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史诗看白居易和柳宗元的贬谪

柳宗元与白居易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两人也都曾遭受过贬官的打击———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更远迁柳州;白居易则因首上疏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以雪国耻而被贬为江州司马———然而,两人对待贬官的态度却很不相同。宋人蔡启曾将二人的迁谪心态作过一番比较: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校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1]与柳宗元的“忧悲憔悴”、“特为酸楚”不同,白居易贬谪江州时虽固然也有“天涯沦落”之感,但却能够“力胜之”———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抑郁愤懑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只要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略作比较即可明了。众所周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作于其谪居永州期间。《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说明《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贬谪生活中力图排遣内心积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的产物。

从《永州八记》中所描绘的凄怆之景,如“坐潭上,四

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源然而静者与心谋”(《钴姆潭西小丘记》),以及所抒发的对美景埋没的感慨,如“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姆潭西小丘记》),“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那种无法排除的孤寂凄凉以及被谪居弃掷的孤愤郁结。而白居易作于江州司马任上的《江州司马厅记》的情调却与之明显不同: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经过自我调适的达观悠后, 之气。而或许正因看到了这一点,宋代的郭明复才认为白居易的《琵琶行》所表现的是一种“放怀适意”的旷达之情,他《题琵琶亭·序》中说:白乐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

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宾,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食饮,两公犹有累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而他在《题琵琶亭》一诗中更是对白氏“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的放旷襟怀推崇备至。当然,造成柳宗元与白居易二人这种不同的迁谪心态的原因是复杂而又微妙的,这牵涉到二人的性情禀赋、仕宦经历以及生活境遇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不过,在这些错综的原因当中,两人对待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从二人的咏史诗中即可见一斑。

二

柳宗元现存诗160多首,较之白居易的2 700百多首相差甚远。柳宗元的咏史诗数量虽也不多,但皆有感而发,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对待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先请读其《咏史》一诗: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事强怨, 三岁有奇勋。悠哉辟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毂坐烤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风波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这首诗赞颂燕昭王的招贤纳士以及乐毅所建立的奇特功勋,并对乐毅的遭受诬陷、未竟全功深表惋惜与同情。不难看出,柳宗元在这首诗中寄寓了对自己参与的革新事业不幸夭折、半途而废的深深遗

恨和无奈。前人也曾指出过这一点,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此诗云:“此诗以燕惠王比(唐)宪宗,然以此称乐生,自为工也。”章士钊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二中认为这首诗“全为吊王叔文而作。望诸君,诗即以影射王叔文。”同时,从这首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柳宗元对政治功业的执著向往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对待历史与人生的积极态度在他的另一首咏史诗《咏荆轲》中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诗人虽然认为燕太子丹谋划刺秦的举动实乃“短计”,批评这种谋划不周、轻率鲁莽的举动是“勇且愚”的行为,但却又对荆轲的侠义之举给予了深刻的同情。熟悉“永贞革新”事件经过的读者由此不难联想到,这当中暗含了作者认为“永贞革新”没有很好地汲取刺秦失败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的寓意,实际上是柳宗元对“永贞革新”失败原因的一种探讨和总结。此外,柳

宗元的《咏三良》一诗,取材于战国时期秦康公用奄息、仲行、虎等三位贤良之士为其亡父秦穆公殉葬的历史故事,抨击统治者对无辜贤良的残害。这显然是在讽喻唐宪宗不能继承其父唐顺宗的遗志,听信谗言,贬斥其父任用的贤士。

从柳宗元几首咏史诗的内容和格调来看,应均为其遭受贬谪之后所作。而由以上简要的分析不难看出,柳宗元在贬官永州之后,仍旧念念不忘自己参与的革新事业,对政治功名的向往依然执著,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故而满怀愤懑不平之气———而这就无怪乎其贬官之后“见于文辞者若不胜其哀怨”,[2]如他曾说自己“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表现出忧悲憔悴、酸楚凄恻的迁谪心态了。

三

白居易传世的诗作远比柳宗元为多,相应地,他的咏史诗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柳宗元。据刘艳萍女士的统计,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有近30首,其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有84人之多。[3]白居易在生前自编诗集时并未将“咏史”专列为一类(只分为“讽喻”、“感伤”、“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