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西方语言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哲学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

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侧重于研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讨世界由此形成的最终成分。

到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等。

到了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又从认识转向语言哲学，认为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

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转向”，并把这一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场革命。

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二十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一百余年历史，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国际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语言哲学论著，形成了若干个语言哲学流派。

本文专就其中的意义理论、指称理论、真理理论这三种核心理论以及某些发展趋向作一些简单评述。

一、意义理论意义理论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依据于什么而具有意义，什么是命题的经验意义的标准，什么是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等。

就语言符号依据于什么而具意义而言，西方语言哲学中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不同观点。

差异论由F.de Saussure倡导，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系列声音差异和一系列观念差异的结合，语言系统中各成分间存在着双向对立关系，语词意义来源于语言符号的差异性，通过这种差异而形成。

这一观点在语言学中有较大影响。

指称论的主要代表是l和B.Russell等人，他们认为名称通过指示或者指称外界事物而具有意义，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或指称的对象。

Mill认为，每个名称部代表某种事物，例如“伦敦”这个名称代表一个城市，这个名称所代表的事物就是这个名称的意义，也就是这个词的意义。

Russell认为，专名和个体之间，命题和事实之间，都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不论专名或者命题，其意义都在于各自所指示或表达的对象，即它们所指示的个体或所表述的事实。

这种观点曾有很大影响，后来受到L.Wittgenstein（后期）、P.E.Strawson、W.V.O.Quine等人的批驳，但仍有一定影响。

观念论为一种较古老的观点，J.Locke是主要倡导者。

这种观点认为一个语词的意义在于与这个语词相联系的观念，语词是作为这种观念的标记出现于思想交流中，语词正是通过被用作这样的标记而获得其意义。

这种观点因受到G.Frege,G.Ryle,W.Quine等人的批驳，现已不大流行。

行为论强调用公共地可观察的行为来说明语词的意义。

主要代表有C.S.Peirce,J.Dewey,W.Quine等人。

Peirce主张把意义、信念和行为联系起来考察，观念的意义在于观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Dewey遵循“刺激—反应”这一公式来研究人的感觉和思维，强调要研究有机体的行为，研究有机体对环境的刺激所作的反应，即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

Quine也十分重视“刺激—反应”这一公式，并提出“刺激意义”这个概念，把“刺激意义”看作一个语句在一特定时刻对于一特定说话者的意义。

与Dewey一样，Quine也认为意义是一种行为特性，包含在人们的行为倾向之中。

超出人们的公开行为倾向，就无法理解语言的意义。

随着新实用主义的崛起，这种观点目前颇有影响。

意向论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考察语言的意义，代表人物有E.Husserl,P.Ricoeur,H.P.Grice,J.Searle等。

Husserl对意义与意向的关系作了充分论述，强调意向性授与活动的作用，认为语词的意义来源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义指的是意识的意向，对意向的观念性把握就是意义。

Ricoeur汲取E.Benveniste关于话语的语言等观点，强调话语是事件和意义的结合。

一方面，话语的说出是一个事件，是一种短暂的、瞬息间的现象。

另一方面，语句可在以后重复出现的情况下保持意义不变；这是因为语句具有其命题内容，这种内容不受说出语句的行为的影响。

他认为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话者意谓着什么，他打算说些什么；二是语句意谓着什么，即语句的识别功能和断定功能的结合产生出什么。

Grice主张把自然的意义与非自然的意义区别开，因为“阴云密布意谓着快要下雨”这句话表达的自然意义与意向性无关，而“拉警报意谓着紧急事件”这句话所表达的非自然意义就涉及意向性问题。

对于后面这种表达非自然意义的语句，需要把意义和意向结合起来考察。

Searle赞同Grice的观点，不过他补充说，意义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

一个语句的意义是由一些规则规定的，这些规则既规定了说出这个语句的条件，也规定了这个语句的说出意味着什么。

随着意向性理论和语用学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功用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语词的功用，后期Wittgenstein是这种观点的主要倡导者。

他从工具论出发，认为词好比工具，词的意义在于词的作用。

仅仅从词本身不能了解词的意义，必须从词的使用中，从词被使用时所处的语境中，从词被用来达到什么目的中，才能了解词的意义。

与词一样，语句也是工具，它也有不同的功用。

要了解语句的意义，也必须把语句的用途、它要达到的目的、它所处的语境等等联系起来考察。

他还认为，既然词和语句的意义都在于其使用，就必须研究词和语句的使用规则，即语言游戏的规则。

语言游戏规则规定了词和语句的使用，从而也规定了词和语句的意义。

这种观点与意向论、行为论都有些联系，目前也有较大影响。

就什么是命题的经验意义的标准而言，实用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进行过深入研究，Peirce提出意义的科学操作理论，认为概念或命题的意义在于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科学实验操作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一定的实验现象，而这些现象规定了概念或命题的意义。

或者说，科学实验操作过程所得出的结果，构成了一个概念或命题是否具有意义的标准。

Dewey在关于语言意义的“五步说”中，提出了经验证实理论，认为人们在解决经验中的疑难问题时通常采取五个步骤，即暗示、问题、臆说、推理和试验。

他强调这种证实不是思想活动的证实，而是证实活动的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者早期研究并反复修改他们的经验证实原则。

M.Schlick首先提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这条可证实性原则。

由于原则过于僵硬，R.Carnap、C.Hempel、A.J.Ayer等人又提出比较缓和的“可检验性原则”和“可验证性原则”等等。

可检验性原则表示对一个被可能的、可观察的事件所验证的语句，如果人们能提出一种可随意产生这个事件的方法，那么这语句便是可以检验的。

可验证性原则表示如果观察者能够在对一个语句的验证方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那就可以认为这语句是可以验证的。

可见，可验证性原则比可检验性原则更加缓和。

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这种经验证实理论相对立，K.Popper提出了证伪理论。

他强调科学命题是普遍有效的全称陈述，不能用归纳法从个别事实或单称陈述中得出，但可以被经验事实所证伪。

例如，对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全称陈述，我们虽然不能用我们曾看见过许多白天鹅这样的经验加以证实，但可以用我们曾看见一只黑天鹅这样的经验加以证伪。

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新的重大进展。

就什么是意义的基本单位而言，近数十年来在西方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以至到整个科学体系这样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19世纪，Locke、Mill等人大多把词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

在现代，G.Ryle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

G.Frege开始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H.Reichenbach也持同样的观点。

Wittgenstein在前期赞同Frege的观点，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

后来，Quine在其“整体论的检验理论”中，更进一步把整个理论系统、整个科学体系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

O.Neurath 和C.Hempel持与此类似的观点。

就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而言，也出现了一种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样的发展趋势。

早期的分析哲学家Frege,Russell等人，大多主张语言表达式应当具有确定的意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他们认为自然语言往往是含义不清的，需要借助于数理逻辑的手段，构造一种逻辑上完善的形式语言或逻辑语言，以保证语言意义的确定性。

近几十年来，Quine,J.Derrida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语言表达式不可能具有确定的意义。

Quine从译不准原则出发论证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认为我们用以传达意义和指称的工具是相对于某种特殊的、随意选定或按惯例确定的语言参照系而言的，不可能用一种绝对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Derrida从差异性原理出发，把意义看作一种可以抹去的痕迹，以论证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所表示的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物，而是一种痕迹。

随着语言的发展，痕迹可能变化，意义也随之变化。

目前这种主张意义不确定的观点颇有影响。

二、指称理论指称理论与意义理论紧密相连，主要研究语言表达式和与其相关的非语言事物之间的关系。

所谓指称，主要指专名和通名所指的对象，也包括限定摹状词和不定摹状词所指的对象，还包括语句所指的对象。

指称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依据什么来确定指称对象。

可以把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归纳为三种：一是Russell、Wittgenstein、Searle等人倡导的摹状词论或描述理论；二是Frege、Strawson、K.Donnellan等人主张的语境论，即强调在确定专名、通名或摹状词的指称对象时，必须密切注意它在被使用时的各种不同语境；三是S.Kripke、H.Putnam等人倡导的历史因果论，即认为应当根据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因果联系来确定专名和通名的指称对象。

这三种观点目前都有很大影响。

摹状词论导源于l关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论。

Mill认为专名没有内涵，只起指示而不起包摄的作用；通名则既具内涵，又有外延。

通名指示一类主体，并且蕴含某些属性，这些属性就是通名的内涵。

通名的外延由其内涵决定。

Russell提出，普通专名是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它的指称对象是依据有关指称对象的一系列摹状词加以确定的。

如“Aristotle”这个专名的指称对象是依据于“古希腊的哲学家”、“Plato的学生”、“第一本《形而上学》的作者”等等摹状词加以确定的。

前期Wittgenstein也赞同这种观点，但他提出“簇摹状词理论”，认为我们不能用一个摹状词、而要用一簇或一组摹状词去替换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