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

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

对于意识形态，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试图分别从世界观、信念或手段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解释，拟定不同的含义。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加以解释，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某一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理论或是价值观的基础，又或是对于某一政府所作所为做出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解释。

这里所说的“所作所为”既是指对内政策，也包括对外政策。

因此，意识形态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这其中，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模式可谓影响深远。

追溯美国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影响着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并且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形成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的对外政策，“天定命运（选民意识）”、“美国例外（孤立主义）”和所谓的“利他主义”等等。

而这些特点独立存在，并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了美国一套独特的政治逻辑，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回顾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都如影随形，从未离去。

因此，必须客观而细致地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一、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促使苏联解体二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格局形成，那就是世界被划分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

20世纪中期，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东欧“铁幕”徐徐坠下，长达几十年的“冷战”爆发，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从政治、军事、经济，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等各个层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日益严重。

在这种极端对立的政治格局下，“冷战”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说，意识形态是这一时期统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外交活动的“灵魂”，美国也不例外。

“冷战”期间，美国经历了九任总统，无论民主党入主白宫，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斗争”是和平状态下能够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斗争形式之一。

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利用人员和组织往来，绕过“铁幕”，通过专门设立的电台，传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理论；通过激化民族矛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通过价值观输出、文化渗透等各种手段，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意识形态外交”。

几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再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是导致这一巨大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

〔1〕西方国家认为，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一切都是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论二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解立楗（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北京100018）［摘要］意识形态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可以从世界观、信念或手段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解释。

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某一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理论或是价值观的基础，又或是对于某一政府所作所为做出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解释。

意识形态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统领两个阵营外交活动的“灵魂”，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的意识形态外交促使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发生。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意识形态外交的重点转向中亚地区的独联体国家，提供资金培植亲美势力，瓦解原有的国家政治结构，促成了多个国家的“颜色革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和输出。

同时，美国借助信息和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输出加以伪装，提高了意识形态外交的效率和速度。

［关键词］美国;意识形态;颜色革命;知识产权;网络和信息技术［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6—0112—02［收稿日期］2012—10—22［作者简介］解立楗(1977—)，男，山东龙口人。

制片人，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与国际关系。

2012年第6期理论观察N o.6,2012(总第78期)Theoretic ObservationS erial N o.78112——的胜利，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

二、冷战后美国向中亚国家输出意识形态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度，这使得美国国民具有极强的自豪感、优越感和使命感，自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但在国家层面，这样的自豪感、优越感和使命感却成为美国向世界各地“输出”自由与民主理念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这样的“输出”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意识形态的“输出”。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经常以“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标签来区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对于所谓的“民主国家”，美国可以与之结成“盟友”，而对于那些“非民主国家”，美国则始终抱有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有可能转化为“民主国家”的“非民主国家”，美国采取各种隐蔽手段，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将所谓的“自由与民主”的势力触角深入到这些国家内部，影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选举、代议机构改选等国家政治生活的细节。

苏联解体后，美国将意识形态外交的触角伸向了位于中亚地区的独联体国家。

21世纪的最初十年，是美国在中亚地区进行意识形态外交最为活跃的十年，中亚多个国家先后爆发“颜色革命”。

2003年的格鲁吉亚、2004年的乌克兰、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都爆发了“革命”，原先的亲俄政府倒台，亲西方的新政府相继成立。

最近几年，研究者发现，有大量证据显示，中亚地区爆发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的背后，美国的作用非常巨大。

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启动了“支持新生独立国家”的计划，通过“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等政府或非政府性质的基金会，向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NGO）投入大量的资金，利用当地的媒体，输出美国以“自由民主”为外壳的意识形态。

美国通过这些手段，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培植亲美势力，瓦解原有的国家“威权政治”体系，其根本目的就是帮助亲美派势力夺取国家政权，而“自由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这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显著特点。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美国在这些中亚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有了结果，亲俄的政治力量被赶下台，亲美势力粉墨登场。

三、借助经济贸易联系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和侵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凸显，美国也调整了意识形态外交的具体手段，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的特点，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和输出，传播其价值观，并利用自身在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从而达到实现经济霸权、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多重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手段更加多样。

比如借助于知识产权贸易的增加，扩大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文化产品输入国的影响；利用货物贸易范围的扩大，带动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通过服务贸易的开展，潜移默化地传播美国崇尚的西方生活方式；利用国际贸易的现有规则，使一些国家和一些人逐步接受西方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如果说美国采取的上述手段尚带有一定的隐蔽性，那么如下的手段则是“赤裸裸的侵略”。

在与一些国家的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中，美国经常附加政治条件，比如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提出“人权”、民主方面的要求；利用经济制裁，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使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按照西方的意图进行；利用援助和贸易，培植亲西方的势力等等。

〔2〕由于在经济上的超强实力，美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反观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获得经济发展的机遇，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往往被迫接受美国经济援助附加的苛刻的政治条件，从而买下政局动荡不安的伏笔。

四、利用互联网技术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近些年，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日臻成熟，并逐渐走向普罗大众，世界已经明确无误地进入了信息社会。

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一种资源，越多地占有这种资源，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而对政治学家来说，信息也是传播意识形态的特殊载体，信息的传播也是意识形态的传播。

美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已经掌控的“网络信息技术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这成为当今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重要手段。

首先，网络传播使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显得易于接受。

在网络结构中，没有等级观念，也没有传播主体和客体的概念，这使得网络中的个体处于平等地位。

任何一个个体既可以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客体。

每个个体都可以相对自由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也可以相对自由地主动接触来自于其他个体的观点和主张。

美国利用网络传播的这种特点，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意识形态扩张的强制性，使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看上去具有了某种民主化的色彩，更加易于接受。

其次，网络传播使得美国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更佳。

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具有速度快、共享性强、覆盖面广的特点，特别是在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一条信息的传播速度往往呈现爆炸性的“几何增长”。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任何一个微小举动，都能在网络上有所反映，并迅速传播到现实世界中的每个角落。

美国利用网络的这些特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用信息包裹起来的意识形态内容，包括政策、理论或主张，传播给数以亿计的网络受众，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大大提高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传播效果也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呈现严重的“不对称性”，信息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技术信息，连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文化信息也按照这一路径方向流动，这必然使得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受到压抑和影响。

而美国也凭借着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加快了网络信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速度，从而加速了美国意识形态的输出。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技术落后，特别是信息和网络技术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差距更大，难以抵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击。

回顾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在将近70年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然主要由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等因素决定，但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尽管意识形态属于思想意识范畴，很难进行具象地、量化地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很难说清楚意识形态到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