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传记人物形象的描写方法

论《史记》传记人物形象的描写方法
钟立明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鼻祖，将史学与文学熔于一炉，成为无数历史家和文学家借鉴模仿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塑造了一百多个典型传神、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突破了写史不重写人的框框，开创了史书的独特写法。本文着重探讨司马迁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所运用的多种描写方法。
一、选材精当，剪裁合理
作为史学著作，写实是基本要求。但仅强调真实而不重合理的想象，则必会使史书显得枯燥乏味，缺少神采。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很好地将二者融为一体，既尊重了史实的客观性，又避免了将历史写成流水账。他在材料的取舍上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抛弃了那些历史人物生活中某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选取了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怀的材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将他们生动地再现出来。《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文学色彩十分浓厚的一篇，作者选取韩信生平当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几件事来加以细致传神地铺写，突出韩信足智多谋，“连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将风度。韩信一生经历战争甚多，如件件必录，文章必显平庸，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着重描述了井陉之战和潍水之战。井陉之战，韩信只以数千之兵，背水一战，至之死地而后生。潍水之战，更是出奇制胜。仅此二件，足以显示韩信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韩信之于汉朝可谓军功第一，破魏、破韩、破赵、下燕、破齐、灭楚，无不靠韩信的睿智与奇计，但韩信最终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作者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件，阐述了他悲惨命运的成因，诸如他与高祖的论辩，不听蒯通的劝告，与陈豨相交，处疑地而不自知，显示了韩信善良、轻信的性格侧面。正是这些事件的交相呼应，构成了韩信性格的多面性、鲜明性和丰富性。
诸如此类选取典型材料，突出人物性格的例子，在《史记》人物传记中俯拾皆是。如吴起的母死不归，杀妻求将（《孙子吴起列传》），直不疑的“盗金”、“盗嫂”（《万石张叔列传》），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世家》）等等，在各篇传记中，都起到了突出人物性格，展示本质特征的作用。善于舍末求本，选择典型材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人物传记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二、精雕细刻，生动传神
细节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

段之一。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些细节描写虽大多属于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但却成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成为《史记》区别于《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的独特风格。
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关于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是最多的一个。《留侯世家》云：“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刘邦本“欲留居之”，樊哙劝其不听，因为毕竟面对满库重宝、满目美女而不为所动，确是难事。但张良晓以利害后，刘邦还是理智地听从了谋臣的劝谏。刘邦由开始的“不听”到后来的“还军霸上”，这一细节描写显现出刘邦“志不在小”，也说明了他能从谏如流，这也正是刘邦能最后击败项羽而争得天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军霸上”之后，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又不受秦人“牛羊酒飨军士”，这些细节环环相扣，进一步刻画出刘邦深谋远虑、城府深深、知民意、顺民心、善纳谏、志在天下的政治家形象。当刘邦从汉中杀回来，向东打到洛阳的时候，文章说：“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这“汉王闻之，袒而大哭”八字，把刘邦那种善于演戏的面目刻画得极为生动。刘邦与项羽战于广武，文章写道：“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卤中吾指！’”这就把刘邦的狡猾、善于应急的个性特征表露无余。可以说，刘邦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了出来，刘邦的形象也因此而栩栩如生。
综观《史记》全书，象这样的细节描写是很多的，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亡匿下邳时为圯上老人取履；《陈涉世家》写陈涉佣耕叹息；《平原君虞卿列传》写平原君的矫情杀妾；《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射猎“中石没镞”等等，这些细节虽是人物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但却可以加强人物描写的生动性、真实性，给人造成形象逼真的感觉，而且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一些人物的独特个性、比较细微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如此这般表现的内在的性格上的原因，甚至一个历史

人物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等等，都能通过一些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因小见大”地表现出来。这是很合乎艺术的辩证法的。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在描绘历史人物形象上遗留给我们的重要艺术经验之一。
三、铺写矛盾冲突，逼出人物形象
把人物放到矛盾斗争的急流漩涡当中去刻画，最容易揭示其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艺术规律来进行创作，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独具特质的历史人物形象，给《史记》这部巨著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项羽本纪》中项羽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项羽是《史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鲜明丰满、最具有悲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之一。作者饱含对这一人物的同情、惋惜，以复杂而又充沛的感情，把他置于“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关系到其毕生事业成败的重要事件中加以集中描绘和刻画。这三场斗争，在刘、项二人的角逐中，具有最终决定谁主天下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矛盾冲突中，项羽这一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成为后人敬重而又同情的悲剧人物。“巨鹿之战”，项羽于危急关头杀宋义、率军过漳水、破釜沉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击败秦军，夺取了辉煌的胜利。写这场战争，只二百多字，便鲜明地刻画出一个英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写“鸿门宴”，则是另外一番光景。虽无血肉之战，却也危机四伏，扣人心弦，而项羽的骄傲自大、目光短浅、优柔寡断、轻信无谋则在杯盘筹错之中暴露无余。“垓下之围”，项羽因屡失良机而终使自己陷入困境。文中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壮、苍凉的气氛。项羽自刎乌江可说是虽死尤雄，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他的形象却得以延续，成为后世历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典范。从项羽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不难窥见太史公笔法之雄奇与精湛。
四、两两对照，烘托人物
司马迁撰写《史记》人物传记，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有同一传中的人物相比的，如《管晏列传》中，晏婴与管仲形成对比，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而晏婴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二人一奢一俭，形成鲜明对比。《魏公子列传》中，魏王的昏聩平庸与魏公子的胸有成竹、从容大度是一对比；平原君的不识人、假爱士与魏公子的知人识士是一对比；侯嬴的阴鸷深谋、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和、热诚仁爱是

又一对比。亦有不同的传中人物遥相比较的，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处处形成鲜明对比。从个人气质上比，刘邦狡诈善变，项羽忠厚守成；从政治才干上比，刘邦有远见卓识，从谏如流，项羽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从政治方针上比，刘邦顺民心、重民意，行仁市义，项羽逆民心、轻民意，残暴酷虐；从处世态度上比，刘邦冷酷无情，项羽重情重义……比较之中，二人之短长，读者一目了然。再如《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李广一生廉洁，与士卒同甘共苦，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赫赫战功，却终未封侯，而霍去病出身贵族，不关心士卒的饥饱冷暖，却平步青云，一生富贵，这两个人物也恰成鲜明对照。此外如《淮阴侯列传》与《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酷吏列传》与《循吏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与《万石张叔列传》等篇之间，都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司马迁通过对比来写人是明智的，在对比中人物的优缺点、个性都能在最短的篇幅内得到最集中、最明晰的反映，而对比所造成的强烈反差是最易使人物鲜明感人的。对比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笔力之厚重，笔法之高妙。
五、语言独到，突出个性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丰富多彩，准确生动，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物的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因为各人都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人的语言风格又体现了其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的内容、口吻都是有区别的。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写下那些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最能表现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话，这就是所谓个性化的语言，这是司马迁描写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
例如陈涉、项羽、刘邦三人，都说过反映其欲争天下的话，却截然不同。陈涉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三个人的话都充分体现了各自的身份、个性。陈涉的话符合其下层劳动人民的身份，体现了他敢于反抗的个性；项羽的话符合他旧贵族阶级的身份，反映了他过人的胆气和干脆豪爽的个性；刘邦的话则符合他自耕农的身份，反映了他羡慕秦始皇奢华生活的卑微私心和夺取天下的野心。
此外，《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与刘邦的论将兵才能的对话，《张丞相列传》中模仿周昌口吃的话，《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反映窦婴厚道、耿直及灌夫粗犷豪爽、敢作敢为、好打不平的话语等等，都写得非常

精彩，很好地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六、深入人物内心，丰满人物形象
要使人物形象传神、丰满，就不能离开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窥视和表现，因为小到人物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大到人物做某件事，都必定反映了他当时简单或复杂的心理，能够抓住这一瞬间人物的心理并将之表现出来，则无异于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读者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人物就给读者以立体感，也就更易为读者所理解、接受，则人物形象自然就立了起来。司马迁作为史学家，要运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而不惹失实之嫌，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但司马迁却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陈丞相世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吕媭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

吕媭之言，不怀好意，说明其忌妒的心理。陈平之所以“日益甚”，是因为深知吕太后害怕自己以一个贤相的面貌出现，功高震主，则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而“日益甚”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也因此消除了吕太后的戒心。吕后“私独喜”则反映了她对陈平放心的心理，而当着吕媭的面让陈平放心的话，则反映了吕后既害怕陈平功劳过高而盖住了自己，又拼命想拉拢陈平的既矛盾又复杂的心理。这段描写成功地抓住了吕媭、吕后与陈平三人互相揣摩、猜疑的心理，加以惟妙惟肖地刻画，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此外，如《萧相国世家》中对刘邦和萧何互相猜疑的描写，《高祖本纪》中高祖自疑而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的描写等等，都写得极为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史记》在人物传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司马迁在传中对人物进行塑造时所运用的各种描写方法，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司马迁开创了一个传记文学的时代，给史传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