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张伯苓
前言：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是中国奥运先驱。

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造了中华教育史上一道辉煌篇章-------“南开”教育。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个人生平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

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

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

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

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

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

1919年秋正式开学。

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

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

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

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

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1936年迫于抗战形式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

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

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

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

1950年5
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

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

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

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

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

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

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

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伯苓的晚境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作“南开先生”。

他在世的七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

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如194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使这位教育家添加了复杂成分，以至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

如此无奈的结局，乍看起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

然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在此暂住的张伯苓已经七十四岁，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

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

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

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
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

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赵光宸《张伯苓年谱》），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

”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

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

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

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至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

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

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

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

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

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

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

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

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

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

”（见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

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

其中写到：……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

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

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这篇悼文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方公开发表。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

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

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

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

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

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

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也所在多有。

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

而他的晚年经历，固然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早在58年前，著名文学艺术家老舍、曹禺就说过：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张伯苓有着传奇的人生——他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丽的甲午海战。

他当过私墅教师，他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又在天府之国的重庆创办新的南开中学；他是著名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张学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与蒋介石、汪精卫多有过
从。

他从清末走来，直到新中国出生。

他用人才丈量了中国近代历史；他从平民中走来，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立起教育家的丰碑。

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就是从张伯苓放弃海军生涯，立志传播新式教育开始的。

宏伟的历史场景，把人们引向血与火交融的东海战场。

近代天津的特有生活情味，展现了张伯苓初为人师的教学、爱情和抱负。

他苦苦情愫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战败的原因。

他与南开的另一位创办人严修乘舟东去，到日本学习新教育的经验。

他们携手在中国北方吹响了新教育的号角，成立了敬业中学堂----这就是著名南开学校的滥觞。

而后又是艰难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以及重庆南开中学……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运动的主题，也是教育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堂。

电视剧在充满激情地展现南开教育的同时，也极具巧妙地引出另一条主线，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爱国斗争。

日本的军人、外交官、文化人一一走近张伯苓的生活舞台。

与此同时又交织出封建卫道文人螳臂挡车的挣扎的及反动军政当局的种种表演，从而构成了北洋军阀社会的众生相和春风桃李的另一个天地。

历史为敢立潮头者歌。

电视剧并不是图解式的----描写张伯苓建立中学、大学的过程。

是在教育和学校的平台上，展现一位教育家的大情、大义、大智、大勇。

当民间的捐款一时告罄，学校立即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外国教会用抹着蜜的大洋来诱使张伯苓将学校变成十字架的“乐土”时，张伯苓愤怒了！中国学校岂能用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民族教育家的骨气。

学生们不满意于学校机械地照搬外国教育而拾人牙慧，他们的文章在南开园掀起一场教育是否要本土化的激烈争论，一些教授甚至以罢教维护他们趸来的美国教育。

日本时时不忘占领中国，把抗日救亡的南开视为眼中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顾国际公法，首先把炮火对准南开大学，对准传承文化的普通教师和学生。

炸弹无情地降落在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

南开大学被夷为了平地，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被日寇野蛮地摧残。

惊人动魄的剧情震撼
人心。

张伯苓在南京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资，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加奋动”这位62岁的老人的话是昭告世人的民族宣言！
电视剧的后几集主要反映了张伯苓在重庆的生活，展现了一个教育家晚年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

由教育家、社会名人成了跻身政治的公众人物。

他住在重庆南开中学里，以国民参政会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参与了政治活动。

他的学生周恩来作为中共南方局负责人长期驻足重庆。

他的另一些学生如吴国桢也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

学校教育、国共两党、政治活动、师生情谊，如网络交错，使剧情跌宕起伏。

张伯苓有了更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机会，渐渐地了解着共产党及其抗日的正确。

国民党的腐败也在教育着这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

伴随着张伯苓的生活，有周恩来与吴国桢的激烈政治争论，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对重庆南开中学的无端诋毁，有他的同事在国民党党派之争下受的不白之冤。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张伯苓在会见毛泽东时表达了对和平建国的愿望，此后他开始为南开大学复员回天津、南开中学复校而努力。

他想继续保持南开的私立，他想继续把住他一手创办的南开大学的校长。

但他哪里知道，他已经成为蒋介石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蒋介石要用张伯苓社会贤达的名声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行经遮羞。

张伯苓有过短时间的迷茫。

但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国民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逐渐使他们有了清醒的认识。

他的学生周恩来以“飞飞”为笔名，从北京经香港给老校长发出密信：“飞飞不让老校长动！”从此张伯苓向着光明、向着真理大踏步走去。

历史的挡道者，该剧中的梅津、多田，都没有好的下场。

蒋介石无奈地跑到了台湾。

重庆解放了，张伯苓把私立南开捐给了国家。

他以其无私奉献的教育家人生，为万千桃李树立了典范，为“科教兴国”伟业作了铺路先锋。

张伯苓与奥运
奥运三问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体育校长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张小辫爬竿最快”，连校长严复都知道；后来成为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

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同学生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学生制造器材，为学生聘请名家，率南开足球队胜天津租界队，被誉“体育校长”。

奥运之最
张伯苓先生的嫡孙张元龙回忆：张伯苓关于奥运会的最早言论，是在1907年。

那年的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演讲“雅典的奥运会”时，明确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

“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张伯苓还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派出奥委会代表。

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梦圆腾飞
1932年，第7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以张伯苓、王正廷为首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急电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刘长春、于希渭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

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

张伯苓还是倡议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第一人。

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张伯苓-传奇人生
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欧洲列强像一群饿狼扑向中国，鲸吞瓜分，肆无忌惮。

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

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当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后，再行转让给英国。

这一交接仪式定于在威海卫举行。

张伯苓所在通济舰护送清廷大员前往。

风在呜咽，浪在怒吼，乌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滚过。

交接仪式开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的龙旗，这算是清政府从日军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后再是拱手让给英国人。

这一拱让比从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凄怆。

但见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

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

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地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

鲜明地对照，强烈地印象。

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话剧，悲愤交集。

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张伯苓不禁自问：国家积弱到这种地步，中华民族何以自立于世界？以这样的官兵对阵外敌，怎能不一败涂地，任人宰割？他站在甲板上，凝
视苍茫的大海，耳听海浪冲击岸石的轰鸣，眼里射出坚毅的光，他斩钉截铁地说：“海军救不了中国！”经过新地思索，张伯苓得出这样地结论：“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

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不久，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

私墅教师
从“物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信念的确立，张伯苓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从此，张伯苓以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受聘于严范孙的家馆开始的。

严范孙是天津著名教育家，主张变革封建教育，开办新式学堂。

严、张二人思想主张一致，对教育救国、培育新人同具热心。

1904年他们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南开中学。

后来这所中学越办越好，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

张伯苓成为声誉卓著的新教育倡导者。

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张伯苓、严范孙决心创办大学。

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他们就开始酝酿。

为此，张伯苓去美国学习、考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一年多的教育理论，有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1918年末由美国回到天津后，就开始筹募办学资金。

1919年春开始起建大学校舍。

9月初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25日开学，私立南开大学宣告诞生。

体育校长
当南开的校友们回忆起张伯苓校长时，总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刚毅洪亮的天津腔。

而在老一辈南开人心目中更为重要的，则是校长在体育这片广阔天地中活跃的形象，这便是巍巍南开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刘公岛上亲眼目睹了英国士兵身体强健而中国士兵体质羸弱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又看到很多原本强壮的矿科毕业学生，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时，竟然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

赤诚的爱国之心，使张伯苓暗下决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张伯苓便将这样的理念带入南开学校，使更多的有志青年受其泽被。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

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

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

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

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

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

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张伯苓交往近四十年，于私，是师生情谊；于公，属团结统战范畴。

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

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