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_从屈原到柳宗元

第29卷第1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9 No.1 2008年1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an.2008

贬谪：从屈原到柳宗元

张利玲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贬谪是中国文学重要题材类型之一，屈原、柳宗元是贬谪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鲜明地标划出贬谪文学在情感内涵和表现技巧等方面的发展里程，也预示着贬谪文学研究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贬谪；屈原；柳宗元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8）01-0013-03

贬谪是中国封建时代皇权专制下的政坛司空见惯的现象，纵观漫漫历史长卷，成王败寇，贬谪生生埋没多少志士仁人；穷而后工，贬谪意外催生无数华章美文，中国古代文学长廊又增添了一道独特景致——贬谪文学。在这些被放草野、生命沉沦的人群中，楚国的屈原和唐朝的柳宗元总是最能吸引后世人们的眼光，他们一在源头，一在中点，无意却有效地标划出贬谪文学的发展里程，因此审视他们那些用血泪书写以生动展示奋起抗争、超越苦难的篇篇文字，探讨其间承传变异的规律或许能为贬谪文学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

人们很早就发现唐朝中期的柳宗元和战国时代的屈原楚骚存在颇多相通之处，《旧唐书·柳宗元传》曾指出过这一点，“（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览之者为之凄恻。”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言“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也有类似的说法“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的确，同样才华出众，同样位居显要，同样远斥蛮荒抑郁终身，相距千年之遥的他们竟有着几乎完全重合的人生轨迹。据史料记载，屈原是楚王同姓贵族，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1]，有着出类拔萃的才能，曾经很受楚王信任，担任了仅次于令尹（丞相）的要职——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宠遇非常；柳宗元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官吏，少年得志，短短数年便由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县尉直升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居“权衡之地”[2]，可谓青云直上。然而政坛风云变幻莫测，屈、柳二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败北，又同以令人诧异的速度跌落下来，踏上了被逐边地的不归路。屈原因“夺稿”事件陡然失去楚王的信任，“王怒而疏收稿日期：2007－10－17

作者简介：张利玲（1964－），女，湖南古丈人，湖南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屈平”[1]，旋即又流放汉北、沅湘直至最终自沉汩罗，始终没有重获楚王的谅解；柳宗元则因“永贞革新”的失败，在“讠互诃万端，旁午构扇”的冷眼中远谪永州、柳州，“涉履蛮瘴，崎岖湮厄”[3]，结果抑郁成疾，壮年即撒手人寰，永远没能重返魂牵梦萦的京城。引人注目的也许不完全是他们生命轨迹的惊人相似，还有二人在生命沉沦之时的选择，他们不约而同把文学创作当成倾吐哀怨、支撑生命意义的重要手段。柳宗元从贬地永州写给朋友的信中明确表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与许京兆孟容书》）《旧唐书·柳宗元传》则以第三者的口吻指出柳宗元“既罹窜逐”后，“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证明柳宗元在贬地的确是以饱含血泪的文字来抚慰身心、排遣积郁的。当然，由于材料缺乏，我们也许无法确认屈原主动选择文学创作来倾诉被逐哀怨的事实，但无庸置疑，屈原绝大多数作品是贬谪的产物。他最著名的长诗《离骚》是在“王怒而疏屈平”之后，“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九章》则是“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4]的作品；其他如《九歌》《天问》《远游》《卜居》无一不是放逐山林忧心愁悴徬徨山泽时舒泄愁思以泄愤懑的产物。屈、柳二人的创作实际证明，作为文化传承主力的文人在个体生命沉沦的困境中往往极自然地选择文学创作作为超越现实苦难的手段，发愤著书，贬谪成为文学创作最强劲的动力，贬谪提高文学创作水准，而艰难境遇特殊心态又使他们在温柔敦厚之外另立异声别调，因此贬谪文学在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都自成一格，这就决定了被抛离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贬谪者们的心声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值得人们从各个角度反复审视。

贬谪文学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特异之处。当我们将两位因贬谪而文思泉涌的文学巨匠那些呕心沥血的创作置于同一平台仔细审视后发现，屈原、柳宗元几乎都在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诉自己政治品质的高尚和政治活动的无私，这也是贬谪文学最醒目的标志之一。根据屈原的说法，他不仅始终“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而且时刻关注国事民生，他的志向是为楚王导夫先路，辅佐楚王建立前代贤王式的政绩，他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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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的是“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一生政治活动的目标是“及前王之踵武”。正因为如此，一旦“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在极端愤慨的同时始终坚贞不渝，“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其执着坚贞的优秀品质赫然可见，故而刘安、司马迁、王逸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志洁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柳宗元也不含糊，他不仅多次自比屈原，以人人熟知的屈原的冤屈和高洁为自己辩护，而且一有机会就热切地申诉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本意，他反复宣称其政治理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辅时及物”，丝毫没有见不得人的企图；虽然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但他完全是一片忠君报国的赤诚，“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友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与许京兆孟容书》），立志正大，倾心为民，即便有某些不妥之处，也不过是轻信上当，好心办了坏事而已，其道德人品无可指责。然而，当我们挣脱诗人感情潮水的裹挟，理智正视对立面的抨击，我们似乎觉得诗人的表白终究是当事人的一面之辞。屈原作品已略露个中消息，在他的政敌看来，屈原也不过是个“善淫”的“蛾眉”罢了。现存史料所描绘的柳宗元更是面目大异，《旧唐书·韦皋传》指斥秉政时的“二王刘柳”：“今群小得志，毁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腹心，遍干贵位，潜结左右，难在萧墙”；《新唐书·柳宗元传》言辞则更为严厉，“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于一时，贪帝昏病，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宜哉！”甚至柳宗元的好友同道也认为他属于“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指责他“不自贵重顾籍”[5]“疏隽少检”[6]，综合时人后贤的各种批评，柳宗元简直就是窃国弄权的“小人”，悖理害道的恶棍，最起码也算是立身不谨，人品有玷。这些议论个中自然难免以成败论史事，因偏见定抑扬的因素，但也并非全属无根之谈。柳宗元本人在追叙早年作为时曾说：“……曩日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井，不知颠踣”（《答问》），其颐指气使之态隐隐可见，即便立志正大，初衷善良，似乎也有一朝得志，胡行妄为的嫌疑。作为文人，这番表演也许可以原谅；作为政客则显然犯了大忌。作为公众人物，人们对政治家（特别是居高位者）持论严苛本属当然，无可厚非。屈原、柳宗元个人表白与社会舆论高下悬殊的评判透露出贬谪文学研究常常遇见的麻烦：其一，作者人品人格的评判聚讼纷纷，莫衷一是。且不论屈原，有关柳宗元的种种争议就已延续千年之久，观点之尖锐对立世罕有匹，誉之者赞为“天下之奇才”“亦豪杰可畏者也”；毁之者则毫不客气地认定其“归道不谨，昵比小人”“心术不掩” [7]，致使柳宗元的面目驳杂而模糊，难以客观公平地“知人论世”。其二，文学评价的政治化倾向。柳宗元生前虽然“以高文为诸生所宗”，但死后因政治操行评语的严厉影响了他的文章和文学成就的定位及后世的接受传播，人们总是耿耿于他的政治行为，以至于到北宋初年甚至连本完整的柳宗元集都不易找到。受政治评价的影响，宋代以后还形成一股由否定柳宗元政治活动政治人格进而贬低他文章的潮流，欧阳修、朱熹、魏了翁等都曾从为人大节上对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大有微词。这种思路至今仍有市场，现当代的柳宗元研究虽然结论与前人大相径庭，肯定者占据了绝对优势，而论证逻辑却与前人如出一辙，肯定柳宗元文学地位的先决条件是极力辩解“永贞革新”的现实必要性和历史进步性，给他戴上诸如“革新派”“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论者”诸多桂冠，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树立柳宗元的文学权威。其实，这种以政治化的结论决定文学问题的做法并非严肃公正的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作为的臧否与文学成就高下的明显因果链显然不符合文学研究所要求的公正客观，给读者的感受恐怕更多的是荒诞和滑稽。这些事实给贬谪文学（它显然与现实政治关系非浅）研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贬谪文学的价值是否首先取决于政治活动的价值？换句话说，贬谪文学研究者是否必须兼职历史法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人废言，因事废文显然不足取信于历史，那么贬谪文学中常有的高歌理想、盛陈品节的价值取向就并不意味着作者必然性的政治正确，而是贬谪者习惯性的既定思路，是贬谪者自怜自慰的心理补偿，他们借抢占精神制高点的方式傲视对手的打击，抚慰孤寂的灵魂，获得超越现实苦难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贬谪文学似乎不应局限于非罪而贬者的笔墨，过于看重或拔高贬谪文学的思想价值也许是不科学的。

二

应当承认贬谪给予屈原、柳宗元的打击是沉重的，直接导致他们政治境遇的极端恶化。从流传下来的作品可以大略了解，屈原被疏之后，楚王长期置之不理，敌对势力争相构陷，亲自培养的人才纷纷变节，卖身投靠，普通国人甚至亲爱如女须超脱如渔父皆不赞同他的人生选择，可谓孤立之极；柳宗元的命运与之颇相类似，“永贞革新”失败后，最高统治者迅速处治这批危险分子，把他们迅速贬往蛮荒之地聊充闲职，还数次重申包括柳宗元在内的永贞党人，虽遇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时社会舆论亦群起而攻之，“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人”，“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与萧翰林俛书》）以至于数百年后的宋人也未能免俗，“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王安石《读柳宗元传》）[8]。面对如此沉重的政治打击和舆论压力，屈原、柳宗元显然并未悔悟妥协，屈原多次表白“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柳宗元虽然常常自称“僇人”“缧囚”“待罪南荒”；但骨子里却并非如此。他在反思“永贞革新”失败教训时，除了检讨自己年少气盛，树敌过多以招至诽谤嫉妒外，始终不曾对参与革新表示悔悟，“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与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奉行的为人准则仍然是“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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