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渊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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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中　医　药
Modern Traditi 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9年7月第29卷第4期
July.2009　Vol.29　No.4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渊源及其影响
章碧明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医疗保健中心,陕西咸阳712000)
摘　要:金元时期由于历史和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影响,在医学学术方面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产生了至今仍对中医学影响甚大的众所周知的“金元四大家”。

其代表人物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均各树一帜,以“偏”而闻名于世,在金元时期创立了偏攻、偏补自家为法的新理论,他们以各自提出的不同观点和理论,突破了魏晋以后在医疗过程中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丰富了祖国医学宝藏,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本文试从分析每一学派的学术思想出发,提倡“金元四大家”在《内经》理论和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阐发经义,大胆的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术作风。

启发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坚持继承和创新并重,在中医药学的临床实践当中,不墨守成规,勇于开拓,坚持因人、因时、因地的中医治疗原则,在吸取前人的医疗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医药事业引向纵深的发展,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关键词:金元四大家;学术渊源;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71(2009)04-0064-03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指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金元时期由于历史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中医学术方面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产生了至今仍对中医学影响甚大的“金元四大家”。

虽然“金元四大家”以各执一偏而著称于世,但我们在分析每一学派的学术思想时不难发现,每一学派都与其他的学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理论创新做一个回顾:
1　生平及其师承
据有关史料记载,金元四大家各自生活的一百余年间,是一个民族战争极为频繁时期,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各种疾病流行,特别是各种疫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局方》盛行,医家又都默守陈规情况下,更使当时的疾病治疗出现种种弊端。

这些都为金元四大家的学术形成造就了一个外部环境,使他们本着补偏救弊而成一家之言。

1.1　刘完素　字守真,自号通玄学士(公元1120～1200年),金代河间府(今河北河间县)人,故人称为“河间先生”。

他提出了“五志过极皆为火”(《素问玄机原病式・火论》)及其后世为之总结的“六气皆从火化”的学术观点,奠定了“河间学派”火热病机的理论基础,开创了金元时期中医学术争鸣的先河。

1.2　张从正　字子和(公元1159～1228年),金代唯洲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人。

因其祖籍在西周所置戴国境内,故自号戴人,久居陈元宛丘(今河南淮阳县)。

曾私塾于刘完素,基本思想源于刘完素“寒凉学说”,用药寒凉而峻猛。

提出了“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

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

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

“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的理论,创立了“汗、吐、下”三法治疗疾病,成为“攻邪学派”的代表人。

1.3　李杲　字明之(公元1180～1251年),世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的东垣地区,晚年号称东垣老人。

曾经师从于张元素,在继承张元素的医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以《内经》“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理论为依据,创立了“脾胃学说”而成为补土派的创始人。

其在治法上的“盖温能除大热,……今立补中益气汤。

”(《内外伤辨惑论・卷中・饮食劳倦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推崇。

1.4　朱震亨　号丹溪(公元1228～1358年),元代婺洲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

因其所居赤岸镇有一条溪名丹溪,故号丹溪翁,后人以丹溪称之。

朱丹溪生于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之后,其学术思想深受他们的影响。

他提出了“相火论”(《格致余论・相火论》)的学术观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学说。

2　学术思想及其继承
2.1　刘完素于六气中着重“火热”,扩大火热病证的范围,在治疗上提倡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病,制定了不少著名方剂。

其学说不仅纠正了当时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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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燥药物的流弊,而且打破了当时医界默守仲景陈规的局面,树立了因时、因人、因地的辨治典范。

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和《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

其学术思想从不同角度渗透于金元时期其他医家的学术之中,如从正的善用寒凉攻邪、东垣的论述阴火、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等等。

2.2　张从正继承了河间的外来火热之说,倡“邪去正安”,主张汗、吐、下三法为治。

主要著作是《儒门事亲》。

他在刘完素倡导的《素问・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治”病机理论的启发下,持寒凉立论,将《伤寒论》中的汗、吐、下三法的运用范围进一步的扩大。

他的汗法双解散;吐法茶调散、三圣散;下法浚川散、通经散、禹功散等,都是在河间寒凉学说的基础上制定和应用之方,张从正在实践中发展了河间学说。

2.3　李东垣提出了“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脾胃论序》)的观点,着意于脾胃与元气的关系,变攻伐为补益,其论点亦受河间、从正的启发。

主要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和《医学发明》等。

河间在火热病治疗中强调注重脾胃,其在《原病式・六气为病・火类》中指出:“土为万物之元,故水土同在于下,而为万物之……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脾胃。

”李东垣受其启发,治疗脾胃内伤诸病主用益气升阳结合苦寒泻火。

河间在《原病式・六气为病・寒类》中有“胃热则消谷善饥,故病寒则食虽已而不饥也……”,李东垣由此发挥用补升以治脾的方法进行治疗,其散火解热的代表方升阳散火汤和苦寒泻火的代表方朱砂安神丸,虽重在散火泻火,但都辅以补益和中药物,可见其用药是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弥补了河间、从正的不足。

张从正“主攻”是以外来之邪立论,因此偏重“实”。

在论及“虚损”之证时,提到“夫病人多日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则愈也”(《儒门事亲・虚损二十八》),其在主攻的同时并没有排除用补法治疗。

李东垣“用补”是从内伤的角度出发,因此侧重于“虚”。

在叙及风寒外感诸证时亦认为“概其外伤风寒,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外伤辨惑论・卷中・论阴证阳证》),用补也没有排除泻法。

又如东垣认为治病必须从正邪消长和形气盛衰来考虑攻补的方法,一切疾病的初期,不论病的轻重都应以猛剂驱邪,体现了张从正“邪去正安”之意。

2.4　朱丹溪学源于刘完素、李东垣,旁通张从正之法,创造性地把外感火热研究引向了内伤火热的证治之中,同时又提出了“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的治疗观点,进一步发展了张从正攻邪理论,可见其是熔三家之学术思想于一炉而有创新。

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和《本草衍义补遗》。

朱丹溪所论的火热病变主要是指内火,其“诸火自内作”(《局方发挥》)是指相火为病。

提出了“气有余便是火”(《丹溪心法・火六》),阐述了气机阻逆产生邪火的病机,把刘完素外感火热的学术思想引向了内伤火热的证治。

另外如刘完素在《原病式・六气为病・热类》中提出了吐酸属于热郁致酸的病因病机,朱丹溪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方药。

如“吞酸者湿热郁积于肝而出,伏于肺胃之间,宜吴萸顺其性而折之,此反佐之法也,必以炒黄连为君,以清其胃热”;在湿热病“吐出酸水如醋”中附方曲术丸、加味平胃散或南星、半夏、软石膏、香附等作丸服用(《丹溪心法・吞酸三十三》),使吞酸的病因、病位、治疗由单一因素推演到了复合因素。

“相火,元气之贼”本是李东垣的学术观点,朱丹溪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火的常与变、吉与凶的两重性观点,在滋阴降火治疗中,既继承了河间学说又汲取了东垣的经验,注意脾胃元气。

东垣曾论阳升阴降,但特别重视阳气的升发,丹溪接受了这种观点。

然而丹溪阐明“阴升阳降”的问题--“阴阳比和”是以“阴升阳降”为基本条件,这既是丹溪对阴阳升降理论的独到见解,也是对东垣升降学说的一大补充。

3　学术渊源
3.1　刘完素学术渊源　他结合临床实际,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火热论及辛凉解表和泻热养阴的治法。

其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理论上演绎发挥,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把属于火的10条、属于热的7条扩大为57条,总结归纳出了后世为之称道的“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的论点。

同时他还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在《黄帝素问宣明方论》中汇集《素问》所述的62个杂病病证分别予以处方,使《内经》理论与临床得到紧密的结合,使《内经》的理论更加具体化。

3.2　张从正学术渊源　他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钻研医术,自述对刘完素辛凉之剂用了四十余年,属于河间学派。

当时遵循《内经》的发病学观点,认为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盛行的《局方》,医家不敢攻邪,恐伤正气。

张从正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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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

”(《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

在继承刘完素的“寒凉学说”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病由邪生,攻邪已病”治疗思想。

倡导“今予论汗、吐、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并谓之“三法能兼众法”(《格致余论・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

攻邪的同时张从正亦受《内经》的影响强调药攻食补,《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曰:“病调以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菜充之”。

3.3　李杲学术渊源　他是易水学派张元素的弟子,善师仲景、河间、子和而又有自己的创新和见解。

其所处的年代正值金元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此时脾胃病发病较多,加之他自己又是脾胃虚弱,就促使他不断地思考有关方面的问题。

在其师张元素创立的脏腑病机学说“脏腑虚实用药”的影响下,研究《内经》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独创了脾胃学说。

在李杲的著作中,他大量引用了《内经》原文,对其中的有关脾胃理论进行了整理和创新,提出了“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

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卷上・脾胃虚实传变论》),把《内经》“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做为自己理论的根据。

在对内伤发热病的治疗中,李杲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治疗法则,认为“唯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寒,甘寒以泻其火热而愈”,“盖温能除大热,大忌用苦寒之药泻胃土”(《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创立了“甘温除大热”的治疗方法。

3.4　朱丹溪学术渊源　他生活的年代,当时元已统一中国,人民得以修养生息,他生活的南方物产也较为丰富,人的体质相对较弱。

富者美食纵欲,相火亢盛,贫者郁火内生,皆易耗损阴精。

然而当时仍盛行《局方》、滥用温燥。

针对这种状况,朱丹溪在总结前人论述相火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的滋阴学说。

丹溪认为“诸火病自内生”(《局方发挥》),以《内经》病机属火的5条为纲,对相火妄动的病证进行了总结。

他以《素问・太阴阳明论篇》“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

故阳道实,阴道虚。

”以及《素问・方盛衰论篇》“至阴虚,天气绝;至阳虚,地气不足。

”等为立论基础,在《格致余论・序》中提出:“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

同时又从《内经》中“年四十,阴气自半”和“男子六十四岁精绝,女子四十九岁经绝”总结出阴精“难成易亏”(《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思想。

当然丹溪学说的形成也是受到了金元四家的其他三家的影响,首先是河间的“火热论”,以火热病机证治为主,多在外感;李东垣则以脾胃虚损病机为主,偏在内伤;丹溪则将外感火热引向了内伤火热,同时提出的“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张从正的攻邪理论。

4　结语
综上所述,金元四大家各自学术成就的取得与他们之间既相互继承又有所发展的学术创新精神紧密联系。

都是在认识到时行的《局方》对他们治疗的群体效果不好情况下,不墨守成规,尊重实践。

在《内经》理论和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大胆的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出新理论。

刘完素为四家之首,开争鸣之先,对其后三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张从正所用三法都是在河间寒凉学说的基础上制定和应用;李东垣论治脾胃内伤诸疾,解决了火与元气两不相立的矛盾,可谓受启发于河间、从正之学说,又具有自己的创新;朱丹溪认识到河间、从正的推陈致新与泻火之法有利于湿热相火为病,而东垣补中益气之法又有利于心肺脾胃之阳不能升举者,故融他们学说于一炉,发展出了泻相火补真阴的论治方法。

“金元四大家”各自的学说是中医药学继承、发展、创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医家产生其他诸多的医学流派和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时值今日,人类的疾病谱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地区的疾病病种的差异依然存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微观水平。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从“金元四大家”中,我们可以看出继承和创新并重,结合临床实践的需要与发展,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历史地看待中医的理论发展,不墨守成规,勇于开拓,坚持因人、因时、因地的中医治疗原则,在吸取前人的医疗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把中医药事业引向纵深的发展。

我们期待着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能够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新的理论,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天津科技出版社总撰.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M].天
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96:1-2.
[2]李聪甫,刘炳凡.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之研究[M].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9.
(收稿日期:2009-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