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道罗夫“等值翻译论”

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刍议摘要论文阐述了西方译界代表人物对等值翻译的仁者见仁的观点，探讨了“等值翻译论”的内涵及其本质，分析了“等值翻译论”在英汉互译中的具体应用，认为“等值翻译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实用性，是译者追求的理想境界，但难于做到完全意义上的“等值”。

关键词：翻译等值费道罗夫奈达纽马克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翻译，尤其是语际翻译，是涉及到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活动。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译界围绕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展开了反复争论，但始终未能超出清末民族著名翻译家严复所创立的这一翻译原则或标准。

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国外语言学的迅猛发展，一些翻译家将一些新的语言学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上，这些重要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引进，促进了我国译界翻译研究的发展。

而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a.v.fedorov）（1953）所提出的“等值翻译论”作为一个中心概念，然后围绕这个中心对翻译等值进行了各种探讨。

这样，就把翻译讨论的焦点从传统的翻译方法“直译”与“意译”标准之争引向了深入。

一“等值翻译论”的引进与争辩在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我们率先看到“等值翻译论”这一理论；随后，英国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1965）也提出了翻译的“等值论”观点。

而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根据自己翻译《圣经》的切身经验认识到卡特福德的定义有些过于武断，于是在他的著作《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的新概念”。

他认为以前的翻译，重点过多地放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译文与原文的对等，而不大考虑译文读者的反映。

因此他认为，翻译还要取得“功能对等”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奈达发展了他的理论，由原来的重视意义而轻文体，演变成为形式与内容并重。

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

他从《圣经》翻译中摘取的著名例子是“lamb of god”一词。

而另一个例子就是英语中的“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就不硬译成“一石双鸟”，而可以套用约定俗成的“一箭双雕”；“love me，love my dog”应该译成“爱屋及乌”。

这些有约定俗成说法的习语照搬为妙，不必要字与字对等译出，如“milk way”译成“牛奶路”之类的译法让中国人不知所云。

可见，在奈达的一系列翻译著作中，尽管在他的翻译理论和主张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他所指的“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说明了翻译的辨证关系。

而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其所著的《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中，则把翻译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他同样认为要因文章而异，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文本中心论”。

对比纽马克和奈达的翻译观点，虽然有一些分歧，但也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

例如，他们都十分重视译文读者的反应，重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都不拘泥于那种字对字的直译，优秀的译作产生于译者与原作者的心灵共鸣，翻译存在某些原则和规则，但它们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成为某种程式或“万应灵药”。

二“等值翻译论”实质探究自从有翻译以来，国内外译界就围绕翻译方法——直译或意译展开了争论，而且将这种历史性的争论上升到了翻译理论标准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译者的译述不论，近代清末民初的严复（1853-1936）在《天演论·译例言》卷首开宗明义提出的理论观点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理论思想的代表，至今仍不断地被译家所引用，即使现今一些学者有关汉英互译的所谓新观点，我们认为仍然没有脱离严复“信、达、雅”的窠臼。

而在国外，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被应用到直译或意译论争中来，出现了以奈达和纽马克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家，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翻译理论思想，把这一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然而，纵观上述中外著名译家对直译或意译之争的精辟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标准之争的最终结果还是翻译时用直译或意译，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我国学者早已发现，“等值翻译论”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存在许多共同点（罗新璋，1990；金堤，1989；劳陇，1990；等）。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奈达“对等论”中的“equivalence”相当于严复的“信”，只不过奈达的理论首先就指出了对等应该划分为形式上的对等和功能上的对等。

具体来说，形式上的对等是在语言形式上，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性；而功能上的对等是侧重强调在语言功能上原文与译文的一致性，不强求语言形式上的绝对等值。

再来看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新概念，可以说，这是他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

纽马克从文本论出发，运用了卡尔·布勒（karl bühler）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等语言学家对语言的三大功能的划分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译应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

作者指出，这似乎合乎严复的“信”，可谓“直译”；而交际翻译则注重读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

交际翻译要求译者创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

这种翻译自然是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流畅、简洁，更容易为译文读者所接受和欢迎，也就是严复所说的“达”意。

另外，我国翻译学者劳陇（1990）在《殊途同归》一文中也指出，严复“信、达、雅”说同奈达、纽马克的学说都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等值翻译论”与我国传统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有着颇多相似或相容之处。

在有关直译和意译之争的理论标准讨论中，严复与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的确有着相似的一致性，个中原因自然是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普遍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会有共性的问题，值得中外译家共同探讨，直译或意译的翻译标准之争就是典例。

因此，学习国内外的翻译理论，必须结合汉外互译的特点，寻找切合实际的规律和标准，灵活加以应用才是正确的翻译途径。

三“等值翻译论”在英汉互译中的运用如上所述，在对等翻译问题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翻译家都始终围绕着到底是用“直译”还是用“意译”的方法争论不休。

奈达的“对等论”与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理论体系也有暗合之处。

为了从现代翻译活动的实际来验证奈达和纽马克殊途同归的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我们试从下面一些译例汇集中，对“等值翻译论”的应用作一分析。

首先，我们发现许多常见的商标或厂商名称都是采用音译法来译的。

因为外国名称在中文里没有对等词汇，便竭力选用听起来悦耳，看起来悦目，说起来顺口的汉字代替相应的外国语言。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例如：nokia—诺基亚，hazeline—夏士莲，giordano—佐丹奴等；还有大量的外国汽车品牌，如：audi—奥迪，buick—别克，ferrari—法拉利，fiat—菲亚特，chrysler—克莱斯勒，citroen—雪铁龙，chevrolet—雪佛兰等。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品牌，无不是通过选择适当的汉字，在符合原发音的同时，又尽量概述该产品的的特点和功能。

所以采用音意结合法来译外国商标及厂商名称，既保存了原有风味，又表达出了特定的汉语语义。

虽然译名与原意有所出入，但表达的功能却是相同的，正是所谓的“离形得似，重在神似”。

这些译名的广为接受也正说明了音意结合译法的成功。

“等值翻译论”不仅应用于英译汉过程中，也广泛应用于汉译英中。

下面以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译本《红楼梦》中的一些事例为例，分析“等值翻译论”在汉译英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众所周知，“红”在《红楼梦》中频频出现，并首先体现在这部书的名称上。

在译《红楼梦》这个书名时，霍克斯考虑了中西方文化中“红”字的不同内涵，在他的《红楼梦》英译第一卷的前言中，霍克斯（1973）写道：“在我的译本中，《红楼梦》的爱好者们可能发现缺少那么一点……全书的‘红’字的意境：首先，在各种版本中，其中之一的中文标题就是包括‘红’字的《红楼梦》。

红色有时象征着春天，有时象征着青春，有时象征好运或繁荣。

红色在书中反复出现，贯穿全书。

遗憾的是，在英语中除了像红玫瑰色的面颊，年轻人猩红色的嘴唇外，红色完全没有汉语中所具有的那种联想意义。

我认为中文的‘红’一词如果单单译成‘gold或green’（春天，绿色的春天，金子般的姑娘，小伙子们），会造成一定的意义走失，但又缺乏足够的技巧来改变这种情况。

”霍克斯在此考虑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指示对象可能包含不同的内涵，而在译入语中会引起不同的意象联想，于是在译文中，霍克斯改变了指称对象，以求内涵意义的等值。

因此他的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取了小说的另一个名称《石头记》。

对此金堤（1989）评论到：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由于他意识到“red”词可能使现代英语读者联想到暴力、流血，所以采用小说原来曾经使用的书名《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显然，这个英文书名给英语读者的感受，比带有“red”的书名更接近于《红楼梦》给汉语读者的感受，这就是灵巧地躲避了表面的“对等”，从而取得了真正的相近效果。

在霍克斯的译本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如，《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好了歌》的第一句话是“世人都晓神仙好”，其中的“神仙”（immortal）一词的内涵意义在中英文化中不同。

在中国文化里，神仙永生不死，凡人经过修炼，死后能够进入天堂成为神仙，这是道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而在英语中，“神仙”（immortal）指的是住在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

这些神仙具有凡人的感情，有勾心斗角之争，也有痛苦，凡人不可能成为神仙。

普通人追求的则是死后灵魂得救，也就是英语中的“salvation”的意义。

这种转译虽然没做到意义的对等，但在译入语读者心理引起的文化感受方面，却与原文读者对值，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方法。

可见，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不同，英语和汉语的词汇都有着丰富的多义、转义现象。

在翻译时，如有莫名其妙或不顺达的感觉，应排除常用义和直义，求索其内在的确切涵义，不可牵强附会，以求英汉互译的完全“对等”。

总之，“义”是翻译的精髓，翻译且莫望文生义，“望文”而“生义”，必是言不及义。

我们要的是“望文思义”，因为只有意会，方能言传。

四“等值翻译论”对翻译创作的启示综上所举之例为“等值翻译论”的具体应用。

但是，“等值论”只能做到某些方面的“等值”，如文化含义、心理反应等，完全意义上的“等值”是不可能的。

如另一位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barkhudarov）（1985）指出，在语际转换中，信息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要百分之百传达原文的意义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