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有何意义

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有何意义

夏乃儒

节选于夏乃儒主编《中国哲学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9月第1版，2007年9月第6次印刷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世界哲学史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其间，也有互相交流、冲突和汇合。于是，便有比较研究。回顾历史，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出现过四次热潮：

第一次，从明末至清中叶。随着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哲学逐渐被介绍进来。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性著作（如《易经》、《四书》）也被介绍到欧洲各国。这一阶段，各自对对方还不甚了解。例如，诠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名理探》虽已被译成中文，但是除了像李之藻这样的科学家之外，还鲜为人知。所以，此时的比较研究，带有许多臆测的成分。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称颂孔子哲学，竟然把它当作是反对封建统治，鼓吹理性主义的思想武器。

第二次，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时期，围绕着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再次形成高潮。在变法前夕，严复提出的“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论世变之亟》）观点，反映了此次比较研究一开始就抓住了两种不同形态哲学的实质性问题。由于争论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禁闭的国门之后进行的，所以具有尖锐的对立色彩。可是，相信西学、新学能够救国的，也并没有真正找到救国救民的良药。这次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是西方进化论哲学被系统介绍进来，整整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被它所折服。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和推进社会历史的演变。当然，进化论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第三次，五四时期。当时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中西文化的大论战，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其比较、讨论的深度与产生影响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上一次。这时期的比较、讨论是在新的情况下展开的。主张复古、固守“国粹”的，已不是对西方文化毫无所知的清末的顽固派，而是对西方文化已有相当了解，以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面貌出现。推崇西学的，已不以介绍进化论为满足，而是把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统统搬进来。其中以宣扬实用主义和伯格森哲学为影响最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也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传入中国，并广泛地传播开来。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大比较、大论战的最积极的成果，是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科学的回答。

八十年代出现的中西哲学比较热，可以说是第四次热潮了。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行了开放政策。在吸收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要不要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如何分清精华与糟粕？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地放在我们的面前。与此相关的，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中，又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哪些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那些是糟粕？这个问题也迫切需要给予回答。从国际环境来说，一批西方学者为了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正在从东方智慧中寻求启示。这也使当前这股比较热，增加了热度。

回顾了历史，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往往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比较，不只是找出双方的异同，判明各自的优劣，而是要解决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重大问题，以使我们民族能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恐怕在哲学史研究领域内，很难再找出一个课题，具有如此重大的社会意义，并在历史上产生持续的影响。可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对哲学本身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方面的意义，在以前几次热潮中注意得不够。当前，在开展比较研究时，理应给以足够的重视。

首先，通过对中学哲学的比较研究，正确地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揭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特殊规律。一种哲学的特点，仅以自身来说明，往往难以讲透，不易使人信服。如果与别的哲学做深入的比较，其特点就会鲜明地显现出来。现在许多人都在说，中国哲学属伦理型，西方哲学属科学型。类型的划分，应该是建立在对事物特性做充分揭示的基础上的。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属伦理型，表现为传统哲学中没有认识论。这就很值得推敲。认识论不能只是西方一种类型。就是传统哲学中，道家认识论就与儒家认识论不同。问题在于，我们要在中戏比较中，把传统哲学的认识理论的特点，正确地概括出来。传统的认识理论，是怎样围绕着名实之辩建立起来，以后又怎样演变为形神之辨、言意之辨以至发展到心物、知行之辨。其中有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它与西方讨论感性、知性、理性问题有何异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其次，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去吸收外来哲学的长处，发扬传统哲学的优点，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侯外庐同志早在四十年代比较中西哲学时说，中国古代哲学家有“贤人作风”，而古希腊哲学家则有“智者气象”（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两者是中西哲学各自的长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对传统中有好的一面也不敢说。中国哲学家历来把“人”作为中心问题来考察，把解决现实人世中的最根本问题为己任，这总有可取之处吧。无怪乎一些西方思想家深感“人”的“失落”，一旦接触到东方哲学后，惊叹中国古代早已有了“哲学人类学”。同时，西方哲学中类似“智者气象”等长处，值得我们吸收。现在我们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已经不可能回避西方哲学中的概

念、范畴了。完全袭用传统的术语、概念，不仅现代青年人难以接受，就是对改造传统哲学也是不利的。指导我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它的概念系统许多直接渊源于西方哲学。通过比较，总的说来，有利于对传统哲学概念、术语把握的精确化。比较还将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方法，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回顾、总结历史上中外哲学的交往，研究外来哲学在中国本土的生根以及传统哲学融通外来哲学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方式，还能增强我们吸收、改造外来哲学思想的自觉性。

再次，科学地开展中西哲学比较，有利于探讨、总结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共同规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还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虽然是没有“十分清楚”地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从先秦的天人之辨，发展为后来的有无、本末之辨，心物之辨、理气（道器）之辩，实质上还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又如，列宁曾把人类认识的发展比作一个个圆圈，以说明思想发展并非是直线型的。中国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证实了上述概括具有普遍意义。例如：原始阴阳说——孔、墨——《老子》；张载——程、朱、陆、王——王夫之。这与列宁所列举欧洲哲学发展的圆圈：笛卡尔——伽桑狄——斯宾诺萨；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见列宁：《哲学笔记》，第411页），都同样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

最后，由上述三个方面必然会导致第四方面的结果：通过中西哲学比较，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它同样会在吸收各民族哲学的优秀成果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主要是批判地改造欧洲哲学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例如，他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辩证唯物论的根本之点。“实事求是”是中国古代学者所讲求的治学态度。远的不说，以清、近代来说，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推崇“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有乾嘉学派治经的“实事求是”；有疑古学派整理古籍的“实事求是”；还有郭沫若在二十年代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核心，即是继承传统哲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广泛地、深入地、科学地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也必将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贡献。