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媒介

《权力的媒介》读后感

《权力的媒介》，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教授所著。此书对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作了评断。即：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

新闻媒介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因为它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基本完整的信息环境，而这一与现实基本相符的信息环境则是人民进行政治选择与判断的前提。没有新闻自由，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第一个断言出版自由具有商业现实性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提出了“真理的价格”问题，虽然他的措辞并不十分贴切，但他对触及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中存在的根本的两难困境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主要症结”。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有一个被歌颂了两个多世纪的神话般的理想，其主要目标是新闻媒介为人类和自由社会的幸福美满提供新闻，充当信号灯、瞭望塔，把各种邪恶行径和权力弊端亮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快速达到最终目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世界私人为之盈利的动力。对于后者来说，追求真理，揭露邪恶要服从赚钱图利的需求。前者带有大量宗教象征的意味，后者显然没有。

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老百姓特有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繁荣兴旺，某种程度上归结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

这种假设可以概括如下：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民实现统治。在选举投票站里，倾听到的是人民的呼声。人民依据他们获得的各种消息作出投票决定，而那些消息则主要是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因此，新闻媒介对于民主制的生存必不可缺。进一步推断：民主制度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实际上，这种政府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此，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公民的新闻流通必然来自于自身也是自由的新闻媒介。

摇摆于政治和经济之间似乎是媒体不可跳脱的宿命，从政党报向便士报的转变，只是由受制于政治力量转变为受制于经济力量，媒介的独立性在其经济独立之前是无法实现的，这也就像文中所言的“主要症结”。而要解决这个症结，似乎除了分清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分工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苏联的信仰体系中，卡尔•马克思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成为新闻媒介

的基本准则。但是如同美国政党报刊为了政治上的需求而将原则变成空洞无物的信条一样，苏联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将这些原则置于毫无作用的位置上。事实上，马克思与托马斯•杰弗逊一样，很难从哲学角度加以断定，因为他不可能在一生的各个时期里涉及新闻自由争端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自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并非只是在说笑话而已。

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同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真正做到同一之前，间隙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原则，还是马克思体系下的新闻准则，都很难真正做到按照其理论设计而进行新闻的实践。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完善这一事实使得后人对他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众多的不同解释。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在许多哲学家眼里，它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一种哲学，而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马克思的新闻哲学（或者最好称之为思想体系）在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即这个制度的中心，被当作主旋律加以讲授、传播。

认清所谓的马克思的新闻哲学的思想源流是实践其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而只是选择有利于当下的理论进行宣扬，虽然在当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认为，意识本身只能通过传播交流而存在，在它能够传播交流之前，社会是必需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取得感受、经验，这种交往的首要手段就是语言。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他们也能够将人类或者使其成为奴隶。或者让其获得自由。言语制造者是国家，是学校，是教堂，而它的传播者便是新闻工作者。因此，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意识形态，进而也就控制了社会。

这正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霸权，而这种霸权更多的是通过媒体、学校、教堂等组织来推行和实现的，由于不同于国家机关的简单灌输，所以其影响更为隐蔽和深远。同时，也要看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和建设性力量，谁掌握了语言，就意味着掌握的意义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就控制了整个社会。媒介不仅仅是简单的新闻和信息的生产部门，他们更是一种权力部门，通过对语言符号的控制与解释，他们生产着意义，从而进一步生产着权力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审视媒体的不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可以意识到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厉的媒介管制以及相

关新闻法律法规的设立，同样也可以意识到为什么媒介的内容会有如此多令人难以接受的部分。媒体毕竟都是属于政权的一个部分，从根本上说只能是政治的支持者，而所谓的批评和监督一定是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制。同时对于媒体而言，不论是受制于政治力量还是受制于经济力量，只要它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制约，便一定会在其运作中体现出来，政治的约束并不一定比经济的约束更差，都会影响到媒体本身的运作，所以不论是资本主义新闻体系中的客观性原则还是社会主义下的新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都很难真正的全面践行。这就需要媒体自身和传媒人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进行微妙的周旋和博弈。而就我国自身的媒体实践而言，便是长期制约传媒业发展的二元体制问题，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明晰划分的缺失以及背后相应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我国的媒体不得不既承担公共媒体的宣传任务，同时又要进行商业媒体的运作，如此下去，传媒业根本无法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