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戊奇荒”看中国古代灾荒中的人地关系

从“丁戊奇荒”看中国古代灾荒中的人地关系

作者：高衡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

内容摘要：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灾荒频仍的主要原因为政治腐败、差徭赋税繁重、战争破坏等，但本文不这样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内部及内外部间能量和物质交换达到均衡。如果这种均衡被打破就导致系统的破坏，灾害就会发生。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的人地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致使灾荒频繁发生。本文由此以“丁戊奇荒”为视点分析了这一论题。

关键词：丁戊奇荒人地关系

光绪初年，一场罕见的大旱席卷我国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东等地，亦称“丁戊奇荒”*。这场旱灾对山西而言尤为酷烈。基于丰富的史料记载，史学界对山西这场大灾成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大致可概括为：政治腐败、差徭赋税繁重、战争破坏、罂粟大量种植等政治、经济因素，对自然环境恶化也有分析，但却相对简略，缺乏深度，无法揭示环境恶化背后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人地不相协调。本文以山西“丁戊奇荒”为视点，来透视明清人、地状况及其二者不相协调所带来的危害，以求鉴古而知今。尽管由于社会的变迁，人地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古论今，但历史的轨迹，更深层次的蕴含着人地相互作用的机理；同时，现在和未来的人地关系是过去状态的继承和发展，而目前环境恶化已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的一大威胁。通过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以期有助于今日的发展，正是本文写作意义之所在。

1．人与地及其相互作用机理

在不同著述和论文中，对人和地的概念阐述也不尽相同。为使本文论述更加清晰，先从地理学角度对人和地及其相互作用机理作一介绍。

“人”是指社会性的人，指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指有意识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人；也是指一定地域空间内活动的人类圈。“地”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即有机与无机自然界中的诸要素，包括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在内的有机结合而成的地理环境；是指在空间上存在着地区差异的地理环境；也是指受人类活动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依存于自然，并不断改造自然。这种人类行为，使得人与地相互作用，并依据一定的客观规律循环发展。

首先，从环境内部来看，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大气、水、土、岩石、光热等非生物因素以及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和相互循环，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一种要素的变化就会引起其它要素的变化，从而造成整个自然界中各要素的连锁反应。正是由于自然内部的这种相互制约关系，才使得当人类过度破环某一要素时，从而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

其次，自然界各要素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这一功能使得整个系统可以承受一定的外界压力，并通过自我调节来恢复自身相对平衡。由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外界压力不能过大，只能在生态阈限以内。若人类的破坏在生态阈限以内，那么生态系统仍可以通过自身调节作用恢复平衡，但如果这种破坏超出生态阈限，则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平衡。自然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最终给人类带来灾难性惩罚。

由此可知，人类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环境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并且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类却不断针对环境进行着有目的、有意识地的活动，二者必然存在矛盾。

*光绪三、四分别为农历、丁丑、戊寅年，故称“丁戊”。

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并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中尊重自然规律，便能趋利避害，两者协调发展。反之，如果违背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在受益于自然的同时，终究也无法逃脱自然界的惩罚。本文正是从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证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滥砍滥伐而形成人地无法统一、协调，从而加深人与地的对立，最终导致灾难的形成。这也正是丁戊奇荒背后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里，人与环境发生作用主要是通过农业活动（即耕作）来实现的，加之人与地的失调是一个历史延续过程，因此，分析山西“丁戊奇荒”中人地失调因素，必然要从明清时期人口与耕地的关系入手。正是由于那一时期人口过量增加，原有的耕地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人口的粮食需要，人类只能开荒毁林，索取更多的土地资源，从而引起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导致自然生态恶化，人与地不能协调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人类最终成为受害者。

2．明清时期山西的人口、耕地及森林资源变迁

人口与耕地的增加、森林植被减少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自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人地关系失调、灾害日益频仍的过程。以下分别对明清时期人口、耕地及森林资源变迁状况作一论述。

2.1人口增长

明清以来，山西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耕地也随之不断扩大。

明初，由于山西少受战乱之苦，社会相对安定繁荣，人口增长迅速。据统计，这时山西人口总数为403余万。如此数字听来并不庞大，然而就当时而言，人口数量已超出土地承载力。从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明初大移民，便可对此问题端知一二。可见，人口压力——相对于土地承载力而形成的人口过剩危机已成为当时山西一大社会弊病。

清代，经历了长期战乱和灾荒之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突破有史以来1亿大关，至1840年已达4亿之多。1851年（咸丰元年）全国人口为4.31896亿[1]。达到历史最高点。在此人口增长的大趋势下，山西人口也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于1877年增至164,330,000山西有史以来最高点。为了便于说明这一时期山西人口增长情况，特将1667——1877年人口增长列表如下：

表1：1661——1877年山西人口增长

年代朝代年号人口增长数字

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省人丁为1,527,632人，实际人口约为7,638,160人①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全省人丁为1,649,666人，实际人口约为8,248,330人②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全省人口为9,654,234人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全省人口为10,239,907人

1840年道光二十年全省人口为14,891,000人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注：①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清代各省人口数字中人丁数字按照传统的丁与口一比五的比例估算所得

②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6页

从表1的人口数字统计来分析，山西人口自1661——1877年216年间共增长8,794,840人，当然仅从人口的增长数字并不能断定这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状况。由于乐户入籍、隐匿人口等人口统计政策及各种社会弊病，使得一些原本存在的人口并没有被统计进来，当这些人口被重新统计时，其增长的数字自然会相应加大。尤其是在社会经济相对安定繁荣之时，人口再生产必然加速。1840年之后，全国人口总量减少，而山西受战争影响不大，人口仍然持续增长。自1840年——1877年37年中，人口共增加1,541,000人，年平均增加40,533人。至“丁戊奇荒”之前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局面。

2.2耕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