社会的纠纷处理的越成功，士绅的地位和威信就越上升并日益稳固，民众对士绅的依靠就日益增强。

在《祝福》中，与其把鲁四老爷作为祥林嫂悲剧的“政权”因素，不如把他视为祥林嫂悲剧的一种文化控制因素。

祥林嫂是闯入鲁镇的一个原始劳动力，她进入鲁镇除了自己的倔强性格和求生本能等自身条件外，还必须具备进入市镇的文化条件：作为市镇社会的新成员，祥林嫂必须胜任“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个“勤快的比男人还勤快”的农村妇女尽管是个寡妇，深为鲁四老爷厌恶，但这并没有使她被这个思想守旧的老顽固赶走。

更重要的是，祥林嫂必须扮演“市镇礼仪文化承担者”的角色，这是祥林嫂悲剧的真正根源，也是鲁四老爷在小说文本中作为祥林嫂悲剧凶手的根本原因，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鲁四老爷，我们才能更接近“士绅”本身。

在克服并彻底摆脱（实际上是被迫流浪到市镇）了农村寡妇最艰难的生存羁绊后，祥林嫂作为劳动力是可以在鲁镇生存下去的。

但是在市镇礼仪的履行上，鲁四老爷、太太和柳妈一起剥夺了她“市镇礼仪文化承担者”的身份认同。

寡妇身份在清代乡村实际上不存在更多的礼教束缚和精神压抑，寡妇再嫁因为中国乡土社会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而在乡村得到巨大同情和支持[5]。

因此，祥林嫂的悲剧不来自寡妇身份自身的社会压抑。

相反，是市镇礼仪要求的洁净观念保持者们在文化观念上的保守和偏执把一个原始性格的“自然人”排斥在“祝福”的行列之外，并强加给她忏悔、赎罪等她本来并不必须承担的文化责任。

祥林嫂实在过不了这一关口，无法过度为一个新的市镇成员，新环境带给她的生存意识是：她在农村被迫几次改嫁中哭喊和抗争并不彻底，那不是为了生，恰恰是把自己送进地狱还要被锯为两截让两个死鬼分享的证据。

闯入市镇给她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意识在她心灵深处的诞生，是中国国民愚昧中的一点悲剧性开蒙？还是基层社区的民众越往上走越残酷的社会现实的黑暗写照？还是再现那个“吃人”的礼教的隐喻？不仅《祝福》中的“我”—一个知识分子—支支吾吾，而且鲁四老爷之流也在冷酷的礼仪中“文明”地剥夺了祥林嫂的生的权力。

还有更多的人实际被支配在士绅文化控制之下，比如《离婚》中的爱姑的命运。

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爱姑和她的父亲何必去找慰老爷和七大人去调解她的离婚呢。

她已不打算回去，也不像是为了闹着多弄点钱，目的仿佛就是把施家闹个家破人亡，出出长期在施家遭受的“老畜生”和“小畜生”打骂的恶气，报复“小畜生”姘上小寡妇的劣迹。

这次由城里的七大人出面、慰老爷主持的调停爱姑的离婚，周作人已经指出了它的虚构性：那时不存在离婚一说，不论是男方主动，还是女性主动，书面上都是以休书的形式出现。

鲁迅显然在爱姑的性格变化上虚构了事件发展的对立物：是士绅们最终成功地控制了爱姑的“放肆”“粗鲁”。

这种设置是有意思的，七大人和慰老爷这两个角色完全为爱姑的性格展示而存在。

二者的出现便于建立起基层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便于作家对主人公的性格展示和心理探索在它的根源上找到充足的依据。

有一点是货真价实的：这次貌似比较公正的调停，隐含着士绅的价值取向和群众威望：第一，民众相信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

第二，他们在民众眼里不是乡下人，而是见过大场面的。

第三，他们有足够的文化实力可以击到那些乡下人的粗陋观念和残缺不全的道理。

在对爱姑的理论调停上，最早主持调停的慰老爷、城里来的七大人、从北京洋学堂来的尖下巴少爷、蓝袍子黑背心的衙役组成了强大的阵容，以恫吓和“说理”相交的综合实力成功地扳到了仿佛谁也不怕的爱姑。

爱姑的命运与其说是鲁迅在深究国民心底的真正奴性，不如说更深刻地体现了士绅阶层的文化控制权力的深广。

爱姑是鲁迅小说中唯一一个不带有作家更多同情的妇女形象，她不是祥林嫂那样值得完全同情的妇女，甚至我们隐约觉出作家对她的品格也没有多大的赞赏，何况她对士绅们前倨后恭的态度让我们觉得爱姑在离婚调解中的勇气和倔强仿佛来自她的泼妇般的性格。

《长明灯》中的四爷虽然仍是“长明灯”事件的中枢，但他作为文化控制权力的角色却大打了折扣。

他明显的不愿意去多管闲事，虽然人们遇到难题时，还是聚到他的客厅里来让他拿主意。

当决定将疯子关到四爷的府上时，四爷先是哭穷，而后还暴露了他要霸占疯子住的一间破屋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