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战略研究

中国海洋战略

摘要：

海权对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史上所有的强国几乎都是临海国。海路航线的畅通对临海国家在世界的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交流及安全维护具有陆路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0年以来我国海洋冲突集中爆发敲响了海洋问题的警钟。邓小平时代的“共同开发”思想为近代中国高速发展营造了至关重要的和平国际环境。而面对现今海权被侵蚀以及“共同开发”原则被践踏的现实前，中央有必要改口不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坚持邓小平思想下，用“慎战而不惧战”的态度正确对待国家的海权，来维护国家的权利并且保护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

历史成就，闭关锁国，海权，共同开发，慎战而不惧战

一,近代中国被侵略起源于海上

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会惊奇而痛苦地发现，百余年里中国先后遭到列强从海上入侵八十余次，入侵战舰一千八百余艘，入侵兵力将近五十万。

那为什么近代的入侵者主要是来自海上呢？中国在古代史上不也是海洋大国吗？如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等，不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吗？那为什么到近代，中国的海疆防御就如此不堪一击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把中国历史上的海洋观念、海上力量、海洋经济，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作一比较研究。诚然，中国古代确曾有过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外贸易十分发达的黄金时代，但回顾世界历史的进程，古代的西方，包括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他们的海上力量，也均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如古希腊的海上交通发展甚早，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其海外贸易量在当时的世界上即已名列前茅；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帝国兴盛时，东西方的海上贸易几乎被其垄断，其时罗马商人东来贸易的终点，即今越南南部的交趾；中国盛唐时期，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洲，几乎控制了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印度洋的海陆通道。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数百年不断的彼此厮杀和疯狂掠夺，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西方的海权观念不断强化，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二是他们的战船和火炮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海上的军事实力日渐增强。如果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远古时期，汪洋大海还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但到十六世纪以后，东西海路大开，原来的海洋天堑也就逐步变为了入侵者的通道。

有海无军有海无防

而反观中国，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期，朝野上下的海权意识、海洋经济观念仍十分薄弱。明清两朝所推行的中外朝贡贸易，其政治色彩远大于经济利益，就以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为例，其主要目的是宣扬国威，以求得德被四海、万方来朝，所以郑和出使所携带的是大量的金银、钱币、瓷器、丝绸等礼品，沿途分送各国，换回的则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种香料等，以供皇室享受。清代，中国的海权观念依然淡薄，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中英虎门条约》中规定，英国军舰有进泊中国通商口岸之权。这一不平等条款，并不是像《中英南京条约》那样，是在英军的炮口下签订的，而是不谙国际法的晚清政府，用本属于自己的领海主权，拿来与英国使臣商量，结果被英人骗取了在华通商口岸的驻军权（其他各国援引最惠国待遇，亦同样享受之），以致后来中国所有的沿江、沿海通商口岸，都成为无法设防的城市。这一严重侵夺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款，直到1943年，才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起，被彻底废除。

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一个：以土地为命脉的农本经济、以儒家为独尊的传统文化、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以宗族宗法为特色的基层社会。这几种因素整合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重文轻武、社稷为重的观念十分突出；整个官僚政治体制完全是治内的，缺乏一个对外制约、对外联络、对外开发的系统结构；整个社会缺乏走向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动力。此外，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长期征战，也造成中原统治集团的目光狭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战略格局，而这对西方列强来说，中国万里海疆等于是有海无军，有海无防。

闭关自守落后挨打

从海疆政策上来看，十七世纪中叶，即明清之际，历史本已进入了“世界性历史”的大航海时代，中国的海上力量已然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在西力大潮的冲击下，为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清统治者的闭关自守政策却日趋强化。如清承明制，先是为剿灭郑成功集团，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接着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又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内迁30里（海南岛亦不例外），“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统一台湾后，虽然展界开海，允许沿海商民对外贸易，但海禁政策却不稍松懈，如“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等。雍正即位后，将康熙晚年的禁教政策推向高潮，除极少数外国传教士留在京师效力外，其他绝大多数传教士均被赶至澳门或广州，原有的教堂全被改为他用。乾隆在继承乃父对外限防政策的同时，二十二年（1757）正月，又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朝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的侵略，但它却彻底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机会，最终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形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到鸦片战争前，清军水师中最大的战船是广东米艇，船长104英尺，排水量约200吨，配兵60名（除去掌舵、管桅杆和指挥者外）实际战兵只有人30左右，装铁炮十余门，此外还有火罐、藤牌、鸟枪等军器，全都摆在甲板上，没有任何掩护。清军的岸防火炮，大者上万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过几十丈，以火绳点火，射速慢而距离近，尚停留在欧洲十七世纪加农炮系列的水平。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的皇家海军，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艺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其一级战列舰长200余英尺，排水量2500吨左右，定员800余人，载炮120门，其炮不仅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发点火，射程远、威力大，整个战舰如同一个移动的大型堡垒。‘选自百度’

恩格斯曾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一个大量浪费金钱的工厂。作为封建的传统农业国家，十九世纪的中国尚不具备现代工业的基础，也没有发展近代海军和海防的能力，即使是从国外购买和移植一支近代化的海防力量，也无法长期供养和更新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之后，清廷虽逐步加强海防，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但这支近乎买来的表面上近代化的海军，其内里却充满了封建的陈规陋习，加之清廷软弱腐败，战略战术、军制军纪、后勤保障，均弊端百出。因此，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偶然。

总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历史上的陆路边疆相对封闭，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

和资本主义列强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均在东南诸省，而清代的东南沿海对列强而言，又几乎是有海无军、有海无防。因此，当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即将瓜分完毕之时，美丽而富饶的中国，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蚕食和瓜分的焦点。

二，我们面临的严重的海洋危机

1、海洋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海洋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度达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图1）。较长崎岖的海岸，通过发展优良港湾和发达沿海城市，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近海军事防御[2]。因此，海洋在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

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实中空运的载量限制性，海洋的广阔、便捷性，一一昭示着海洋运输的地位在近代历史发展中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加强[3]。现代技术的发达，陆地资源的消耗以及海洋资源的丰富如稀土、锰矿等，特别是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开采，将海洋争夺引至赤裸状态。重要的海洋地理位置，特别是位于关键的世界航运线上及涉及重要的军事要塞等都是各国都争相抢夺的对象。各国挑战和平规则地争先争夺海洋权益，中国的海权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是一个临海国，这让我们联系世界的纽带不止是天空和大地，还有海洋。中国在过去200年来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向以封建时代陆基防卫为主的战争思维在1840年后彻底崩溃，几乎大部分入侵都是从海上开始。我们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一直处于被动近海防御政策，所以我们恐惧海洋而不敢真正重视它，这造成了各个小国如东南亚诸国都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