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渊源

[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

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宏观经济学

“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 —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

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对此，一位署名“佚名”的网友做出了如下的分析：考察历史，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大处居高临下地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以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为目的，尤以现代英国大史家汤因比（ARNOLD TONYBEE）之“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为代表；以此出发，达至通史。此一史观在西方，或还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大史家吉本（EDW ARD GIBBON），甚至更早，到今天仍为一些著名史家所秉持，如在斯特夫里诺斯之近著（Leften S. Stavrianos,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a new world history）；另一种是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若著者功力深厚，则或可牵藤摸瓜，连带考察出更多问题，以此出发，常为专史；尤以我国现代大史家陈寅恪为代表，如其

通过考察陕西关陇集团而证出唐代政治制度特点，更是由小及大之典范。此二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有如从望远镜中看历史，视野开阔，气魄恢宏，线条粗旷，如此则难免会流于浮浅，力度不够，使人每每知历史事件之所以然，而不知其然；后者有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然，尤其在大史家之著作中，此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严格划清，而是互有参杂。因此，这种两分法只代表了史家历史考察法之倾向性，而不是非此即彼。

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其史观自然难免会杂有两派之特点。两派观点虽有差异，如哈佛学派之费正清先生“重分析”、“用演绎法”，而剑桥学派之李约瑟则“以综合为主”，，然而两派都不愿拘泥于历史之片断，而试图要厘清整个历史发展之脉络，因此实质上都有汤因比之“大历史观”之特点。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环境决定论

强调环境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反映这一思想的表达比比皆是。比如：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

可以说，在信奉经济决定论的同时，黄先生对环境决定论也深信不疑。

五、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先生的新史学思想曾经影响了它产生以来的近百年和包括历史的诸多学科，可谓之一种动态史学和整体史学。诸如比较历史学以及经济—社会史等分支学科都与此精神相通。黄仁宇的大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新史学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中国的中国史、中国的世界史、世界的中国史。黄先生在以资本主义观点观察中国历史时，不时地介入这样的宇宙观。其把中国古代的三大统一版块命名为第一、第二、第三帝国，并从宏观上把握其治乱兴衰、内敛扩张的分析法，也借鉴了世界史中的某些成型思维。其大量引用傅衣凌、梁方仲的思想和资料，也是对经济—社会学大而言之是新史学的“拿来主义”。

六、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