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死亡赔偿制度应当进行改革 杨立新

我国的死亡赔偿制度应当进行改革杨立新我国的死亡赔偿制度应当进行改革杨立新2009年8月1日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且于2004年5月1日实施之后，关于死亡赔偿“同命不同价”的议论就成为一个热点。

当前，正在制定《侵权责任法》，在这部法律中如何对这一问题作出让全国人民满意的规定，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提出对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的改革意见。

一、我国死亡赔偿的演变和“同命不同价”热点的形成在改革开放之前，关于死亡赔偿问题没有法律规定，在司法解释中作出过一般的规定。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死亡赔偿制度历经五次变化：（1）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对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制度规定在第119条，仅仅规定了两项赔偿：一是赔偿丧葬费，二是赔偿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

对生命权丧失仅仅规定这样的赔偿项目，显然赔偿不足。

（2）为了弥补《民法通则》规定的死亡赔偿不足的问题，1991年国务院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对于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受害人，赔偿死亡补偿费，标准是按照交通事故发生的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

这样的规定，被各地法院所借鉴，用以补充《民法通则》规定死亡赔偿不足的立法缺陷。

（3）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国家赔偿法》，都规定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规定对死亡的受害人赔偿死亡赔偿金，前者没有规定赔偿标准，后者规定了具体的赔偿标准。

这是立法第一次规定死亡赔偿金，但适用范围有所限制。

（4）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公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对死亡赔偿项目是死亡赔偿金，其性质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且规定了统一的计算方法。

（5）事隔两年，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规定为人身损害赔偿，是对死者收入损失，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的家庭收入“逸失利益”的赔偿。

在上述关于死亡赔偿问题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演变中，如何形成了所谓的“同命不同价”的热点呢？原因在于，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死亡补偿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国家赔偿法》中的死亡赔偿金，以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其性质都规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无论是死亡补偿费还是死亡赔偿金并没有区别受害人的身份不同，因此，所有的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都采用同一标准，只根据受害人年龄的区别，以增减赔偿金数额。

可是，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却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由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变为受害人收入损失赔偿，同时，又以受害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为标准，确定各自不同的赔偿标准，因此，就有了城市居民受害人和农村居民受害人之间的差别，其差别接近4：1的比例。

典型的案例是，三个学生坐一辆汽车去旅游，发生交通事故同时死亡，由于两个学生是城市居民，分别得到了30多万元的赔偿，而同时死亡的那一名农村学生，得到的却不足10万元。

舆论惊呼中国的死亡赔偿“同命不同价”由此而起，并不能说是夸大其词！二．死亡赔偿金究竟应当赔偿什么样的损失死亡赔偿金赔偿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损失？是人格损害造成的精神损害，还是死者因死亡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如果认定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就是人格和人格利益的损害，那么就应当“同命同价”；如果认定死亡赔偿金赔偿的是死者的财产损失，赔偿的是死者及其近亲属的“逸失利益”，那么，死亡赔偿金就应当“同命不同价”，因为确实存在死者身份的不同而收入不同的现状，因而死亡赔偿也就必然应当存在这样的区别。

有一个最为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人既然死亡了，还会有收入的损失吗？既然法律确认侵害生命权应当赔偿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那么，赔偿了死者的收入损失，再赔偿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不就是重复赔偿、双重赔偿吗？因此，死亡赔偿金应当是对受害死者没有享受人生的“余命”的赔偿，是受害人由于侵权行为的侵害，使自己应当享受的生命因侵权行为而没有享受寿命的赔偿。

因此，死亡赔偿金就是余命赔偿，就是人格利益损失的赔偿，而不能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所救济的是人的身体损伤以及生命的丧失。

如果造成的是身体健康的损害，那么，赔偿的就是由此所造成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损失多少财产，就应当赔偿多少，同时应当赔偿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

如果造成的是生命权的损害，那么，死亡赔偿金赔偿的应当是受害人没有享受生命的损失，以及因此而给受害人生前扶养的人的扶养来源的丧失。

前者即死亡赔偿金赔偿的是受害人的人格损害，后者是死亡的财产利益损失赔偿。

既然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人格损害赔偿，而不是财产的损失，那么就绝对不允许区分受害人的身份的不同，因为所有的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不应当有差异。

在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差别对待，显然是不尊重农民的生命权，蔑视农民的生命，是对农民人格的歧视。

“同命不同价”的结果，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都是最宝贵的。

强调农民与城里人的生命权价值的不同，尽管不是制定司法解释的初衷，但却实现着这样的后果。

因此，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绝对不能存在人格的歧视，特别是不能歧视农民。

三、死亡赔偿区分城乡差别的本质就是歧视农民对于人身损害赔偿中体现城乡差别，不仅仅表现在司法解释上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上，以前在重庆綦江彩虹桥的赔偿上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样在一个桥上发生的事故中造成伤亡后果，对城里人的赔偿和对农民的赔偿却适用两种不同的赔偿标准。

这样的做法真的让农民兄弟感到不公正。

事实上，对农民的歧视，并不是发生在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在说要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要保护农民的权利和利益。

可是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过去，农民挣工分，城里人拿工资；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而城里人却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

即使在今天，城里人享受了更多的福利，但农民待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显然，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而是扩大。

在死亡赔偿金的标准上存在剪刀差，很多人感到习以为常，并且认为是合理的，说明了在很多人对此已经处于一种麻木的心态。

但是，更多的人是反对歧视农民的！湖北省已经正式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自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差别，湖北居民的户口类型将统称为“湖北居民户口”。

湖北的这种做法是值得赞许的。

取消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差别，是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减少以至消灭剪刀差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十分重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也应当实行这样的改革，这样就会促进城乡一体化，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实现人人平等。

在这样的政策的面前，仍然坚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别，是没有道理的，是对改革的阻碍，是对人权平等的阻碍，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农民作为受害人，有权利主张自己的平等权利。

不仅在城里打工超过一定时间的农民应当理直气壮地主张同一赔偿标准，而且任何农民都有权提出这样的主张！最近存在的农民被打死后通过关系将户口迁移到城镇，以此主张平等的保护，说明了农民坚守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正当要求。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城里人，那么，你们就应当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你认为受害人是一个农民，你就坚决主张他无权获得城里人的赔偿数额，那只能说明你是在歧视农民，还能够说明什么呢？四、我国死亡赔偿制度的改革方向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时候，应当对死亡赔偿金制度进行改革。

我的想法是：（一）关于死亡赔偿的项目死亡赔偿范围，应以赔偿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三项为好。

丧葬费赔偿当然没有问题，是应当赔偿的。

这个不用讨论。

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的赔偿，也是必须的。

对此，《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都是成功的，应当坚持。

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当然也应当赔偿，前文已经说明了。

需要研究的是，在承担了死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之后，是不是还要赔偿死者的收入损失呢？如果已经按照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方法对死者进行了赔偿，事实上就已经使赔偿基本上合理了，那么还有没有必要对死者的收入损失进行赔偿呢？我认为，死者的生命权受到损害，已经不再生存，不能进行劳动，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收入的问题。

对于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已经对死者的人格损失进行赔偿。

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进行生活补助费的赔偿，已经体现了对死者家庭逸失利益的赔偿。

如果坚持在对死者的人格损害赔偿、丧葬费赔偿、对其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费赔偿的基础上，还要对死者的收入损失进行赔偿，就会形成对死者的超出损失的赔偿，构成双重赔偿，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认为，对于死亡的赔偿，有以上三项赔偿是合理、适当的，不必在赔偿死者的收入损失。

（二）关于死亡赔偿的性质和计算方法关于死亡赔偿金，应当首先确定它的性质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是死者的人格损害，其次，对这种赔偿的计算，不应当根据人的身份确定，而应当根据受害人所丧失的生命期间来确定。

我设计的方法是：“侵害生命权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死者的近亲属可以请求赔偿死亡抚慰金。

”“死亡抚慰金的数额，应当以当地人均生活费（或者相应的标准）为标准，根据受害人死亡之日的年龄和当年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差额计算，但最高不得超过三十年，最低不得少于五年。

”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一个人“同命同价”，不存在歧视农民的问题。

关于丧葬费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方法是：“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这样的方法也没有大的问题。

关于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的赔偿，《民法通则》第119条已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办法是，“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

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

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

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这样的办法大体上可行。

如何化解“同命不同价”的法律尴尬2006年01月26日08:26 【字号大中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但是，这三个女孩中，两个城市女孩都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那位农村户口女孩的赔偿，却不及其他两人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