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神话及其悖论

摘要：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表现于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意识形态政策话语。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内涵着巨大的裂痕与冲突，即存在普世价值与全球扩张主义；“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与“结网――对中国有条件的套住政策”；理想主义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双重标准四个方面的悖论，表现出美国“人权神话”、自由女神像背后的反人权、反自由的伪善嘴脸。

关键词：美国；冷战后；道德自负；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悖论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6??011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0BKS063）

作者简介：廖胜刚（1964-），男，湖南泸溪人，法学博士，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意识形态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一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早有预见地指出，进入21世纪，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将成为决定因素。[1]（P292-298）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直言：“我们的最大实力乃是我们思想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我们的思想正在被接受。”[2]（P450）强化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是美国维持霸权地位必须实施的战略。上世纪90年代，美国凭借“一个巨大威力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化的结构”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冷战后美国以“遏制”、“削弱”苏联为目的的反共产主义战略迅速转向“全球民主化”攻势，并依次建构了新干涉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种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虽然它们的话语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大力推行民主、人权外交，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理想主义特征。

一、帝国神话：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道德自负

作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的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评判标准，更是一种理想、一种价值导向，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想，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信仰形式和重要的凝合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这样描述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与‘运动’、‘政党’或是‘革命’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奋斗并

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3]（P106）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为一定的群众实践和政治秩序做合法性辩护，从而强化大众忠诚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正如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达尔指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4]（P354）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当中。美国由于缺乏共同的历史、种族、语言和宗教，这一点使得美国的普遍价值、理想、信仰和目标便成为中心，它们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美利坚民族、国家、人民都是通过信条即意识形态来界定的。独特的国家历史和认同模式铸就了美利坚民族具有一个强大意识

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使命意识、历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热，自建国以来特别是从二战至今不断挥舞民主、自由、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大棒，竭力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此谋求“美国治下的民主和平”。

在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看来，美国是山巅之城、自由之乡，美国人有上帝所赋予的把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及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的神圣使命。二百多年来，美

国人一直拥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人坚信他们的命运是――靠着道义的榜样领导这个世界，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世间新的耶路撒冷。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理想信念决定了他们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对此，老布什曾得意地说，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转向美国寻找榜样，从没有如此之多的人从美国的理想中获得希望。克林顿也曾这样写道：“我们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世界上自由能给人们带来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证。”[5]（P116）美国自立国以来便不断地向外输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制度，其中在外交政策中便蕴含了这样的理念与行动，自认为具有与他国不同的天赋优越感，也造成美国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向外扩张的事实。美国学者迈克尔?H?亨特对此分析说，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结。这一情结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人类承担特殊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自我中心意识实质上就是种族优越感，认为自己的种族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6]（P207-208）

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比其对手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更

有吸引力，那么该政府会获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7]

（P127）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由意识形态来论证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及利用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进行全球扩张。因为美国人最支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实施这一政策能令人信服地既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又能服务于美国的理想。对此，美国外交史家小塞西尔?克拉布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说》书中写道：“毋庸置疑，美国人民显然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新方针都将符合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精神气质及其传统。在国外与在国内一样，国家政策应该符合美国对自由、公正、放任主义、民主和其他所珍惜的概念的信仰。”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早在冷战时期就提出，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应使世界人民的视线集中到共产党国家剥夺公民自由、侵犯个人权益、没有健全的法制、对大众媒介和经济生活进行严格政治控制等方面。这样做可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多党制、市场经济和真正民主制的优越性。”[8]（P303）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从老布什到奥巴马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将维护人权、推进世界民主设定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坚信推行全球民主化是实现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根本途径。

美利坚这种极端道德主义性格以及外交政策中强烈的

道德主义因素所产生的“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终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